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是在門閥制度衰朽之後開始的。
事實上，中國雖然沒有種姓制度，卻有血統觀念和門第觀念。表現於歷史，就是西周到春秋的貴族政治和魏晉南北朝的門閥政治。貴族政治時代，佛教尚未傳入中國，華夏民族也沒有產生自己的宗教，凝聚人心的是祖宗崇拜。而且直到明清兩代，祖宗崇拜也仍是主流。
因此，當貴族政治在秦漢逐漸讓位於官僚政治時，門閥制度便誕生了。門閥時代的統治階級不是貴族領主，而是士族地主。他們雖然並不世襲領地，卻壟斷仕途；而「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靠的正是祖宗。門閥制度在世界上獨一無二，就因為只有祖宗崇拜的中國才有這樣的土壤。
當然，也因為官僚體制最早在中國成熟。
不過這樣一來，矛盾就產生了。因為官僚政治絕不允許仕途被壟斷，帝國制度也絕不允許國土被瓜分。要維護天下一統，就必須消滅貴族領主；要保證皇權至上，就必須消滅士族地主。漢唐兩代，肩負的就是這種使命。
動搖了血統觀念和貴族政治的是漢，挑戰著門第觀念和門閥政治的是唐。漢是平民王朝，唐是混血王朝。兩個王朝的不同性質，造就了他們不同的氣質。包括漢、唐之間的魏晉南北朝，也有著自己的風度和風采。
這是黃河九曲十八彎一樣的歷史長卷。
總體上說，漢是雄渾大氣的。唯其雄渾，所以厚重；唯其大氣，所以樸拙。那些碑刻、陶俑、畫像石，以及霍去病墓前的雕塑，都表現出第一個農業大帝國初生牛犢般稚嫩而笨拙的生猛，以及新興貴族地主小喬初嫁式的天真爛漫和滿心歡喜。即便迂腐繁瑣如經學，妖妄荒唐如讖緯，鋪陳排比味同嚼蠟如漢賦，也未嘗沒有漢文明的自豪與自信。
自信的背後，是歷史的邏輯。
實際上，作為秦始皇政治遺囑的執行人，以及真正意義上的「中華第一帝國」，兩漢奠定了帝制時代的基本原則和主旋律：重農抑商，中央集權，獨尊儒術，孝治天下。如果真如黑格爾所說，歷史與邏輯是一致的，那麼，兩漢就是歷史邏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是魏晉南北朝。
作為邏輯意義上的否定，魏晉南北朝與兩漢，歷時大約等長，風貌截然相反：華夷不辨，胡漢混雜，戰亂頻繁。天下一統變成了群雄割據，對外征服變成了民族混血，統治階級變成了士族地主，意識形態變成了魏晉玄學，就連佛教也由巫術化的浮屠道變成了玄學化的般若學。
當然，風骨也變成了風度。
漢文化是有風骨的。它甚至延續到建安時期，因此而被稱為「漢魏風骨」。這其實是一股心勁，一種可以「激揚文字」的精氣神。建安詩人的「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是這個時代的終結篇，某種程度上也是最強音。[14]
之後就變成瀟灑飄逸了。應該說，此前沒有哪個時代像魏晉這樣，把才情和氣質看作審美對象，將遊山玩水、飲酒服藥、論道談玄作為生活方式，讓最放蕩不羈和最嚴肅認真的統一起來，然後整體性地打包成一種風度——魏晉名士基本上是同一個調調，不像先秦諸子那樣各說各的。
所以，魏晉風度其實是一種心態，而心態關乎思想。人們津津樂道的既然是道家的無、佛門的空，睿智的談吐當然成為追求目標。就連鍾愛漂亮的風貌也不奇怪。這不僅由於那風貌原本表現為脫俗的言行，體現著高超的睿智，也因為玄學本體和般若智慧，最終都要變成美。
實現這一轉化是在唐。
否定之否定的大唐燦爛輝煌。玄學時代像玉山一樣崩潰之後，留下了一片廣闊天地和諸多文化遺產；混血的楊隋和李唐則不拘一格地兼收並蓄，氣度恢宏地對外開放。新文明海納百川厚積薄發，理所當然地多元多樣，多彩多姿，其五光十色和絢麗斑斕已於《隋唐定局》盡述。那繽紛的色彩就像唐三彩上的鉛釉，濃郁得化都化不開。
樸實無華的，似乎只有禪宗。
禪宗確實是最樸素的。沒有嚇人的高頭講章，沒有華麗的鋪陳排比，只有最普通的日常用語。一位高僧甚至在插秧時悟到了菩提智慧，寫下了這樣一則示法偈：
手捏青苗種福田，低頭便見水中天。
六根清淨方成稻，退步原來是向前。[15]
在實現農業機械化以前，插秧是基本農作之一。為了將集中培育的水稻秧苗分株定植在稻田中，農民必須低頭彎腰一根根插秧。如果往前走，就會踩踏已經插好的秧苗，他們只能一步步往後退。然而這位僧人卻在年復一年的簡單重複勞動中看出了大道理，不但字字平實，而且句句雙關，這顯然是只有親自參加生產的禪僧才能做到的。
據清宮廷畫家焦秉貞所作《御制耕織圖》1696年版本。該圖冊含耕種圖23幅、紡織圖23幅，每幅圖配康熙詩一首。
沒錯，成稻就是成道，佛也正是水中之天。
如此樸實無華，雖然顯得一枝獨秀，卻恰恰也是「否定之否定」，即心態如魏晉般玄遠，形式像兩漢般樸拙，這才從容不迫，心平氣和，比玄言更上層樓。問題在於，為什麼是這樣一種境界的禪宗，成為了大唐的宗教發言人呢？
因為科舉。
事實上，禪宗的興起與科舉的發展幾乎同步——唐代科舉之盛，肇於高宗之時，成於玄宗之代，極於德宗之世；而惠能成為六祖，南宗成為正統，懷海進行宗教改革，也正好在這三個時期。何況與百丈懷海同時期同輩分的，還有南泉普願、興善惟寬、藥山惟儼、丹霞天然、天皇道悟等等，均為一時之選；而科舉完全成熟，禪宗大行其道，則又都是在唐以後的宋代。請問這是巧合呢，還是天意？[16]
都不是，是理所當然。
前面說過，消滅士族地主是隋唐的歷史使命，庶族地主也遲早要登上歷史舞台。因此，當門閥政治窮途末路日薄西山時，科舉制度就被發明出來。它不但為帝國的文官集團建立了人才庫，實現了官僚的儒生化和儒生的官僚化，也相對公平地為天下讀書人提供了進身之階。貧寒之士不用考慮門第族姓，憑借自身努力就能一步登天，由布衣而卿相，豈非另一種意義上的立地成佛和普度眾生？
的確，寒門也可以做官，文盲也可以成佛，這就是新時代，也就是大唐夢，而且是可實現的。難怪庶族與禪僧要惺惺相惜了，因為他們共同挑戰著血統觀念和門第觀念；也難怪禪宗會成為時代發言人了，因為正如玄學化的般若學是門閥地主的意識形態，禪宗則屬於勤勞耕耘的寒門庶族。戰勝了關隴勳貴和山東豪門後，他們將成為時代主人。
何況禪宗還告訴大家，入世與出世，求官與求佛，並不矛盾，因為成佛只在一念之間。金榜題名固然好，科場失意或削職為民則無妨退而參禪。這就為那些苦讀於寒窗，顛沛於仕途，沉浮於宦海，糾結於窮達的人，提供了得意時的憩息地，失意時的避難所。當然，是心理上的。
與此同時，士大夫和知識界的心境開始變得平和，思想和文化也開始傾向於內省。因為安身已由科舉解決，立命則可以交給禪宗。科舉保證了國家的穩定，禪宗保證了心態的平衡。從此，中國人的目光便不再停留在外部世界，而更多地投向了內在心靈。這是中唐到兩宋的基本調性。
時勢造英雄，也造觀念。
當然，這同樣有一個過程，而且也同樣有趣。
[14]見劉勰《文心雕龍·明詩》。
[15]此偈傳為五代後梁高僧布袋和尚所作，但不見於《景德傳燈錄》和《五燈會元》，僅見於元末臨濟宗曇噩《明州定應大師布袋和尚傳》，因此也可能是偽作，但能代表禪宗。
[16]唐代科舉之盛，肇於高宗之時，成於玄宗之代，而極於德宗之世，是陳寅恪先生的觀點，見《元白詩箋論稿》。百丈清規創立的準確時間，部分學者主張以唐穆宗元和九年（814）四月立約，十三年（818）立碑為標誌。但此時懷海已經遷化（圓寂），因此也有學者認為百丈並未創立清規。其實，懷海的宗教改革有兩個重要內容，一個是別立禪居（不再寄居律寺），二是參加勞動，這應該是更早的事情。另外，懷海享年九十五歲，六十歲至八十六歲時處於德宗朝，肯定是他的重要活動時期。以德宗朝或其前後為禪宗的改革期，應該可以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