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和魏徵

魏徵(580-643年)字玄成,館陶(今屬河北)人,從小喪失父母,家境貧寒,但喜愛讀書,不理家業,曾出家當過道士。隋大業末年,魏徵被隋武陽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東北)丞元寶藏任為書記。元寶藏舉郡歸降李密後,他又被李密任為元帥府文學參軍,專掌文書卷宗。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李密失敗後,魏徵隨其入關降唐,但久不見任用。第二年他便自請安撫河北,詔准後,乘驛馳至黎陽(今河南浚縣),勸說李密的黎陽守將徐世績歸降唐朝。不久,竇建德攻佔黎陽,魏徵被俘。竇建德失敗後,魏徵又回到長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為東宮僚屬。魏徵看到太子與秦王李世民的衝突日益加深,多次勸李建成要先發制人,及早動手。

玄武門之變以後,李世民由於早就器重魏徵的膽識才能,非但沒有怪罪於他,而且還把他任為諫官之職,並經常引入內廷,詢問政事得失。魏徵喜逢知己之主,竭誠輔佐,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據理抗爭,從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李世民曾向魏徵問道:「何謂明君、昏君?」魏徵回答說:「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君之所以暗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宮,不見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趙高,直到天下大亂以後,自己還被蒙在鼓裡;隋煬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縣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太宗對這番話深表贊同。

貞觀元年(627年),魏徵被升任尚書左丞。這時,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親戚做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溫彥博調查此事。結果,查無證據,純屬誣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轉告魏徵說:「今後要遠避嫌疑,不要再惹出這樣的麻煩。」魏徵當即面奏說:「我聽說君臣之間,相互協助,義同一體。如果不講秉公辦事,只講遠避嫌疑,那麼國家興亡,或未可知。」並請求太宗要使自己做良臣而不要做忠臣。太宗詢問忠臣和良臣有何區別,魏徵答道:「使自己身獲美名,使君主成為明君,子孫相繼,福祿無疆,是為良臣;使自己身受殺戮,使君主淪為暴君,家國並喪,空有其名,是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遠。」太宗點頭稱是。

貞觀二年,魏徵被授秘書監,並參掌朝政。由於魏徵能夠犯顏直諫,即使唐太宗在大怒之際,他也敢面折廷爭,從不退讓,所以,唐太宗有時對他也會產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隻上好的鷂鷹,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當他看見魏徵遠遠地向他走來時,便趕緊把鳥藏在懷中。魏徵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鷂子悶死在唐太宗懷中。

貞觀六年,群臣都請求唐太宗去泰山封禪,藉以炫耀功德和國家富強。只有魏徵表示反對。唐太宗覺得奇怪,便向魏徵問道:「你不主張進行封禪,是不是認為我的功勞不高、德行不尊、中國未安、四夷未服、年谷未豐、祥瑞未至?」魏徵回答說:「陛下雖有以上六德,但自從隋末天下大亂以來,直到現在,戶口並未恢復,倉庫尚為空虛,而車駕東巡,千騎萬乘,耗費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況且陛下封禪,必然萬國咸集,遠夷君長也要扈從。而如今中原一帶,人煙稀少,灌木叢生,萬國使者和遠夷君長看到中國如此虛弱,豈不產生輕視之心?如果賞賜不周,就不會滿足這些遠人的慾望;免除賦役,也遠遠不能報償百姓的破費。如此僅圖虛名而受實害的事,陛下為什麼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數州暴發了洪水,封禪之事從此停止。

李世民

貞觀十年,魏徵奉命主持編寫《隋書》《周書》《梁書》《陳書》《齊書》(時稱五代史)等,歷時7年,至此完稿。其中《隋書》的序論、《梁書》《陳書》和《齊書》的總論都是魏徵所撰,時稱良史。同年六月,魏徵因患眼疾,請求解除侍中之職。唐太宗雖將其任為特進這一散職,但仍讓其主管門下省事務,其俸祿、賞賜等一切待遇都與侍中完全相同。

貞觀十二年,魏徵看到唐太宗逐漸怠惰,懶於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漸不克終疏》,列舉了唐太宗執政初到當前為政態度的十個變化。他還向唐太宗上了「十思」:「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擁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

貞觀十六年(642年),魏徵染病臥床,唐太宗所派遣探視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徵一生節儉,家無正寢,唐太宗立即下令把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為魏徵營構大屋。不久,魏徵病逝家中。太宗親臨弔唁,痛哭失聲,並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趙永偉)

《中國文化常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