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士坦斯比希拉克略更難。
新皇帝是在文成公主進藏那年（公元641年，大唐貞觀十五年）開始執政的。這時，帝國的領土早在阿拉伯人的鐵蹄下一片片淪喪。從波斯人那裡收復失地僅僅六年，忠於安拉的穆斯林軍隊就殺聲震天地衝了過來。耶路撒冷和敘利亞相繼淪陷，被俘的帝國長官甚至還被縫進了死駱駝中。
阿拉伯人的迅速崛起是下一章要講的事情。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他們沒有讓人左右為難的基督。作為嚴格的一神教，伊斯蘭明確宣稱先知穆罕默德是人不是神。唯一的神是安拉，穆罕默德只是安拉的使者。因此，穆斯林並不會去爭論先知究竟有兩種本性還是只有一種。也因此，他們可以一心一意秉承安拉的意旨做自己該做的事情。
希拉克略卻只能徒呼奈何地聽任教士們唇槍舌劍，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國土次第淪入敵手。他去世後九個月，亞歷山大城也向穆斯林軍隊舉起了降旗。那可是拜占庭最富庶的商業中心，希臘文化的重鎮和基督教世界的首府啊！
帝國到了這步田地，教士們卻還在那裡不識大體地喋喋不休，這實在讓皇帝陛下寒心和惱怒。公元648年，已經即位七年的君士坦斯發佈詔令，禁止再討論基督的本性和意志問題，違者將受到體罰、監禁甚至流放。
君士坦斯的這一決定多半是想釜底抽薪，沒想到實際效果卻是火上澆油。詔令發佈第二年，羅馬教省和西部地區就反了，而且帶頭人就是教皇馬丁一世（Martin Ⅰ）。
這當然很嚴重。
我們知道，基督教是有著嚴密組織機構的。他們的教務行政區叫教區，大的教區叫教省。教區的主管叫主教，教省的叫大主教，首都或大都會的叫都主教，最高級別的叫宗主教（Patriarch，東正教稱為牧首）。所謂教皇，其實就是羅馬城主教、羅馬教省都主教和西部地區宗主教。
羅馬主教當然不是唯一的宗主教，卻因為西羅馬皇帝瓦倫丁尼安三世（Valentinianus Ⅲ）的一紙文書而得以自封為教會最高首腦，以後又被西方教會逐漸接受為普世最高主教，因此稱為Papa（父親），漢譯教皇。[2]
不過，當時的羅馬教皇雖然由選舉產生，依照慣例卻仍然需要羅馬皇帝認可，哪怕這羅馬其實是拜占庭。然而在公元649年，也就是君士坦斯發佈詔令的第二年，羅馬城的神職人員公然罔顧東羅馬皇帝的權威，自說自話地就讓馬丁接手了去世教皇的職務，並開始行使職權。
馬丁也當仁不讓，三個月後便召開了主教會議。105名來自意大利、西西里和非洲的主教齊聚一堂，共同聲討並譴責一性派和一志論。馬丁讓人把會議情形畫成了壁畫，還給君士坦斯寫了一封公開信。當然，他也沒有忘記將決議呈送皇帝陛下御覽，並同時將其副本傳遍全國。
拜占庭索利多金幣，直徑20毫米，厚1毫米，重4.37克。正面為君士坦斯二世像。這位流放了教皇的拜占庭皇帝，數年後又下令處死同胞兄弟狄奧多西，就此眾叛親離。君士坦斯被暗殺後，他的兒子君士坦丁四世即位。
顯然，這無異於挑釁，甚至攤牌。
這時的君士坦斯還不到二十歲，正是血氣方剛。因此儘管馬丁在信中表達了對帝國元首的忠誠，年輕的陛下仍然怒不可遏。在經歷了一系列噩夢般的折騰後，躺在病床上的教皇還是被蠻不講理的武夫們押解到君士坦丁堡，並在單獨監禁三個月後被送上了帝國法庭的被告席。
罪名卻是叛國。
教皇坦然地面對審判。他甚至建議證人們在出庭時不必宣誓說真話，這樣就可以毫無顧忌地信口開河。他也讚揚了操辦此事的人。他們是那樣地敬業和專業，以至於每個程序都中規中矩，顯然經過了認真和有效的排練。
走完法定程序之後，教皇被帶到宮中的庭院，剝去法衣接受鞭撻。年輕的皇帝在陽台上觀看了全過程，然後將死刑判決改為流放。武則天被立為皇后那年，也就是公元655年的9月，前教皇死在了黑海以北的克里米亞（Crimea），那地方對於曾經的文明中心羅馬來說真可謂地老天荒。
馬丁在流放地只存活了兩年，他當然沒有看到君士坦斯最後的下場。此君在高句麗滅亡那年（668）被臣屬謀殺在浴室裡，距離他流放馬丁是十五年。
但，作為背上叛國罪名的殉道者，馬丁卻看到了世態的炎涼。他的職位很快就被拜占庭皇帝可以接受的人繼承，原先跟他並肩作戰的主教們也不再關心他的痛癢，彷彿他早已在地球上消失。據馬丁自己在臨終前說，那些人把他遺忘得如此徹底，以至於根本就不想知道他現在是死是活。
孤獨的馬丁只好孤獨地死去。
很難譴責主教們的冷漠無情。畢竟，馬丁可以赴死，教會卻要存活。這就不能跟君士坦丁堡弄得太僵，同時又必須保持羅馬的獨立性和權威性，這樣的平衡木並不好走。
因此，當君士坦斯決意置馬丁於死地，甚至不惜誣陷他勾結阿拉伯人時，羅馬教會便不得不做出讓步。這不僅因為他們在名義上還是拜占庭帝國的臣民，也因為基督教世界已經四分五裂，東方教會並不跟他們同心同德。
事實上，當時的宗主教有五個，排名為羅馬、君士坦丁堡、亞歷山大裡亞、安提阿（Antioch）和耶路撒冷，後面四個宗主教的轄區都在東方——小亞細亞、埃及、敘利亞和巴勒斯坦。儘管東方四大教區之間也有意見分歧，但在文化傳統等方面與西方更有隔閡，這不能不讓羅馬感到壓力。[3]
與君士坦丁堡，矛盾就更多。
其實，自從遷都以後，羅馬與君士坦丁堡的關係就一直非常微妙，而且這種微妙跟唐代的長安和洛陽不同。洛陽只是陪都，羅馬卻是廢都。這個曾經的世界中心已經由百萬人口的國際化大都市，淪落為只有幾萬人的小城，而且飽受摧殘和蹂躪。它那往日的輝煌都被埋在了廢墟之中，只剩下無數的冤魂在暗夜呻吟，在天空徘徊。
幸虧還有教會。
的確，西羅馬帝國滅亡後，羅馬城的威望、秩序甚至市民的生存，都只能靠教會來維持。教皇實際上承擔了羅馬皇帝的責任，遠在天邊的皇帝則既派不出一兵一卒，又掏不出一分一厘。那麼請問，他又憑什麼對羅馬指手畫腳？
顯然，曾經的文明中心羅馬雖然自知再也無法成為帝國的政治首都，卻不能不力保宗教首都的地位。而且在羅馬主教看來，他們作為耶穌大弟子聖彼得的繼承人，原本就應該享有這樣的崇高地位和絕對權威。[4]
相反，東部教會則始終處於拜占庭皇帝的控制之下。這些君主原本是俗人，卻居然主持召開宗教會議，任命主教和懲罰教士。如此將教俗兩界的權力集於一身，本身就讓人無法容忍。如果他還要自命為上帝的代言人，讓君士坦丁堡取代羅馬的地位，那就更不能接受。愷撒的歸愷撒，上帝的歸上帝，這是耶穌基督的教導，也是羅馬的底線。[5]
羅馬必須說不，也有資格說不。
也許，這就是馬丁要惹是生非的原因。換句話說，羅馬教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地感到，絕不能把對教義的解釋權讓渡給拜占庭皇帝，更必須用三位一體的正統觀念來統一基督教世界的思想和信仰，非如此不能捍衛教會的、同時也是上帝的權威和尊嚴。
因此，儘管這一次羅馬教會在人事上做了讓步，但教權與皇權之爭不會停止，西部和東部則終有一別。也因此，當拜占庭皇帝再一次粗暴干預宗教事務，試圖將自己的主張強加於人時，新的風暴就會掀起。
[2]公元445年，羅馬主教利奧一世（LeoⅠ）由於在「上帝之鞭」阿提拉手中拯救了羅馬城，因此讓西羅馬皇帝瓦倫丁尼發佈了授予羅馬主教特權的詔令，歷史上一般以此作為教皇之始。
[3]以上排名根據《第四次拉特蘭會議決議》，請參看劉新利《基督教歷史十二講》。但也有人認為阿提拉排名第二，亞歷山大裡亞排名第三，請參看王美秀等《基督教史》。
[4]羅馬教皇居五大宗主教之首，一個重要的理由就在於他們是聖彼得的傳人，而聖彼得則在十二使徒中排名第一。
[5]愷撒的歸愷撒，上帝的歸上帝，見《聖經·新約·馬太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