《讀史方輿紀要》等傳統史地著作多有一句慣用語「得某地者得天下」，對山河、城市在軍事上的意義也往往做出決定性的定論。而通過本編諸戰例的分析可見，在實際戰爭中並不存在這種僵化的必然性。真正決定戰爭勝負的並非地理環境，而是一個軍事—政治體的自我整合程度，社會形態、政治結構是戰爭的決定因素，它們決定著戰爭的發生、形式，而戰爭又影響著社會、政治結構的重組。
在戰史研究中，研究者往往強調軍事技術、地理環境、統帥決策對戰爭勝負的決定意義。但將視野拉遠就會發現，政治結構才是決定政權軍事成就的關鍵。本編以桓溫和劉裕的北伐為例，討論了不同政治結構下的戰爭形態。東晉門閥政治之下掌握軍政權力的士族門閥擁兵自重，互相覬覦和掣肘，對北方的戰爭一直少有建樹；而劉裕為首的北府軍人勢力則消滅了士族分權，確立了令行禁止、賞罰嚴明的政治秩序，一洗士族政治的萎靡，從而對外連續攻滅北方政權，對內重建了皇權的獨尊地位。再以近代為例，北洋水師的覆滅、甲午戰爭的失敗，根源在於晚清政權的渙散，地方實力派借辦洋務擁兵自重，與桓溫的失敗如出一轍。而在朝鮮戰爭中，新中國的志願軍能夠與美軍為主的聯合國軍平分秋色，也正因為通過歷次政治運動消滅了離心傾向，使政權具有極高的運行效率與社會動員能力。
當然，政治結構並非自動生成。集權、高效的政治結構，也都是戰爭洗禮和錘煉的產物。春秋貴族社會的分權特徵很明顯，但通過「三家分晉」等內部戰爭，逐漸形成了以戰國七雄為代表的新型集權國家，又經歷百餘年戰爭過渡到秦朝的統一。東晉門閥政治渙散，也是在一次次內戰中出現了北府兵勢力的崛起，最終由軍人勢力結束了士族的統治，並將戰爭機器轉向對外擴張。而西晉八王之亂後的政治渙散局面，在北方也是通過劉、石政權的戰爭而重建集權的。政治體系和戰爭由此實現互動，戰爭孕育的新軍人階層建立更高效的專制政體（或表現為北方民族入主的形式），並進行新一輪擴張。政治分權渙散—通過內戰走向集權—新興政權對外擴張，構成了一個從內到外、從政治到軍事的連續發展過程。中國歷史自春秋進入戰國爭霸、秦統一和西漢的大擴張，是這個循環的第一次展示；而自兩晉十六國的解體、南北朝的爭霸到隋及唐前期的大擴張，則是這個循環的第二次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