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麥的謝幕充滿了戲劇性及其本人的無力感。這一幕開始於1889年，舞台不在柏林這個政治中心，而是在上西裡西亞和魯爾的礦區。那裡的15萬名礦工發起了一場罷工，為的是爭取更高的工資與更好的安全保障。軍隊的煤炭供給因此受到影響，於是俾斯麥準備派兵包圍礦區，並對那裡實施戒嚴。省長馮·貝爾勒普施（von Berlepsch）男爵對礦工們的遭遇十分同情，建議不對罷工進行鎮壓，初登帝位的新皇帝威廉二世採納了他的建議。並且，他還接見了礦工代表團，並許諾改善工人待遇——這雖是理智處理，但卻是對俾斯麥本人及其所奉行的鎮壓、拉攏與威懾的政治策略三部曲的公然挑釁。
此外，帝國議會在1890年春的大選也對俾斯麥一派極為不利：他們失去了議會的多數派席位。激烈的爭論開始見諸報端、法庭和帝國議會，人們都在爭論是否不再繼續實施《反社會黨人法》。一方面，俾斯麥堅持保留該法；另一方面，皇帝、工業界和軍隊將領卻都主張寬容對待社會民主黨人。他們認為這一法令只會讓社會民主黨人獲得更廣泛的同情，因為這將促使他們獲得更多的選票支持。皇帝故作高尚地宣佈：「我不允許任何人用我子民的血來玷污我純潔的統治」。為逼迫皇帝就範，俾斯麥想盡辦法挑起上層的嘩變，搶先發動反社會民主黨人的罷工，解散議會內閣。首相府甚至另行草擬了一項新的軍事議案——《反社會黨人法》的強化版。俾斯麥意在製造亂局以加大皇帝對自己的依賴性，不過這種手腕對凸顯這位老船長的不可缺少性的作用愈來愈有限。
並且，他做得有些過了頭。皇帝已經不再視俾斯麥為解決麻煩的人，而是製造麻煩的人，要求俾斯麥馬上辭職。這位一向善於玩弄權術的老人則聲稱德國外交上出現重大危機，俄國將對德國宣戰。不過，俾斯麥這次的博弈注定要失敗，因為年輕的皇帝要比這位老首相更聰明。當柏林傳出俾斯麥辭職的消息時，大多數民眾感到如釋重負。先帝腓特烈三世的遺孀同時也是英國維多利亞女王之女也對俾斯麥的下台表示歡迎，認為這會是新一天的開始：
我們在他治下遭受了無盡的痛苦！他的影響侵蝕了整個集團——他的官吏們，乃至德國政治的生命！他使得生活在柏林完全無法忍受，除非人們願意淪為他手中墮落的奴隸。他的黨團、他的黨羽和崇拜者甚至比他本人還要惡劣無數倍……要彌補這一切的破壞還需要很多年。他只在乎外面的世界，幻想著憑借一支龐大的軍隊德國就會強大、偉大和團結……他不知道德國為此付出了多少代價。
歷史雖然過去了很多年，但對俾斯麥依然更仁慈一些。他殫精竭慮建立的聯盟體系雖然脆弱卻得到了後人的認可，他嘔心瀝血維繫的歐洲大陸均勢最終被證明是英明的，他取得的各項外交成就令威廉二世自負的邊緣政策自慚形穢，更是希特勒遺臭萬年的虛無主義無法企及的。他對德國和德國人民的未來一直憂心忡忡。一天晚上，他對他的客人坦陳睡眠無法緩解他的焦慮：「我會繼續夢見我白天的焦慮。而最近，我在夢中看到德意志的版圖就在我眼前一片片地腐朽，繼而剝落。」然而，幾年後他說道：「這裡的人民不懂得如何管理自我。有產者不事生產。只有那些飢腸轆轆的人群才辛勤工作，而他們早晚會毀滅我們。」俾斯麥之所以能夠取得這些成就，不是在於他會與時俱進，而是因為他的故步自封；在成功留住普魯士舊政體後，他最殷切的期望便是阻止歷史前進的步伐。但是，這個期望只有借助一場由他設計的自上而下的革命才能實現——而且機會只有一次。即便這是一場上層貴族的自救式改革，但終究也具有革命意義。
社會一旦改變自己的基礎結構，是不會大張旗鼓地公之於眾的。至少1890年的德國不是這樣。在為德意志掌舵28年之久後，俾斯麥被他的少主威廉二世無情地解雇了。這不僅僅象徵著代際的變革，而且也反映出德國的社會結構正處於深刻的不可逆轉的變革大潮中。審視德國的投資、就業人口和社會生產價值發現，工業產值已經超越農業，規模小卻飛速擴張的服務業——銀行、保險、教育、公共服務等正迎頭趕上。
俾斯麥的繼任者——列奧·馮·卡普裡維首相曾任海軍大臣。他像俾斯麥一樣，也深知想要將德國的安全體系維持下去，前提便是永遠別挑戰英國的海上霸權，同時尊崇英國為實現歐洲大陸均勢的首要列強。因此，他上台後除了不再續訂德俄《再保險條約》，還奉行自己篤信的戒律「少佔點非洲，多一點安全」。他用英國垂涎已久的東非沿岸的桑給巴爾島換回了易北河口灣正中間的黑爾戈蘭島——這塊紅色礁巖對德國有著重要的戰略價值。但是，此舉卻遭到德國右翼殖民主義黨派的猛烈攻擊。「泛德意志同盟」因此應運而生，一舉成為德國最偏激的民族主義，很快便獲得財團和媒體的支持。
卡普裡維致力改善社會公平，嘗試建立容克地主階級與工人階級的保守聯盟。他與俄國達成貿易妥協的協議，這是俾斯麥向來反對並拒絕考慮的；此舉導致公眾——尤其是東部的容克地主階級失去了對俄國殘留的最後一絲同情心。對於由將軍當上首相的卡普裡維而言，這是一項重大舉措，因為不管是從安全上看還是從貿易出發，向俄國及其他國家開放德國市場有利於德國工業品打開迄今尚未向德國開放的國外市場。他在帝國議會介紹這份對俄條約草案時指出：「我們不得不出口。我們要麼出口勞動力，要麼出口產品。我們的人口在不停地增長，如果工業不能一同增長的話，我們就活不下去。」因為卡普裡維非常清楚，德國與世界各國的貿易收支十幾年來一直處於出超的盈利狀態。他還清楚，鑒於德國所處的複雜地緣格局，國內的分歧是不能再擴大的。在拋棄《反社會黨人法》後，帝國政府便努力把大大小小的貿易聯合會納入政府領導下，邀請工會代表列席勞資法庭，完善強制性社會保險的自治機制，這些都有利於團結德國社會各階層。在社會治理方略上，卡普裡維無疑在按俾斯麥的步伐走，因為俾斯麥深知，德國外部身處歐洲不太平的格局裡，只能通過加快福利制國家的建設來維護自己內部的太平。
不過，這位軍人首相的各種努力並不受保守主義黨團、民族主義組織和皇室的歡迎。容克地主階級創立了「帝國地主聯盟」，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便迅速發展成為一個擁有30多萬會員的組織。他們公然宣稱要效仿社會民主黨人的煽動手法，到「陛下跟前」去訴說他們的痛苦，讓卡普裡維滾蛋。威廉二世不得不妥協，催促卡普裡維下野，並立即著手修改關稅。在工業界的一片抗議聲中，關稅最終在1902年攀上新高。卡普裡維短暫的執政（1890—1894）努力將工人階級及其組織安撫進國家政治軌道下，控制德國出口工業的擴張步伐，用妥協與緩和的外交政策代替俾斯麥的合縱連橫策略。這些努力無疑是在迴避問題的實質——究竟工業化德國會成為維護歐洲穩定的中堅力量還是威脅。
從經濟和工業上看，屬於德國自己的20世紀的步伐——第二次工業革命早在1899年前就邁開了。隨著電力為人類提供了清潔、廉價的能源，新一波工業化浪潮席捲了整個19世紀90年代。電力不僅改變了工廠的生產方式，同時，因為有了地上電車和地下鐵路，城市面貌、人們白天與黑夜的生活習慣也得以改變。由原普魯士信號兵的一名上尉創立的西門子公司，起初只是致力於電報業的家族式企業，在與德意志銀行進行緊密聯合後，迅速成長為一家影響世界的公司。電報通信技術是商業發展的基礎，西門子正是陸基與海基通信電纜製造業的龍頭，也正是它將便捷通信推廣到商業活動、戰略決策與政治謀劃中。隨後，西門子致力於為電氣工業提供設備。埃米爾·拉特瑙創立的德國通用電氣公司，最初只是愛迪生專利的特許經營商，致力於研製改變人們日常生活的新電器——洗衣機、電爐、電壺、電冰箱、電熨斗等。1907年，拉特瑙聘請建築師彼得·貝倫斯（Peter Behrens）建造一座風格與前代迥異的廠房。貝倫斯的規劃簡潔、實用，與前工業時代毫不相干，只用於安置新型生產設備。正是這些設備替代了數百萬家庭的勞作，大大地改變了日常生活。
在世紀之交，德國人不再搭乘駛往新世界的輪船，因為與扎根農村的父輩不同，他們會在城市裡努力創造更美好的生活。同具有傳奇色彩的美國相比，德國可能不是一個充滿無限可能的國度；但是，按照歐洲人的標準來衡量，她就是一個充滿無限可能的地方：人口記錄揭示出，這種無限機遇不單單體現為單純的收入增長，還體現為人們能比以往消費更多的肥皂、牛肉、酒水、白麵包、衣服和鞋子。人口的文盲率日益降低，書和報紙的銷量增加了。先前俾斯麥統治下曾出現的社會躁動現在基本都被撫平，即便是帝國曾經的敵人社會民主黨人和中央黨人。當20世紀來臨之際，當世的德國按照任何標準衡量都稱得上「盛世」——就像同期的英國「愛德華時代」一樣，充滿活力與樂觀精神，讓一切不吉利的兆頭銷聲匿跡，被阻擋在國門之外。正如法國思想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所觀察的一樣，20世紀會是屬於德國的世紀。而且，尚在20世紀之初，無數德國人便如此自負地期待。
德意志土地上的廣大人民並不關心這個國家是如何高度政治化，而只關心自己的小日子，就連這種樸素的想法都已受到社會變革的無情衝擊，更令人痛苦的疑問是，人們尚且不知自己往日的經驗能否應付未來的挑戰。多數情況下，答覆無疑是否定的，因為這反而引發對父子關係、母女關係、夫妻關係的質疑。與關心日常瑣碎相比，百姓的確關心別的事情：諸如誰掌握柏林大權、議會做成了什麼又沒做成什麼、皇帝對艦隊發出了何種命令、大英帝國如何背棄盟約，或是德國在境外的殖民情況——在中國膠州灣、非洲西南斯瓦科普蒙德、太平洋薩摩亞群島如何。不管外面如何雲譎波詭，穆勒、施密特這些尋常人家還是要接著過日子，還是要穿衣吃飯，還是要努力適應那些正在改變傳統貿易、營銷、經商方式的新技術——這實際上涉及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殘留下來的君權，蒼鷹和雄獅的圖案依舊廣泛出現在錢幣、公共建築和政府公文上，德意志的傳統還在，只是一天天地褪色罷了。當然，波美拉尼亞、東普魯士或上巴伐利亞等地的鄉村距離新老工業中心尚有數小時火車車程，那兒的生活看起來和過去幾代人似乎沒什麼兩樣，只不過是因為還沒有受到金錢、拚搏、事業和自由主義等工業社會潮流的侵蝕。小城鎮如羅騰堡，地處維爾茨堡到奧格斯堡的鐵路線上，它古色古香的中世紀屋舍與集市顯得像在另一個時空裡，而孩子輩們提出古城壓抑了他們的呼吸空間。20世紀之交，德意志人對科技、發展和未來的熱忱超越了歷史上的任何時代。
一位遊客如果曾經在1870年橫穿自亞琛出發，途經波茨坦與柏林，直抵東普魯士柯尼斯堡的跨越千里的一號國道，並且35年後或者50年後重複一次這樣的旅行，那麼肯定會看到一個充滿翻天覆地的變化的國家：鐵路和電報網遍地都是。火車除了載客，還滿載無數工業產品。每當飛機時不時從頭頂掠過時，孩子們會馬上邊指給同伴看，邊說自己將來也要飛上藍天。馬路上時不時可以看到一輛輛汽車，車裡坐著懷揣大筆金錢、到處闖蕩的年輕人。大部分過去塵土飛揚的道路如今已被鋪設一新。城裡的有軌電車已經能把市中心與偏僻的村莊連接起來；這些村莊則迅速成為城郊，以容納日漸龐大的白領人群。好的城郊則會選擇空曠、優美的風景處蓋上別墅，再用電燈照明。這些地方原來可能只是一片茅屋和一座簡易禮拜所。河流上不斷架起宏偉的鋼鐵大橋，大小運河分別溝通萊茵河與威悉河、威悉河與易北河、易北河與奧得河等——整個北德意志平原以柏林為中心，通過四通八達的水路網連接在一起。大小河流經過幾十年的疏浚也變得暢通無阻；海因裡希·海涅筆下歌頌的那個羅蕾萊礁石——一個阻礙萊茵河航道的威脅最終被炸掉。不過，從美因河出發貫穿弗蘭肯丘陵直達多瑙河的漫長運河工程尚未完工。然而，最顯著的變化主要體現在人身上。窮人的孩子們不再打著赤腳四處乞討為生；他們有機會就讀小學、中學，然後度過工業或手工業學徒的歲月，便可以通過參軍慢慢過上中間階層的生活，當然，這一目標也可以通過職業教育實現。
然而，當那些影響人們幾個世紀的習慣與傳統逝去時，人們對未來的擔憂與恐懼也自然而然地萌芽。隨著各種舊日神話的破滅、禁忌的解除，世界變得不再令人放心，人類的思想與實踐也不斷突破原有的束縛。力量、技術與人口的爆發式發展伴隨著一種應為此付出代價的世紀末的麻木感，正如大哲學家弗裡德裡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在著作裡闡釋的一樣：所有人都生活在慢性自殺裡。希臘神話中的雙面神雅努斯（Janus）腦袋前後長有年少和年老兩副面孔，負責掌管時間的起始與終止，必須時刻承受時光流逝之苦——這是對德國也是歐洲世紀之交的真實寫照。在文學和藝術的幻想世界裡，這種矛盾通過一個個小人物——詩人、藝術家、建築師、工程師和科學家而表現得淋漓盡致。正是在這個時代，托馬斯·曼的大型長篇小說《布登勃洛克一家》才得以橫空出世，向我們展現了德國北部城市呂貝克一戶名門望族由繁榮走向沒落的故事。大約在同時，瓦爾特·拉特瑙這位既是猶太人當中也是德國人當中的傑出者，正著手撰寫他的虛構小說《即將來臨的日子》。
1889年，文學家奧托·布拉姆（Otto Brahm）、馬克西米利安·哈登（Maximilian Harden）、特奧多爾·沃爾夫（Theodor Wolff，自由主義報紙《柏林日報》的創建人）和哈特兩兄弟（Hart brothers）等，效仿法國作家安德烈·安東尼（Andre Antonie）在巴黎創辦的「自由劇院」，聯合創辦了文學界「自由舞台」，以規避政府苛刻的出版審查制度。同一年，格哈特·霍普特曼的成名劇作《日出之前》在「自由舞台」首演，劇中暗含了對社會醜惡現象的強烈不滿。演出引起一片嘩然，卻增加了抨擊社會的宣傳效果，並引發文藝界再次學習易卜生與左拉的自然主義戲劇與小說的熱潮，他們旨在通過描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來表現社會乃至科學的真實。世紀之交緊跟他們步伐的人還有阿爾諾·霍爾茨（Arno Holz），他的劇作《社會貴族》講述了落魄貴族的貧苦生活，反思了英國首相本傑明·迪斯雷利的早期長篇小說《神巫，或名兩個民族》中的某些構想。約翰內斯·施拉夫（Johannes Schlaf）的《歐茨師傅》也包含此意。類似的還有蘇德曼（Sudermann）的《榮譽》、馬克斯·哈爾伯（Max Halbe）的《青春》、奧托·埃裡希·哈特雷本（Otto Erich Hartleben）和卡爾·捨恩海爾（Karl Schonherr）的戲劇。不過，引起最大轟動的還是格哈特·霍普特曼的戲劇《織工》，它揭露了19世紀中期西裡西亞地區紡織工人的悲慘遭遇和資本家的貪婪。柏林警局認為該劇有挑釁當局、擾亂社會秩序之嫌，該局局長貝恩哈特·馮·裡希特霍芬男爵（Baron Bernhald von Richthofen）下令禁演該劇。因此，該劇只得在柏林的「自由舞台」秘密演出，不過仍然吸引不少觀眾冒險觀看。一年後，法院終於判定允許該劇公開上演，該劇受到熱烈讚揚。其不停歇的演出和公眾的積極支持無疑是對抗皇帝的文藝觀念的一種示威。皇帝陛下只得憑借他的另一重身份——帝國陸海軍最高統帥下令軍官包括穿軍服者禁止觀看該劇，同時撤銷了自己在劇院的包廂。柏林所發生過的一幕幕旋即也在德國各地重複上演。在慕尼黑的施瓦賓，演出更為辛辣和犀利。專注生活的《青年雜誌》與諷刺政治的漫畫雜誌《癡兒報》越來越受到追捧。前者迎合青年人當中那些試圖擺脫傳統文明者的幻想，營造一種法國「新藝術派」風格的花哨、浪漫式的日耳曼幻境，這種與傳統格格不入的風格在德國被稱為「青年風格」。後者按照編輯的好惡，借用軍人和政客的漫畫形象來嘲諷政治。這兩種雜誌讓慕尼黑民眾堅信，比起那些從柏林來的戴著老花鏡的軍官和古板的普魯士官吏們，中間階層，尤其是南德意志的中間階層，才是德意志更優秀的群體。《癡兒報》上的漫畫和插圖文章文如其名，辛辣犀利，揭示了當局掩蓋的醜惡現象。
一種嶄新的、輕鬆的生活方式正在城郊出現，即所謂的「繁榮時代」，慕尼黑人稱之為「攝政時代」。巴伐利亞親王開始接替極富情趣卻已瘋癲的路德維希二世攝政，路德維希二世便在慕尼黑與貝希特斯加登之間公開過著悠閒的生活，這種生活方式引得民眾紛紛效仿。一股厭世之感席捲中間階層的青年們，他們認為當下的德意志，尤其是普魯士主宰的德意志，既荒謬又可悲。在這種情況下，一股激進的高雅潮流破殼而出，受到愛惜自己、熱愛藝術的青年男女的追捧。他們強調理想主義而非享樂主義，並為墨守成規的父輩們感到可憐。對他們而言，頹廢主義不是威脅，而是一種全新的、溫柔的且充滿人情味的生活方式。
年輕不再如過去一樣僅僅意味著人生的一個階段，而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世界觀，意味著敢於挑戰一切常識公理，敢於蔑視一切嚴肅的父輩們強行灌輸的規矩。青年人的生活不再約束在家裡，他們與狹小城市裡的古板世界訣別，走出去親近大自然，在山巒起伏之間享受無拘無束的生活。這群天真爛漫的青年男女三五成群，在白天唱唱歌、看看書、讀讀裡爾克（Rilke）的詩篇《旗手》，入夜後纏綿悱惻。他們會去黑森附近的卡塞爾，攀登格林兄弟童話裡描繪的那座霍赫邁斯納山。1913年，成千上萬名學生聚集於此，公開闡明他們的理想，發誓要留住彼此的「純潔心靈」，並決不重蹈父輩的覆轍。他們視自己為民族的精華，倡議創造一個屬於新世紀的新國家。然而，正是這一代參加「漂鳥運動」（Wandervogel ）和「青年運動」（Jugendbewegung ）的青年人，僅僅過了一年便高唱著國歌「德意志蘭，德意志蘭，高於一切」，奔赴「一戰」的佛蘭德斯戰場而淪為炮灰。
在眾多通向美妙未來的道路中，沒什麼比得過對性的發現和對性的未知探索更讓人激動，更具有革命性。幾個世紀以來，男女之間的異性吸引一直屬於禁忌話題，對性的描述也僅僅出現在神話中男神向女神求愛、小說中牧羊男同無知牧羊女打情罵俏的場景——性本屬上帝賜予眾生的恩惠，卻受到禮制社會規矩的壓抑。維也納心理學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博士將性從世俗禮法中解放出來，破除了婚姻、父母、財產以及夫妻忠誠的僵化標準。一夜之間，男人女人便置身於不能被原諒卻也令人無法抗拒的誘惑中。他們不必教條式地閱讀心理學雜誌，以求理解男女之間發生的巨大變化是什麼，因為主旋律就是性自由。傳統衛道士對此態度謹慎，認為這會以人類的痛苦與失敗為代價。那些引誘人們的事物也同樣埋葬了日常社會。每每出現引起轟動的桃色新聞，其背後總是暗藏著令人不安的暴力。而且，一旦人們任由自己被體內不受約束的暴力所駕馭，傳統的責任、信仰和道德理念該何去何從呢？社會的精神支柱已經崩塌，婚姻將何去何從？以性壓抑為基礎的傳統禮法又將何去何從呢？
在《湯豪捨》等歌劇中，理查德·瓦格納早在二三十年前就傳達了嚴肅且不安的信號，舞台上的激情演繹配合著台下交響樂演奏的抑揚頓挫。這部歌劇雖間接以上古的、神秘的歷史作為樂譜語言，卻直接昭示著一切傳統禮教的終結。這種轟動性、顛覆性的寓意，年復一年被那些前往拜羅伊特參加瓦格納音樂節的人們所觀看、所聆聽。連俾斯麥也想通過禁止帝國政府向拜羅伊特提供財政撥款的手段來遏制這種熱捧，說明瓦格納的歌劇要比那些社會民主黨人在帝國議會所做的演說更能煽動社會出現越來越多的騷亂。
特奧多爾·馮塔納（Theodor Fontane）曾在散文《勃蘭登堡漫遊記》中通過景觀描寫歌頌了普魯士貴族，讚美了他們的鄉間別墅。不過，他也敏銳地注意到頻繁的感情糾葛、新興的性解放、對現有等級制的反抗是如何瓦解著傳統道德體系的，於是在小說裡對之一一加以批判。小說《艾菲·布裡斯特》中，女主角非法的情夫在決鬥中喪命後她自己也受到了無情的懲罰。小說《施蒂娜》和《迷茫·混亂》則都講述了衝破階級藩籬而結合的愛情悲劇。馮塔納讓他筆下的主角在輕率的、徒勞的求愛之路上歷經艱辛而失敗。然而，易卜生、斯特林堡（Strindberg）和新一代作家則更具革命性，認為這些悲劇的根源並不在於人性的弱點，而是在於僵化的傳統禮制。福樓拜（Flaubert）的《包法利夫人》、托爾斯泰（Tolstoy）的《安娜·卡列尼娜》則將那些為愛癡狂的主角們寫成生死掙扎中的受害者——這是全體歐洲人生活的日常寫照，而且大部分發生在德國。人們嘗到了知識進步帶來的苦樂參半的成果，因為他們正面臨一個既非天堂也非地獄但卻蔑視一切傳統智慧的世界。
道德上的混亂與迷惘是近代德意志的首要特徵。近代科學教會人們知識，也引發人們對上帝是否存在的疑惑、對自身命運會是怎樣的迷茫。然而，人們始終未能輕鬆解答這些難題。易卜生、斯特林堡、霍普特曼、契訶夫等等也在不斷追問人類存在的終極意義是什麼，但除了推倒並粉碎傳統的藩籬一無所獲。在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的舞劇《胡桃夾子》裡，老鼠勇敢挑戰王子的一幕居然受到聖彼得堡宮廷的稱讚。魏德金德（Wedekind）的戲劇《青春覺醒》以及阿圖爾·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的戲劇《輪舞》則在主題上更為大膽。它們無一例外地表現了一副冷嘲熱諷、虛情假意、漠不關心與空洞慾望交織的醜惡——真愛和溫情早已泯滅。理查德·施特勞斯在歌劇《莎樂美》中更是直奔主題，扯下了歷史的遮羞布。在戲外，尚亟待發現的事物便是人性的未知。隨著人性的方方面面不斷被揭露，呈現在人們眼前的是一個個道德據點的不斷淪陷。但是，詩人和心理學家不應該為社會的墮落而受到非難，因為他們只是把全體歐洲人靈魂中的躁動描寫出來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