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94年的某一天，準備集結部隊迎戰外敵的執政官突然發現，他的兵力少了許多。那些由平民組成的軍團整隊地撤離了羅馬城，拒絕參加這場戰爭。
這當然讓人驚詫，卻也事出有因。
起因在社會的不公。當時的羅馬社會由貴族和平民兩大階級組成，兩個階級之間等級森嚴，極不平等。貴族把持了城邦的政權，平民不能成為元老院議員，也不能與貴族通婚，跟元老院選舉的執政官更是無緣。
這實在欺人太甚。要知道，平民也是公民，公民有義務也有權利。義務是保家衛國，權利是參政議政。義務和權利是對等的，哪有只盡義務不給權利的道理？
因此，要麼擁有權利，要麼不盡義務。
然而這個合理要求卻被貴族組成的元老院拒絕。交涉無果之後，平民決定一走了之。
撤離羅馬的平民來到一座山丘，宣佈要在那裡另建城邦，召開自己的人民大會，選舉自己的執政官。是啊，既然不能享受同等國民待遇，那就各過各的好了。
貴族們目瞪口呆。他們雖有能力治理城邦，卻沒有能力離開平民獨自保衛它，只能妥協。
妥協的結果，是平民有權選出自己的代言人。
這個代言人，叫保民官。
保民官的設立妙不可言，他擁有的特權更讓我們驚歎羅馬人思維的縝密。為了防止打擊報復，保民官享有執政官都沒有的人身不可侵犯權。同時，為了確保平民的權益不受侵犯，保民官享有對政府決議的否決權。
也就是說，只要保民官說一聲「我反對」，元老院和執政官就只能乾瞪眼。難怪愷撒和屋大維都要擔任終身保民官了，他們要的就是這兩項特權。
此後，平民又取得了一系列的勝利，包括可以擔任執政官、獨裁官、監察官和大法官。退下來後，還可進入元老院。階級壁壘被打破了，羅馬成為全民的國家。
平民可任大法官，是在公元前337年。六十多年後，羅馬征服了意大利。再過三四十年，羅馬打敗了迦太基，建立起第一個海外行省西西里。蕞爾小邦羅馬終於渡過了危機茁壯成長，因為他們學會了妥協，構建了和諧。
據巴洛西西尼1849年雕塑。
因此，儘管羅馬跟雅典、斯巴達一樣也是城邦，還起步更晚，也儘管那兩個城邦都曾稱霸一時，卻只有羅馬脫穎而出，超越城邦變成大共和國，最後成為大帝國。[2]
這足以讓羅馬人驕傲。
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從此有了一種精神。正是這種精神，使羅馬文明成為全人類的共同財產。
這種精神就叫共和。
所謂共和，就是不同族群、階級和利益集團的和諧相處，共謀發展。這當然很難，許多文明就因為不能做到而崩潰。做到了這一點的，最早是中華，其次是羅馬。唯其如此，中華和羅馬才在公元前一二百年成為世界性文明。
兩大文明的共同特點是開放和包容，也都有強大的吸收能力和同化能力，這才形成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兩個文明圈。只不過，這種海納百川的精神和兼收並蓄的能力，在中華可能是一種胸懷，在羅馬則是一種智慧。
的確，歷史上的羅馬人似乎天生就有一種本事，能以最適當的方式和最低的成本，為自己爭取到最大的合法權益。在這種鬥爭中，他們絕不會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同時又能分毫不差地討價還價。
平民撤離運動，就充分體現了這一點。
實際上抗爭的平民一開始就沒打算把事情弄僵，因此他們沒有選擇揭竿而起或是投入敵營，而是退出戰場。當然，在貴族做出雙方均可接受的讓步後，撤離的平民也立即回到了羅馬，並很快就組建了參戰的軍團。
這可真是有理，有利，有節。
貴族的表現同樣可圈可點。他們明智地放棄了自己的部分特權，以此作為平民同意合作的交換條件。當然，放棄是逐步的，撤離運動也有過多次，但結局總算不錯。
其實越到後來，貴族與平民的界限也越模糊。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也五世而斬。有的貴族會淪為貧民，有的平民會成為新貴。更重要的是，羅馬人的共同體意識很強。如果需要一致對外，他們就會和衷共濟。
這就好辦了，因為羅馬從來不缺敵人。
於是，平民和貴族終於攜起手來，共同倡導和培養全體公民的民族自豪感，以及愛國主義精神。而且，隨著羅馬國際地位的提高，這種愛和自豪感還會更強烈。
羅馬人為什麼能堅持共和制度五百年之久？
這是原因之一。
實際上羅馬精神最精彩的一筆，就是制度設計和權力架構。要知道，構成羅馬國家的人民、元老院和執政者（執政官、獨裁官或奧古斯都）雖然號稱三位一體，但這三位的政治利益和心理訴求卻並不一體。人民要民主，元老院要尊貴，執政者則希望權力越多越好。
這就只能講價錢，好在他們很快就理順了關係：人民授權但不決策，元老院決策但不行政，執政者行政但只有治權。主權是元老院和人民的，他們才是國家的主人。
所以，即便在帝國時代，元老院和羅馬人民的權威至少也得在表面上維持。新皇帝登基，先得向元老院發表就職演說，然後再向市民演講一次，還要前往神殿祈求諸神的保佑。完成這三個程序，他才是合法的皇帝。
這樣的羅馬，已經非常接近現代文明國家。
精彩的還有國際關係。
跟世界上所有的帝國一樣，羅馬也是靠武力來征服世界的，這就有一個與戰敗國的關係問題。如何處理這種關係，對征服者的境界、胸襟和政治智慧都是考驗。
亞述和迦勒底（新巴比倫）就不說了，他們的瘋狂掠奪、血腥鎮壓和殘暴統治，引起的只是更強烈的反抗。波斯帝國雖然表現出最大的仁慈和寬容，卻只知道把設為行省的戰敗國當作提款機，忘記了把他們變成自己人。
做得最好的，是羅馬和中國的周。
周人和羅馬人的高明之處，是與同盟國和戰敗國組成共同體，同謀發展、共享太平。只不過，周人構建的是「文化共同體」，只要認同周文明，就能由夷狄變成華夏。正是由於這種文化認同，我們民族才不斷發展壯大起來。
羅馬構建的則是「政治共同體」。他們甚至主動邀請戰敗國的頭頭腦腦加入元老院，就像漢武帝讓匈奴人金日磾成為他的顧命大臣。結果，被征服的蠻族成為這個國家的共同經營者，甚至戰場上的主力軍。
當然，一旦打了勝仗，大家也都有利可圖。早期的做法是：羅馬人拿走戰利品的一半，剩下的按勞分配。也就是說，羅馬人是大股東，歸順的戰敗國也是合夥人。
這可真比威尼斯商人還精明。
然而政治恰恰是一種智力遊戲，文明則是盡量巧取而避免豪奪。如果還能化敵為友，那就堪稱功德無量，因為和平總歸好過戰爭。幸運的是，中國人和羅馬人都有這種智慧，兩大文明獨步一時也絕非偶然。
因此，在充分瞭解了中華的方式後（請參看本中華史第三卷《奠基者》），我們很想知道羅馬人是怎麼做的。
[2]公元前367年，平民可任執政官。公元前356年，平民可任獨裁官。公元前351年，平民可任監察官。公元前337年，平民可任大法官。公元前296年，羅馬征服中部意大利。公元前275年，羅馬征服南部意大利。公元前241年，羅馬打敗迦太基，西西里設為羅馬行省。到公元前130年，羅馬共和國已經擁有九個海外行省。到愷撒時代，則為十八行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