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98年，塞格尼郡的洛太裡奧繼承了他的叔叔波洛只坐了幾年的教皇寶座，成了英諾森三世。
他是在拉特蘭宮住過的最顯赫的人物，37歲登上皇位，他是巴黎大學和博洛尼亞大學的高材生，富有、聰慧、精力充沛，雄心勃勃。他善於充分利用自己的職位，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他管理的「不僅僅是基督教，而是整個世界」。
第四次十字軍東征
他驅趕走了羅馬帝國的執政官，重新征服了意大利半島上被帝國軍隊控制的地區，最後又把帝國的皇位繼承人趕出了教會，那位可憐的皇太子身陷重重困境，最後只好退到了阿爾卑斯山的那一邊。就這樣，他使意大利擺脫了日耳曼人的干預。
他組織了著名的第四次十字軍東征，不過這次遠征壓根兒沒有去「聖地」，而是直接奔向君士坦丁堡，屠殺了城中無數居民，搶掠走了一切能夠拿走的東西，從此以後，十字軍士兵再也不敢在希臘的港口露面，唯恐被當做強盜處死。對於這種令少數值得尊敬的基督徒心懷厭惡與絕望的行徑，英諾森確實曾經表示過反對。但是他是一個注重實際的人，很快就接受了現實，見風使舵地委任了一個威尼斯人做了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這一聰明之舉使得東部教會再次納入羅馬教廷的管轄之下，同時還贏得了威尼斯共和國的青睞。從那時起，威尼斯就把拜占庭的疆域看成了自己的東部殖民地，並發號施令加以治理。
在精神方面，教皇同樣顯示出了高超的手腕和成就。
在近千年的猶豫之後，教會終於決定，婚姻不僅僅是男人和女人之間的民事契約，而且是最神聖的禮儀，應該得到神父當眾祝福才能真正生效。法蘭西的菲利普·奧古斯都和萊昂（今西班牙西北部的一個地區，當時的一個王國）的阿方索四世想按照自己的想法處理國內事務，馬上就受到了警告，由於他們都是小心謹慎之人，所以便乖乖地遵照教皇的旨意行事了。
即使在北部高地，儘管這裡是新近接受基督教的領地，人們也能夠清清楚楚地感覺到，他們真正的主人是誰。哈康四世國王（海盜夥伴們都熟悉地稱他為「老哈康」）剛剛征服了一個小帝國，除了他自己的挪威以外，他統治的地方還包括蘇格蘭的一部分、整個冰島、格陵蘭、奧克尼群島和海布裡地群島。但是他要想在特隆海姆的大教堂裡加冕，就不得不向羅馬法庭說清楚他那有點複雜的身世。
就這樣，教廷的勢力越來越大。
保加利亞國王曾經將其希臘戰俘一概殺光，時不時還要折磨一下拜占庭皇帝，自然不該是個對宗教事務感興趣的人，但他卻千里迢迢地跑到羅馬，卑躬屈膝地祈求教皇承認他做教皇的家臣。而在英格蘭，有一些男爵搞了一個《大憲章》想約束他們的主子，馬上被粗暴地告知，這個憲章是無效的，因為那是「用武力而獲取的」，隨後又因為他們給這個世界提供了稱作《大憲章》的著名文獻而被清除出教門。
從所有這些可以看出，英諾森三世絕不會輕易放過那些企圖質疑教會法律的人，不管他們是普普通通的紡織工人，還是文盲的牧羊人。
但是還真有人敢於挺身而出，做這樣的事情，我們接下來就會看到。
所有的異端分子都是最難管理的臣民，一切異端邪說都是極大的難題。
異端分子幾乎都是些沒有多少宣傳鼓動稟賦的窮人。他們為了保護自己打擊敵人，偶爾寫些簡陋的小冊子，闡述自己的思想，卻總是輕易地落入宗教審判機關鷹犬的手中，隨即就被銷毀。異端的敵人也會寫一些文章，向那些真正的信徒揭露「撒旦的陰謀」，意在警告其他人不要傚法。我們對大多數異端的瞭解，也正是來自這些文章，還有我們能夠看到的他們的法庭審訊記錄。
結果，我們通常便得到了這樣一個異端的形象：他留著長髮，穿著骯髒的襯衫，住在最下層貧民窟的地窖裡，拒絕接受體面的基督食品，情願以蔬菜為生，除了水什麼也不喝，從不接近女人；他總是叨咕著有關救世主再度降臨的奇怪預言，指責神職人員，說他們都是些世俗和卑劣的人；他對世間萬物的惡意攻擊，會令任何體面的人感到厭惡。
毫無疑問，許多異端分子中確實有不少讓人感到厭惡者，這似乎是那些自命不凡的人的一個通病。
他們中的很多人，以一種近乎邪惡的熱情追求神聖的生活，身體骯髒，像是魔鬼，氣味難聞。而且，他們那些關於基督真義的奇怪思想，也把自己家鄉寧靜的生活弄得不得安寧。
但是，我們還是應當稱讚他們的勇氣和誠實。
他們失去了一切，卻幾乎沒有得到任何的補償。
他們注定要失敗。
這個世界上一切的事情都趨於組織化，最後，哪怕是那些不相信任何組織的人，要有所成就的話，也必須成立一個「非組織促進會」。而中世紀的那些喜好神秘，喜歡在思緒中徜徉的異端也不例外。自我保護的本能使他們聚在一起，不安全感迫使他們把自己神聖的教義隱藏起來，用種種神秘玄奧的典儀作為層層掩護。
但是那些忠於教會的人民群眾，自然無法區分這些教派群體之間的差別，他們將其籠統地稱為骯髒的摩尼教徒，或者別的什麼貶義的稱呼，覺得這樣就解決了問題。
從這個意義上說，摩尼教徒成了中世紀的布爾什維克。當然，我用的後一個名字並非是指幾年前掌管了原俄羅斯帝國的那個定義明確的政黨，而只是借用了一個用來罵人的含義模糊的名詞。現在的人們經常把它安在自己的私敵頭上——從上門收租的房東，到弄錯了樓層的電梯服務員。
對中世紀的上等基督徒而言，摩尼教徒是最該反對的傢伙。不過，由於拿不出什麼明確的罪狀來控告他們，只好根據道聽途說，指定他們為異端分子。和拖沓無比、場面難看的常規司法審判比起來，這個辦法無疑有很多優越性，就是有時候缺乏準確性，造成了很多冤案。
可憐的摩尼教徒的處境之所以越來越糟糕，是因為這個教派的創始人，波斯人摩尼，一直是仁慈與寬厚的化身。在歷史上，確有其人。他3世紀初出生在一個叫做埃克巴塔納的小鎮，他的父親福塔克是一個相當有影響和資財的人物。
他在底格里斯河畔的泰西芬受過教育，青年時代他所處的環境，就像今天的紐約一樣，是一個語言混雜的國際化城市，有的人非常虔誠，有的人不信上帝，有的人追求物質享樂，有的人則非常理想化。在美索不達米亞這個大商業中心，人們來自四面八方，每一種宗教，每一種異端，每一個派別，都有自己的支持者。摩尼聆聽了各種各樣的說教和預言，然後提煉出自己的哲學，其中包含著佛教、基督教、猶太教、米斯拉斯崇拜的思想，還摻雜了一些古巴比倫迷信的東西。
如果不考慮某些追隨者將他的教義極端化的情況，可以說摩尼只是復活了古代波斯關於好神和壞神的觀念。善惡二神無休無止地爭奪著人類的靈魂。而摩尼把古代的壞神和《舊約》裡的耶和華聯繫起來（這樣耶和華就成了他的魔鬼），把諸善之神和《福音書》中的天父聯繫起來。而且（這裡我們能夠感覺到佛教的影響），摩尼認為人的肉身在本質上是骯髒邪惡之物，人們應該通過不斷地苦修來擺脫自己的世俗野心，並要遵守嚴格的飲食、行為規定，以免落入邪惡之神（魔鬼）之手，在地獄中遭受煎熬。所以，他又規定了一大堆禁忌，規定這不能吃，那不能喝，給門徒制訂了一個只有冷水、乾菜和死魚的食譜。只吃死魚的這條法令也許會讓人吃驚，但是他們認為，比起陸地上的熱血動物，海裡的冷血動物對人類靈魂的永生妨礙小一些，這些寧死也不會吃下一小口牛排的人，津津有味地吃大量的魚，卻從來不會感到良心上有什麼不安。
摩尼輕視婦女，這一點表明他是一個地道的東方人。他禁止信徒成婚，鼓吹人類緩慢地消亡。
至於由猶太教派創立的，洗禮者約翰發起的洗禮以及其他宗教儀式，摩尼一概表示深惡痛絕。他的聖職候選人不是把身體浸入水中，而是實施按手禮。
25歲時，這個怪人開始向世人解釋他的思想。首先，他訪問了印度和中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然後，他返回家鄉，要用他的教義保佑自己的近鄰。
但是這時候波斯的教士發現，這些不食人間煙火的教義使自己失去了很多秘密收入，於是，他們便開始反對他，甚至要求殺死他。起初，摩尼還受到國王的保護，但是當這位統治者死後，繼位者對宗教問題毫無興趣，便把摩尼交給了教士階層。他們把他帶到城牆下，釘死在十字架上，還把他的皮剝下來，懸掛在城門前示眾，以此警告那些可能對這位預言家的異端邪說表現出興趣的人。
隨著與當權者的激烈衝突，摩尼教派本身分裂了。但是這位預言家的一些思想片斷，卻像許多精神流星一樣，在亞洲和歐洲的大地上廣泛地散落開來。在此後的幾百年中，時常有些樸實而貧苦的民眾不經意地拾起它們，經過審視之後，發現它們非常符合自己的口味，於是這些思想常常引起他們巨大的反響。
至於摩尼教是在何時、以怎樣的方式進入歐洲的，我就不得而知了。
很可能它是沿著小亞細亞、黑海、多瑙河一路流傳而來，然後穿過阿爾卑斯山，並迅速在德意志和法蘭西備受歡迎。在那裡，這個新教義的追隨者給自己取了個東方名字「卡薩利」，或者「過純淨生活的人」。其影響迅速蔓延開來，以致在整個西歐，這個詞都成了「異端」的同義詞了。
但是，請不要認為「卡薩利」指的是某個明確教派的信徒，並沒有人試圖建立新的教派。有些人口口聲聲說自己是基督教會虔誠的兒子，但他們卻深受摩尼教的影響。可見，這種形式的異端是多麼危險，多麼難以分辨。
如果一種細菌的體積非常巨大，在省級醫療衛生部門的顯微鏡下就能觀看得清清楚楚，那麼一個普通醫生也能夠比較容易地診斷由這種細菌誘發的疾病。
至於那些在紫外線照射之下還能夠藏身的微生物（也許它們將會成為地球的繼承者），我們要想不受它們的侵害，就只有靠上天保佑了。
因此，從基督教的觀點來看，摩尼教就是所有社會流行病中最危險的一種，對於這種不尋常的精神折磨，教會的首腦們心中充滿了以前未曾有過的恐懼。
雖然對這些摩尼教的教義只是竊竊私議，但是早期基督教信仰最堅定的支持者中，確實也出現了這種疾病的症狀。比如，那位最機智勇敢、不屈不撓的基督鬥士聖奧古斯丁，對待異教比任何人都嚴厲，但是據說他內心深處卻對摩尼教懷有非常深的情愫。
西班牙主教普裡西利安深受摩尼教的影響，主張苦修，提倡獨身，甚至認為婚配是罪惡行為；要求信徒放棄世俗榮華，因此於公元385年被燒死在火刑柱上。他成了反對異教法的第一個犧牲品，罪名就是有「摩尼教」的傾向。
甚至連教會的首腦們，似乎也漸漸地被可怕的波斯教義給迷住了。
他們開始勸誡普通教徒不要閱讀《舊約》，到了12世紀時，還頒布了一道著名的法令，規定所有神職人員今後一概不得成婚。禁慾的波斯理想迅速在一位偉大的精神改革領袖身上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使最受人愛戴的好人，艾西斯的弗朗西斯，麻衣赤足，托缽行乞，步行各地，宣傳「清貧福音」。他還制定了一套具有摩尼教式純潔的修道院規章，當之無愧地被人稱為「西方的釋迦牟尼」。
當這些自甘清貧、謙遜做人的精神滲入普通大眾的思想的時候，當全世界都在喧嚷皇帝與教皇又要開戰的時候，當打著十字旗的僱傭軍和打著鷹旗的僱傭軍為爭奪地中海沿岸最有價值地區而打得不可開交的時候，當十字軍士兵們帶著從朋友和敵人那裡搶來的不義之財馳返家園的時候，當修道院院長養著成群家臣住在奢華宮殿裡的時候，當教士們匆匆忙忙應付著早彌撒，以便趕去參加狩獵早餐的時候，就注定要發生什麼不祥的事情。而且當真發生了。
對基督教現狀的公開不滿，首先出現在法蘭西的一個地方。在那裡，舊的羅馬文化傳統保存得最久，文明也從來沒能被野蠻主義吸收。
在地圖上你能找到這個地方，它叫做普羅旺斯，是地中海、阿爾卑斯山和羅納河之間的一個不大的三角地帶。原先腓尼基人的殖民地馬賽，當時是（現在還是）它最重要的港口，當時它有很多富裕的村鎮。它始終是一片肥沃的土地，陽光明媚、雨量充足。
普魯旺斯
當地中海沿岸其他歐洲地區還在聆聽著長頭髮的條頓英雄們的野蠻故事時，普羅旺斯的民間歌手和游吟詩人們，早已創造了一種新的文學形式，後來演變成了現代小說。而且，普羅旺斯人和西班牙、西西里的穆斯林鄰邦保持著密切的商貿關係，使得他們能夠看到科學領域的最新出版物，而此時歐洲北部這類出版物的數目還寥若晨星。
在普羅旺斯這個國家，回歸早期基督教的運動，早在11世紀的最初10年就已經出現。
但是不論怎樣牽強附會，這些也構不成公開叛亂的罪名。只是偶爾有人建議教士可以像普通教民一樣過著樸實無華的生活；有人拒絕在領主出戰時跟隨參戰（哦，想想那些可憐的古代殉教者吧！）；有人想學一點拉丁文，以便可以自己閱讀和研究福音書；有人表示不贊成死刑；有人否認存在煉獄，儘管基督死後600年，它就被官方正式宣佈為基督教天國的一部分；而且還有人拒絕把自己收入的1/10繳納給教會（這是一個最重要的細節）(1)。
教會總要盡可能查出這些叛逆活動的領袖們，有的時候，如果這些人不聽規勸，就會被悄悄地除掉。
但是，這種邪惡繼續蔓延，最後普羅旺斯的主教們不得不聚集起來召開一個會議，商討採取什麼辦法來制止這種非常危險的、具有高度煽動性的騷動。他們不斷地召開會議，並討論，一直延續到公元1056年。
這時，已經清楚地表明，一般性的懲罰和革除教籍已經沒有任何明顯的效果。
那些一心想要過「純淨的生活」的平民百姓們，樂得能有機會在鐵窗下表現基督徒的寬容忍讓精神，萬一被判處死刑，他們也會帶著羔羊般的順從走向火刑柱。而且，一個殉教者留下的空缺，立刻會有10個人懷著神聖的感情補上。
羅馬教廷方面的代表堅持要進行更殘酷的迫害，而當地的貴族和神職人員（他們知道老百姓的本意）則拒絕執行羅馬的指令，並且抗議說，暴力只會刺激異端更加深入人心，聽不進任何道理，那樣只能白白浪費時間和精力。就這樣，雙方的爭執延續了將近一個世紀。
11世紀後期，這場運動又從北方獲得了新的動力。
彼得·韋爾多
在與普羅旺斯隔著羅納河相望的里昂小鎮裡，住著一位名叫彼得·韋爾多的商人。他是一位嚴肅認真又極為善良寬厚的慷慨之人，一心想要效仿救世主的榜樣，幾乎到了癡狂的地步。
耶穌曾經教導說，一個富有的人想進天堂比駱駝穿過針眼還難，幾十代基督徒一直想弄明白耶穌說這句話的確切含義。而彼得·韋爾多卻不費那種心思。他讀了這句話後便對此深信不疑。他把所有的財產分給了窮人，退出了商業，不再積累新的財富。
約翰寫道：「汝等須自尋《聖經》。」
20位教皇給這句話加了評論，還審慎地規定，在什麼情況下，一個凡人才可以不需要教士的幫助，而直接研讀《聖經》。
彼得·韋爾多卻另有看法。
約翰說了「汝等須自尋《聖經》」。
那麼好吧，彼得·韋爾多就自己讀。
當他發現自己讀到的東西跟聖徒傑羅姆的說法並不吻合的時候，便把《新約》譯成了他自己的母語，並把他的翻譯稿向普羅旺斯各地散發。
開始，他的行為並沒有受到太多的注意。他那種對清貧的熱情似乎並沒有什麼危險，大不了他會在別人的建議下建立起某種新的禁慾的修道院規章，以滿足那些希望過艱苦生活，抱怨現有的修道院太奢侈、太舒適的人的需要。
羅馬總是善於尋找一些合適的發洩渠道，以免那些信仰過於強烈的人惹是生非。
但是要做這種事情必須符合規定，循規蹈矩地來進行。在這方面，普羅旺斯的「純潔的人」和里昂的「窮苦人」卻犯了可怕的錯誤。他們不僅不向主教通報自己在做什麼，而且還斗膽宣稱了一個驚人的觀點：一個人即使沒有專業教士的幫助，也能夠成為一個完美的基督徒。還說羅馬主教無權指揮他管轄之外的人們應該做什麼，或強迫人們應該信奉什麼，正如塔爾塔裡的大公爵和巴格達的哈里發沒有這種權限一樣。
教會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平心而論，它是在長時間的等待之後，才最終下決心用武力來消除這種異端邪說的。
但是，如果一個組織基於原則認定只有一種思想和生活方式是正確的，其他的方式都是不正當的，應該受到譴責與詛咒；那麼，其權威性一旦受到公開質疑時，它必定會採取一些激烈的措施。
教會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就別想繼續維持下去。正是這種考慮迫使羅馬採取堅決的行動，炮製出一系列的懲罰措施，讓所有潛在的持異見者心懷恐懼。
阿爾比教派（因阿爾比城而得名的異教徒，該城為新教義的溫床）和韋爾多教派（以它的創始人彼得·韋爾多的名字命名）所在的城市沒有多少政治價值，因而不能很好地保護自己，於是被羅馬教廷選做第一批犧牲品。
教皇的一名代表統治普羅旺斯許多年，他一直把那裡當成被自己征服的土地，作威作福，結果被人殺死了。這樣一起被謀殺案給了英諾森三世一個干涉的借口。
他召集了一支正規的十字軍，攻打阿爾比教派和韋爾多教派。
凡是參加討伐異端的連續40天遠征的人，可以免付所欠債務的利息，可以赦免過去和將來的罪孽，還可以暫時免受普通法庭所作的司法審判。這是相當優惠的條件，對北歐人具有極大的吸引力。
和去東方的遠征相比，攻打普羅旺斯的富裕城市能給自己帶來同樣的精神和經濟的報償，這種服役期短，而又能得到同等榮耀的好事，何樂而不為呢？為什麼還要千里迢迢地跑到東方的巴勒斯坦去呢？
人們暫時忘記了「聖地」，法蘭西北部、英格蘭南部、奧地利、撒克遜和波蘭的貴族紳士中的敗類們紛紛湧到南方，藉以逃避地方的司法長官，準備用普羅旺斯人的財富，把自己空空的錢箱重新填滿。
被這些勇敢的十字軍士兵絞死、燒死、淹死、砍頭、肢解的男人女人和幼童究竟有多少，莫衷一是。我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遇害。在各地發生的正式的屠殺中，具體的數字都是諱莫如深的。不過，在這次事件中，根據城鎮的大小，各處的死者數字應該在2000人～2萬人之間。
貝濟埃城被攻陷後，士兵們一時之間分辨不清誰是異端，誰不是異端，他們把這個問題交給教皇代表——他是隨軍作為精神顧問的。
「我的孩子們，」這位「大善人」說道，「去把他們統統殺掉好了，我主自然會知曉誰是他的順民。」
但是在所有這些正牌的十字軍中，有一位叫做西蒙·德·蒙特福特的英國人，他是那位著名的德·蒙特福特的父親。由於想出了很多別出心裁、花樣翻新的殺人手段，他顯得尤其引人注目。作為對他「卓著功勳」的回報，他得到了在那裡掠奪的大片土地，而他的部下自然也一一論功行賞。
最後的韋爾多教徒
至於從那場大屠殺中倖免於難的少數韋爾多派教徒，他們都逃到了人跡罕至的皮耶德蒙(2)的山谷，在那裡建起了自己的教堂，一直堅持到宗教改革時代。
阿爾比派教徒則沒有這麼幸運，經過一個世紀的鞭打絞殺，他們的名字從宗教裁判所的報告中消失了。但是300年後，他們的教義稍加改頭換面，便再次出現了，並且被一個叫做馬丁·路德的撒克遜教士大加宣揚、傳播。這些教義引發了一場宗教改革，打破了羅馬教廷保持了將近1500年的壟斷統治。
這些當然瞞過了精明的英諾森三世那雙犀利的眼眸。在他看來，難關已經渡過，絕對地服從已經被再次成功地確立起來。在《路加福音》中，耶穌講了一個著名的故事：有一個打算舉行聚會請客的人，發現他的宴會廳裡還有空位，幾位客人還沒有來，於是他就招呼僕人：「去到大街上拉幾個人進來！」——那條著名的命令再次得以實現。
「他們」，那些異端分子，就是勉強被拉進來的。
問題是怎樣讓他們老老實實地待在教會裡，這個問題多年以後仍未解決。
之後，經過地方法院的很多不成功試驗，歐洲的各個首都紛紛建立了特別的調查法庭，就像最早在阿爾比教徒起義時建立的那種法庭。這些法庭專門負責審理各種異端案件，後來被稱為「宗教法庭」。
即使在今天，宗教法庭雖然早已不復存在，提起這個名字仍然會給我們心頭帶來一陣莫名的不安。我們彷彿看見了哈瓦那的地牢，里斯本的刑具室，克拉克博物館裡生銹的大鐵鍋和烙人的刑具，看見黃色的頭帽和黑色的面具，看見一個長著巨大下巴的國王，用眼睛斜視著那隊望不到盡頭的男男女女，慢慢地走向絞架。
19世紀後期的幾部深受歡迎的小說中，無疑都與這種陰森可怖的印象有關。即使扣掉25％作者的主觀想像，再扣掉25％新教徒的偏見，我們仍然能夠感到巨大的恐怖。這足以證明，所有的秘密法庭都是些讓人難以忍受的惡魔，絕不應該容忍它再次出現在文明人的社會裡。
亨利·查爾斯·李在論述宗教法庭時寫了厚厚8卷的長篇巨著，我在這裡只能把它縮減為兩三頁，在這樣短的篇幅中，要對中世紀史中最複雜的問題之一進行簡明的敘述實在是勉為其難。因為沒有一個宗教法庭可以和現在的最高法院或者國際仲裁法庭相比。
在不同的國家有形形色色的宗教法庭，它們都是出於各種各樣的目的而創建的。
最臭名昭著的要數西班牙的皇家宗教法庭和羅馬的異端裁判所。前者帶有地方性，負責監視伊比利亞半島和美洲殖民地的異端活動；而後者則把它的魔爪伸到了整個歐洲大陸。在北方燒死了聖女貞德，在南方燒死了喬爾丹諾·布魯諾。
然而，嚴格地說來，宗教法庭的確沒有殺過一個人。
在教士法官組成的法庭宣判以後，被定罪的異教徒罪犯就交給了世俗當局，他們可以任意決定怎樣處置罪犯。但是，假如他們沒有判處罪犯死刑，就有可能面臨很多麻煩，很可能會被逐出教會，或者失去羅馬教廷的支持。有時候罪犯會逃脫這種命運，沒有被交給地方法官，那麼他只會更加倒霉。因為他可能要在異端裁判所監獄的單人牢房裡度過自己的餘生。
由於死在火刑柱上要好於在黑暗的岩石城堡裡慢慢被折磨到發瘋，所以很多罪犯大包大攬地承認了許多自己根本沒做過的事，以期被定為異端邪說罪，早日脫離終身囚禁的苦海。
談論這個問題，要讓人覺得你不偏不倚，那是不可能的。
讓人發瘋的折磨
說來似乎令人難以置信，在500多年的時間裡，全世界有成千上萬與世無爭的平民，僅僅是因為多嘴的鄰居信口開河，便被人半夜三更從床上拖走；他們也許會在髒污的地牢裡關上幾個月甚至幾年，才能等到一位既不知姓名也不知道身份的法官現身；他們也不會知道自己究竟被控何罪，也不允許他們知道是誰在指控他們；他們不能和自己的家人聯繫，也不能咨詢律師；假如他們繼續辯解自己無罪，就會遭到酷刑，直至四肢都被打斷；別的異教徒可以對他們進行不利的舉證，卻不允許被告提供任何有利於自己的證言；直到最後被處死，他們都一頭霧水，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遭此厄運。
更難以想像的是，已經死去五六十年的男男女女，也會被人從墳墓裡挖出來「缺席」定罪。以這種方式被判有罪的人，死後50年他們的後代還要被剝奪世俗財產。
但是實際情況就是如此，由於宗教法庭主要靠沒收的財產來維持他們的存在，所以這樣的荒唐之舉也就不足為奇了。因為懷疑祖輩幾十年前做了什麼事，就把孫輩逼得上街乞討，這樣的事情時有發生。
凡是讀過20年前俄國沙皇權力全盛時期報紙的人，都記得什麼是「密探」。通常這些密探都是些洗手不幹的小偷或者賭徒，他們都比較引人注意，而且帶著一副「悲傷」的樣子。他會悄悄地告訴別人，不幸的經歷讓他自己參加了革命，這樣常常能夠換取到那些真心反對帝國政府的人的信任。但是一旦他知道了自己新朋友的秘密，就會把他們出賣給警察，口袋裡裝著賞金，奔赴另外一個城市去重操這一卑鄙的伎倆。
在13世紀、14世紀和15世紀，西歐和南歐到處遊蕩著這種窮凶極惡的密探，他們靠告發那些批評教會或者對教義中的某些觀點提出疑問的人來謀生。
假如實在找不出異端分子，那就要靠這些密探人為地憑空捏造幾個出來。
因為他們完全有把握，不論被捕者如何清白無辜，在酷刑之下都必定會屈打成招，所以他們不必冒任何風險，可以把這個行當繼續做下去，無休無止。
在很多國家，允許人們匿名告發他人思想不端，這就在人們的頭上籠罩了一層恐怖的陰影。結果，沒有人敢信任自己最親近的朋友，就連一家人之間也不得不心懷戒意。
那些執掌著大量宗教裁判工作的托缽僧人，充分地利用了他們這種辦法造成的驚恐，依靠搜刮民脂民膏過活，幾乎長達兩個世紀之久。
我們可以有理有據地說，宗教改革的主要原因就是大批人民群眾對這些盛氣凌人的「乞丐」已經痛恨到了極點。他們披著虔誠的僧袍，隨意闖進安分守己的人家裡，要睡最舒服的床，吃最好的飯菜，還口口聲聲說自己應該被當做貴賓對待。他們會威脅說，如果得不到自己理所應當享用的這些，就向宗教法庭告發他們的施主，於是沒有人敢對他們說半個不字。
對此，教會當然可以解釋說，宗教法庭只是起著精神健康檢察官的作用，其職責就是防止錯誤思想在群眾中蔓延開來。它還可以指出自己對那些由於無知而誤入歧途的異教徒是多麼寬宏大量，還會說除了叛教者和屢教屢犯者以外，沒有人被判處過死刑。
但是即使如此，又能怎麼樣呢？
同樣一種手段，既可以把一個無辜的人變為死囚，也能夠使他表面上悔過自新。
密探與造假者從來是一丘之貉。
對於在奸細的行當中，幾份偽造的文件又算得了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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