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的新德意志對未來自己在歐洲扮演的角色滿懷深深的未知，而德意志人也對自己的新身份充滿困惑。包括法國割讓的阿爾薩斯和洛林兩地的新德意志範圍內有4100萬居民，他們中的大多數並不把自己稱為德國人，他們仍舊滿懷地方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的自豪感，把自己稱為巴伐利亞人、普魯士人、巴登人、薩克森人，不一而足。北海和波羅的海的港口居民仍以漢薩人自居，意指曾經壟斷航線和商業的強大商業聯盟——北德漢薩同盟在中世紀的輝煌。這些自我身份定義的潛台詞能讓那些使用它們的人們與一般意義上的德意志民族身份、與俾斯麥和柏林的統治劃清界限。不過，就連俾斯麥和他親手推上皇位的帝國皇帝也更願意稱自己為普魯士人，條件允許的話，乃至早已消失在歷史塵埃裡的勃蘭登堡人。俾斯麥偶爾會把自己喚作普魯士國王的「勃蘭登堡侯國臣民」；他偶爾也會強調他的祖先早在1416年霍亨索倫王朝從紐倫堡遷入勃蘭登堡之前就在這裡的舊馬爾克公社佔有土地。
德意志聯邦主義情結不僅曾經是，而且如今也是德意志人由來已久地渴望與政治中心、與波恩或柏林、與「德國人」的身份保持差別的最實際的憲法表達形式。人們一直埋怨俾斯麥新德意志的原因之一，在於這個國家搞的是中央集權制，而聯邦制只是順便用簡單的憲法語言粉飾了一下——「德意志帝國是德意志諸邦國和自由市的共同體」。普魯士在經濟、工業、財政、行政和軍隊等領域都占主宰地位——實際上，德意志三分之二的疆域、五分之三的人口都歸普魯士統治。先通過柏林威廉大街的普魯士政府機構進行決策，再提交帝國各部門參閱，隨後法案得以確立，政策得以推行。而且，在官方文件中，那些掌管帝國各部門的國務秘書們在地位上顯然不及那些「冠以閣下頭銜」的普魯士大臣們高。
即使是在巴伐利亞、符騰堡和巴登這些邦被納入俾斯麥的新德國前——它們曾經被拿破侖出於戰略考慮而有意規劃在歐洲地圖之上——這些邦的人們也從未忘記他們的祖父們曾經可以如何自由地決定自己邦的事務、發行自己邦的錢幣、規定自己邦的稅收，而同時，除了遠在天邊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外，任何人無權凌駕於本地市政府與修道院之上。科隆人民始終厭惡普魯士自1813年拿破侖敗退開始至20世紀中葉結束的佔領。他們常常會在一年一度的狂歡節上進行嘲諷普魯士歷史英雄人物的表演。當地的1848年革命明顯帶有反普魯士的色彩，而1918年剛過當地又掀起了一股聲勢浩大的萊茵分離主義，試圖脫離普魯士和柏林而獨立。在曾經引入法國法律的德意志西部地區，《拿破侖法典》被沿用到1900年。而地處德意志東部的普魯士所制定的《普魯士邦法》——一部歷史悠久、深受啟蒙主義熏陶、貫徹法國大革命理念的民事法，也得以沿用至今。
德意志的多樣性還深深地體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體現在麵包與啤酒、服裝、語言及地區法律中。除了有產階層和知識分子，普通人都只說當地方言。而那些人也只是在彼此對話時才講官方德語；他們同下人、底層民眾對話時仍要講方言。俾斯麥，既是詩人又是偉大的議會演說家，在對易北河容克莊園裡的農民講話時依然使用低地德語，一種南德意志人聽不懂的方言。南德意志下巴伐利亞的多瑙河畔的施特勞賓居民，每每踏上北德意志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的土地，都會油然而生一種異國之感——他們當然不會認為有什麼理由去那裡。德語中還有很多使用起來千差萬別的語調和成語，它們一旦被同時使用，則或被人認為滑稽可笑，或讓人不知所云，或二感兼有。薩克森邦的居民擁有一門得天獨厚的方言，聽起來往好裡說是有趣，往壞裡說是粗魯，不過他們精湛的文化和工業成就使這種方言得以保留下來。
語言只是體現德意志多樣性的一個方面。德國國土上的房屋建築樣式和村落佈局樣式也極富差異性，這可以折射出德意志農業和封建土地制度在古代的差別。德意志東部的一些地區人煙愈來愈稀少，流出的大量人口紛紛湧入大城市——以柏林為甚。在德意志南部的符騰堡，幾個世紀生生不息的紡織業和金屬貿易使這裡的居民能在小城市裡過著不錯的生活，現在，那些小城大都已經發展成繁榮的工業中心。
飲食無疑也是體現多樣性的一個方面，尤其是因儲藏和運輸之不易而只能就地消費的啤酒。各式奇形怪狀的麵包和餅乾往往能反映出歷史和神話起源。傳統的德意志麵包卷形狀被做成像女性生殖器那樣，無疑象徵著生育崇拜。麵包品種大多以硬皮黑麵包為主，小麥非常昂貴，所以白麵包對中產階級而言也是一種奢侈品。肉類也是如此：只有禮拜日才能吃到。魚類在德意志北部成為廉價的主食，的確非常廉價，連科隆地位低下的僕人們都抱怨怎麼天天吃鮭魚。那時萊茵河還是一條從阿爾卑斯山源頭奔湧而來的水清沙白的河流。在德意志南部，鯉魚之類的魚受到富人和窮人的歡迎，這些魚最初都是修道院裡的魚塘養的。當時奶酪還並不是什麼佳餚。因為上好的奶酪品種無法從法國或瑞典進口，本地出產的酸臭奶酪才是下層百姓餐桌上常見的食物。
啤酒是普通百姓的常見飲料，香檳、白蘭地和葡萄酒則是達官貴人們的專享。葡萄酒大多為產自西部萊茵法爾茨的雷司令白葡萄酒，更受歡迎的則產自萊茵高（Rheingau）——即被英國人冠以「霍克酒」（Hock）之名的霍克海姆葡萄酒。另外還有弗朗克尼亞生產的灌在山羊睪丸形酒瓶中的席瓦娜葡萄酒，這種葡萄酒再次借用山羊睪丸形狀寓意強大的性能力。出產雷司令白葡萄酒的摩澤爾位於巴登地區下薩爾河和上萊茵河之間的河谷地區。德累斯頓附近的易北河谷和魏瑪附近陡峭且怪石嶙峋的薩勒河谷也出產葡萄酒。《凡爾賽條約》規定，德國香檳酒只能被命名為「塞克特酒」（Sekt）。因此，作為對法國科涅克白蘭地的回應，德國白蘭地酒融入了更多的本土元素：南方利用李子或櫻桃釀造白蘭地酒，北方則利用土豆和黑麥釀造杜松子酒。
甚至人們的用餐時間也不盡相同。對於廣大工人來說，一天的活動始於日出而止於日落：因為點燈的花費太高。他們的勞動時間很長，每天超過10小時，每週大於50小時。與工人截然相反，上流社會在日落後除了睡覺外還有大把的空閒時間。天黑後照樣暢飲葡萄酒、享用晚餐是他們生活的顯著特徵。當時工人勞動時要攜帶麵包、香腸和湯飲——食堂是以後才出現的事物。與工人截然相反，富人們的一天以小份鞍上早點和騎馬開始，隨後是「早餐」（dejeuner）——上流社會習慣用這個詞表示午餐，下午五點鐘在酒店與友人聊天或伴著音樂品用下午茶。正餐通常在晚上進行：晚八點之前進食被視為下等人的特徵。餐桌擺滿六或八道菜並不令人驚訝：事實上，餐桌上的奢靡程度成為衡量主人經濟地位的標準，不論是邁森、柏林或寧芬堡生產的瓷器，還是魚子醬、香檳、鮮魚、鹿肉和非時令水果，都能體現身份。
19世紀末才出現的自來水在彼時還是奢侈品，而熱水則專供富人享用。沖水廁所是文明生活方式的一大象徵，在彼時也是極其昂貴的。大多數廁所仍然臭氣熏天，通常搭設在屋外的庭院處，木門上刻著心形圖案（為什麼要刻心形圖案始終是個謎），由數個家庭共用。浴缸在古代並非沒存在過，但始終被視為奢侈品。連老皇帝威廉一世想要洗個澡時，也需要讓人把附近一家酒店的浴缸搬到位於柏林菩提樹下大街的皇宮裡。電力在19世紀最後幾年得到大規模推廣——由埃米爾·拉特瑙（Emil Rathenau）的德國電氣聯營公司（AEG）安裝的電燈早在1876年就已將帝都柏林點亮——這一切使百姓的生活更為明亮，用人更為減少，環境更為良好。
現代技術促進了平等主義的發展。窮人的世界和富人的世界開始逐步相互交織。自行車提高了人的速度，不過對當時的窮人來說仍屬於貴重物品。火車亦是如此，車上尚設有四個等級的車廂：四等車廂售予那些搬運笨重行李的窮人，三等車廂售予擁有一般財富的中產階層，二等車廂專售女士，一等車廂只留給富人。儘管如此，薩克森國王依舊抱怨眾人的鐵路出行太過於平等，因為國王和普通工人居然可以乘同一輛火車同時出發、同時到達。時間也是使眾人平等的偉大之物。因為鐵路和工業必須要求標準時間，過去的陳規舊律不再適合。這種統一的標準時間和價格合理的懷表的普及，意味著量度時間不再是一項特權，而是日常生活的必需。
當然，度假也只是富人的專利。極大地借助鐵路的快捷與安全，他們可以四處周遊。人們可以乘火車從柏林出發北上海利根達姆，以期在波羅的海岸邊優雅的新古典風景中度過週末；也可以南下前往法屬裡維埃拉，去到曾經令人望而卻步現在變得愈發吸引城市中產階級的瑞士阿爾卑斯山脈間。因為在瑞士作家約翰娜·斯比麗（Johanna Spyri）的暢銷小說《海蒂》中，那個來自拉格斯溫泉附近大山的天真的小女孩代表著身體和靈魂的健康。火車和電車使得城市郊區不斷擴大，花園城市和到鄉間別墅過週末的想法得到實現。正如漢普斯德是倫敦百姓的休閒之所一樣，格林瓦爾德和萬湖（Wannsee）也成為柏林百姓的休閒之所，艾本霍森（Ebenhausen）則也成為慕尼黑熱愛大自然的富人們的休閒之所。
健康前所未有地成為一件人們認真關注的事情，體育運動亦如此。在這件事情上，富人和窮人又一次表現出差別：上流社會驕傲地炫耀著他們的英倫風，他們打高爾夫球並練習騎馬。學生中那些更尚武者則會學習擊劍，這與其是為了健康，倒不如是為了榮耀和名聲。偶爾發生的、小心翼翼上演的擊劍決鬥被視為一項社會地位的象徵，如果決鬥順利，臉上能留下精心設計的傷疤，那就好似佩戴了一枚勳章，能夠保證決鬥的學子借助那層無形而強大的校友關係網快速躋身上流社會。熱愛踢球的普通民眾也會經常參加自行車賽和拳擊賽。就連社會民主黨自己也認為，工人階級的體育活動在他們從搖籃到墳墓的全方位福利體系下得到了良好的開展。
嚴格意義上來看，一個單一的德國社會是不存在的。一座東普魯士莊園，無論其小如普通騎士領一般，還是大如登霍夫家族（Donhoffs）、多納家族（Dohnas）和勒恩多夫家族（Lehndorffs）大地產一般，仍然保留著很多傳統生活模式的痕跡。但是，即便是這裡，農業蕭條也是可以感受到的，因為這裡自19世紀70年代中期便開始遭受來自烏克蘭肥沃黑土地、阿根廷綠色牧場和美國中西部廣大平原的競爭衝擊。柏林，與之涇渭分明，已然成為一個擁有近百萬居民的不斷發展的大都市。舊建築轟然倒塌，新建築拔地而起；憑借快捷的運輸網，一個個村莊被連接起來，逐漸形成一個個新工業中心。柏林不僅容納了舊普魯士的權力精英，也容納了新式銀行、現代化大眾媒體、有組織的利益團體和政黨。在德國西部，魯爾區的工業迅猛發展。在德國南部，因為缺乏煤礦和鋼鐵工廠，另一種工業化發展模式被推廣，以腦力和精細工藝為基礎的傳統手工業，被改造成以紡織業和冶金業為基礎的現代工業。總而言之，德國是個多方面的社會，而且這些方面都在不停地發展。前往北美的移民潮趨勢不見減弱：事實上，1870年戰爭爆發後，移民數量達到新高。在隨後的20年裡，每年約有10萬青年男女離開德國的家園，去新大陸謀求更好的生活。大多數移民北美的親人們會熱情洋溢地把剛剛結束南北內戰、正在進行西部大開發的美國，描繪成一個充滿無限機遇的國度。這股移民熱潮持續到1893年北美爆發經濟大蕭條為止，因為那時美國鐵路圈地運動已經結束，德國經濟前景更加繁盛。
國內人口遷移的人數要比移民國外的人數多得多。國內人口不斷從東部湧向西部，從上和下西裡西亞及波茲南省、從西普魯士和東普魯士湧向柏林等大城市。國內人口的不斷增加不僅創造了巨大的消費市場，而且為工業提供了大量勞動力。皇帝的臣民人數以每年大於1%的速度增加，從1871年的4100萬人增加至1913年的6800萬人。這種人口爆發式增長直到1906—1907年工業不景氣時期才趨於平穩。歷史數據表明，這也意味著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除俄國外，德國是歐洲諸國中人口最年輕的國家。而法國人口與之大相逕庭，在經歷拿破侖戰爭的血雨腥風之後便一直裹足不前。
德國社會充滿年輕的活力和創業的精神，但也缺少經驗，這些社會現象體現為德國的爆發式劇變。在城市，由於高房租以及19世紀80年代集體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家庭規模日趨縮小。在農村，農民們仍然想要很多小孩，但是土地卻無法養活這麼多孩子，因為土地能帶來的收入比城市工業提供的報酬微薄。因此，人口從東部向西部的遷移便是一場人口從農村向城市——柏林、魯爾、法蘭克福、斯圖加特、慕尼黑、紐倫堡、漢堡和不來梅聚集的頻繁運動。城市很快拆掉它們的古城牆，並且建設起一系列鱗次櫛比的工業區和住宅區，公共交通不斷合併掉周邊的村莊，同時鼓勵工業建廠吸納附近的勞動力。在不斷擴張的城市旁邊，原本地位低賤的農民的兒子趁機賣掉為未來城郊建築用地做準備的貧瘠田地，而終於盼到大發橫財的出頭之日，在一夜之間暴發為百萬富翁。人口的增長、高漲的生活水平、科技與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動力一起創造了經濟史學家所說的「內部拉動的增長」。
因為所有事、所有人都在發展，所以階級的藩籬不再是不可逾越的。地理上的人口遷移帶來了社會階層的上下流動，大多情況是下層百姓在向上層流動。只有那些依靠馬匹和公路做買賣的人群在往下層流動，因為這些行當已經被鐵路物流所取代。許多鞋匠和裁縫逐漸被社會所淘汰，因為現代製造業日漸佔據主導，而縫紉機也代替了技工的操作。今天的德國，施奈德（裁縫）、舒馬赫（鞋匠）、穆勒（磨坊工）和施密特（鐵匠）都是最常見的姓氏，這就足以證明在工業革命前這些行當曾經有多麼興盛。不過，一些上升渠道被關閉，就會有另一些上升渠道被打開，而這要歸功於綜合大學和技術學院帶來的高等教育和技術培訓的迅速推進。另外，德國還有很多機構向企業中層管理人員提供工藝或會計方面的職業培訓。比起大多數歐洲國家，德國擁有更多教育機會來推動社會下層向社會上層的流動，而這個機會主要由國家提供。普通百姓尊重學問，遇到「博士先生」和「博士太太」——即博士的妻子時，即便那位太太未曾踏進大學的校門，他們都會對二者表現得尤為尊敬，這種尊敬激勵著人們向更高的教育水平努力。
從軍和從政也是提高社會地位的渠道，特別是人們在軍隊服滿12年役後，便有機會在日益龐大的行政機構中謀得一份小差事——在徵稅所、海關和國稅局或那些為規範工業社會而成立的眾多官僚機構。康拉德·阿登納（Konrad Adenauer），聯邦德國1949年首任總理，就出生在一個普魯士軍官轉業為海關官員的家庭裡。少年阿登納被送去讀高中，接著在大學裡學習法律，後來娶了一位貴族女子為妻，1917年剛40歲出頭便出任家鄉科隆的市長。這一切按任何標準來衡量都是一段相當精彩的人生。阿登納身上折射出的這種學習熱情和頑強意志是德國人奮鬥的典範。特奧多爾·蒙森，德國著名古典學家同時也是190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有著與阿登納同樣典型的上升軌跡。這個出生在北德意志村莊的男孩最終成為帝國學識最淵博的大師之一——同時也是批評帝國最犀利的人士。諸如此類的鯉魚跳龍門的人士還有很多。他們無不是出身寒微但發奮苦讀；念高中是第一步，上大學則是第二步，然後顯赫地位便近在咫尺了。從統計方法上看，許多軍隊高級將領和政府高級官員都是貴族的論斷會讓人產生誤解，因為德國的貴族授予制使許多平民獲得貴族頭銜，就像許多英國高級將領和政府官員受封爵士頭銜一樣。
普魯士國王於1866年吞併法蘭克福，使馮·羅斯柴爾德（von Rothschild）男爵成為他的臣民，那些原本沒有貴族封號的銀行家乃至猶太銀行家都有機會在自己姓氏前加上一個「馮」或「男爵」稱謂（傳統貴族出身的特殊標誌），而成為新貴族。亞伯拉罕·奧本海姆（Abraham Oppenheim），這位來自科隆的猶太銀行家，名望極高並且熱衷行善，就此獲封男爵頭銜。同樣，格爾森·馮·布萊希羅德也獲得了爵位，而他的最大功績就是幫俾斯麥增加了大量財富。19世紀末的德國和奧地利、比利時、英國一樣，對功名、財富和求知持開放態度。
婦女們不得不等待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到來，讓戰爭推翻阻礙她們全面參與社會生活的藩籬。因為直到1900年之後，中產階級的女性——上流社會認為女性讀書有失身份——才開始作為正式學生踏入大學的校門。在戰爭爆發的前幾年，女性不但可以學習哲學、社會學，也可以學習醫學。因為對貧苦的婦女而言，為生計而工作遠比人權重要得多。男人們外出從事重體力勞動，例如到冶金廠做工，女人們則會在家附近的紡織廠裡織織縫縫，而家裡只留下老人照顧孩子。在手工業時代，女人們的生活大體就是記賬、照料家裡的孩子們以及反抗丈夫的權威。她們的生活方式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化，更多的只是日復一日的重複生活。
柏林成為帝國的政治首都，並未顧及西部、南部和薩克森居民的感受。「我們害怕大都市」，歌德借《威廉·邁斯特的漫遊年代》的主人公之口道出。他指的便是柏林。事實上，歌德一生中只去過柏林一兩次，也沒有喜歡上那裡。1815年維也納會議後，德意志邦聯的外交中樞就設在法蘭克福的托恩-塔克西斯親王（Prince of Thurn and Taxis）的巴洛克式的砂岩質王宮中。1848年革命期間的全德國民議會曾在法蘭克福聖保羅教堂共商國是，直到被解散、被羞辱及被貶低至歷史的邊緣。柏林卻在近代德國歷史上頻頻以勝利者的姿態出場，1834年就成為德意志關稅聯盟的首府，只因為普魯士力主實現德意志的自由貿易，而奧地利卻違反潮流，力主保護主義，終致失敗。普魯士還是德意志諸邦中經濟最強的一個，表現為財政健康、金銀貨幣穩定、稅收管理完備。北德意志自由市、科隆和南德意志各省的居民並不贊同將柏林設為帝國首都，不過俾斯麥也不打算徵求他們的意見。儘管他仍對各邦原來的君主們以禮相待，不過毋庸置疑，他才是真正掌握德意志大權的人。
柏林不僅是新帝國的首都，還是歐洲大陸最大的工業中心。柏林據有哈韋爾河和施普雷河交匯之處的優越位置，區內是易北河衝擊形成的大片沙質平原，同時也與奧得河以東的廣大地區相隔不遠。柏林還是巴黎到莫斯科、哥本哈根到米蘭等國際鐵路線上的重要樞紐。1848年竣工的科隆-明登鐵路將德意志西部與柏林相連，幾乎穿越了北德所有的主要河流，並在駛過柏林後繼續向東延伸了500英里，直達位於德意志最東部的東普魯士港口和要塞。與地處巴伐利亞南部的慕尼黑相反——那裡的王室機構為留住本地古老的安寧與祥和而一直限制工業的發展——柏林的工業發展一向受到普魯士政府的鼎力支持而顯得高於一切，為的是解決就業、增加稅收。這裡存在一種奮鬥意識，即普魯士這麼一個只剩泥沙而無其他資源的國家，政府能做的便是鼓勵工業發展，創建夏洛騰堡工業大學，為工業提供先進技術，從英國的蘭開夏和伯明翰引進技術，從倫敦引進資金。遭受路易十四宗教迫害而流亡德意志的法國胡格諾派教徒奠定了新教的勞作精神，再加上本土的虔敬主義和清教主義教義，這些造就了柏林人的創業精神。
自1815年起，普魯士建築師卡爾·弗裡德裡希·申克爾（Karl Friedrich Schinkel）規劃的國都柏林顯現雛形：除了高聳入雲的哥特式建築，其他建築都採用新古典主義風格。幾乎歷代普魯士統治者都十分癡迷於建築，因此比起維也納，柏林從不缺乏新鮮感——因為不斷被推倒又不斷被重建。柏林城的人口也從1800年的近20萬人增長到1900年的近400萬人，這一增長伴隨著德意志東邊鄉村的人們來此尋找更幸福、更自由的生活的歷史進程。德意志西邊的人們對柏林並不感冒，但對德意志東邊的人們——尤其是生活在俄國侵佔的一部分波蘭國土上的猶太人而言，柏林就意味著希望。來自東歐猶太聚集區一戶猶太人家的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在成為德國社會主義運動領袖前，就曾在柏林上過大學。世紀之交柏林最受歡迎的畫家——馬克思·利伯曼（Max Liebermann）同樣來自東邊，而他已在勃蘭登堡門旁建有宅邸、在萬湖畔修有別墅。柏林擁有諸多大型工業公司——波爾西克（Borsig）生產鐵路機車，西門子（Siemens）生產電報設備，而更晚的通用電氣公司則生產電氣裝置，這些公司為移民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俾斯麥在1862年出任普魯士首相時便明確指出，當代的重大問題並非通過演說和多數派決議就能解決，而要用「鐵和血」來解決。而75年後，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糾正了俾斯麥這一老套的說法，指出德意志的統一是通過煤和鋼在經濟上實現的。也正是在柏林，統一各方力量才得到匯聚。
等到世紀之交，柏林當之無愧地成為集繁忙、樂觀、魅力——實際上還有革命以及德意志工業於一身的中心。柏林還是德國金融服務業的中心。1866年法蘭克福被普魯士佔領，普魯士以其支持過奧地利為借口要求其支付巨額賠款，而自那以後的幾十年裡，法蘭克福再也沒有恢復昔日德意志金融中心的地位。不過，彼時的法蘭克福業已錯失了以股份制公司和股份制銀行等大商業為特徵的新型工業的發展潮流。首批誕生的這類股份制銀行旨在保護股東投資鐵路公司等新行業時不受各種風險的影響。這些銀行中的典型有科隆的薩爾·奧本海姆財團（Sal. Oppenheim Jr. & Cie）所創立的達姆斯塔特銀行（Darmstadter Bank），它不久便被遷往柏林。為了更靠近這座權力和工業的中心之城，貼現銀行（Disconto Gesellschaft）、德累斯頓銀行、德國商業銀行（Commerzbank）等一眾銀行紛至沓來，今日的德意志銀行也是從柏林起家的。如果說柏林股票交易所是德意志的晴雨表，那麼1873年成立的德國國家銀行（Reichsbank）則使柏林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更加穩固。在隨後的20多年中，柏林銀行業掌管著俄國人的借款、整個波羅的海地區的貿易和大量在南北美進行的投資。
俾斯麥治下的柏林與同時期英國帕默斯頓首相治下的倫敦和法國阿道夫·梯也爾（Adolphe Thiers）首相治下的巴黎更為相似，而不像1919年後魏瑪共和國治下的喧嚷、花哨、神經質的柏林，也不像納粹殘暴統治下的第三帝國的首都柏林。彼時的柏林一度是歐洲大陸中央的重鎮，同時也是一個夾雜著無數鄉村的「大縣城」，柏林人借此揶揄他們的「市郊」——一種本地社區。柏林能把波茨坦公園和宮殿的田園牧歌之美與德國一流大學的莊嚴之感融合在一起。柏林企業的水平與美國比也不落下風。柏林還洋溢著愛國主義情懷，無論是腓特烈·威廉（Friedrich Wilhelm）王太子創建的國家美術館、德皇威廉二世創立的威廉皇家科學院，還是藝術大師威廉·馮·博德（Wilhelm von Bode）創辦的大型博物館群，都是這種愛國主義的寫照。在歷經一代人的建設之後，即便那些最不看好德國的人士也會承認，柏林除了呈現出城市的骯髒、無情的剝削和有組織的犯罪等近代工業社會的陰暗面外，也展現出良好的藝術、工業、銀行業、建築和城市規劃，完善的衛生保障、交通運輸和基礎設施更是無可挑剔。
除《法蘭克福報》和那時的德國《金融時報》外，所有大小報紙都在柏林出版發行，每天會有兩到三種報紙詳盡地報道帝國議會的開會情況。這是一個充滿活力、咄咄逼人而又目空一切的傳媒界，它選址在柯赫大街，在腓特烈大街、威廉大街和菩提樹下大街構成的政府廣場之南只幾百米之遙，坐落在宮殿廣場和巴黎廣場之間，靠近勃蘭登堡門。德國各大利益集團和有組織的利益團體都在柏林設立了自己的總部，主要做一些打探情報、遊說、募集資金、舉行集會並發行一些幾乎無人理會的手冊的事情。隨著1873年大蕭條的來臨，自由貿易主義被迫讓位於貿易保護主義，這些利益組織也迎來了大顯身手的機會。他們據此主張國家必須做出干預，並將之與帝國對財政收入的緊張相提並論。這一主張不僅立足經濟層面，而且涉及政黨制度。通過對各類政商聯盟的管理和操控，俾斯麥輕易控制著政局，這一幕幕每天都在威廉大街的首相府、巴黎廣場的阿德隆酒店、濱海大酒店以及兩三個高檔餐廳如博爾夏特餐廳及御林廣場旁的路特·韋格納餐廳之間上演。俾斯麥式政治體制常常被描述成近乎獨裁的體制，但其更多地表現為一種遊說政治，這種政治模式與其他工業化國家如法國、比利時、英國或美國相比並無不同。
很多人難以適應國家出現的急速變化。他們中的有識之士因此擔心柏林這種無節制的生活與政治前進節奏會讓人們既得的一切面臨喪失的危險。不過，更多的人感受到的只是全歐洲由工業發展、殖民擴張和生活水平高漲而激發的普遍的樂觀主義。也正是在那個時候，對危險的預感越來越強烈，以至真正地一語成讖。
在考察完德意志帝國的興衰歷史後，聯邦德國首任總理康拉德·阿登納指出：「政治家必須做一個悲觀主義者」。「危險正遊蕩在這個國家的每個角落」——但是，這還不能成為位居工業革命前列的德意志人民的主流意識，因為俾斯麥似乎還能掌控歐洲局勢，國力、科技和工業實力每天還在增強。這一次，歷史似乎出人意料地與德意志人民站在了一起，而任何不和諧音符則被有意地排斥在這場歌舞昇平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