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更清楚南蒯為什麼不招人待見了。
道理其實很簡單：國之倫理在家，從小就能看到大。比如一個人虐待父母，卻宣稱忠於祖國，靠得住嗎？同樣，南蒯背叛家君，卻宣稱忠於國君，誰相信呢？
更何況，南蒯只是季孫大夫之臣，季孫大夫才是魯國國君之臣。魯國國君的事，是他南蒯該管的嗎？如此僭越，難道也叫「效忠」？對不起，這叫「上訪」！
南蒯不明白的，魏絳明白。
魏絳是春秋時期晉悼公的大夫。因為功勳卓著，悼公要將鄭國奉獻的樂隊分一半給他，魏絳表示不敢當。他說：樂舞是用來鞏固美德的，因此可以鎮撫邦國，同享福祿，懷柔吸引遠方之人。這才叫「樂」，也才可以叫「樂」。[4]
共8件，總重146.75千克。1990年河南三門峽虢國墓地出土。
奇怪！樂，為什麼能「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呢？
因為樂是藝術化的禮，禮是倫理化的樂。
是這樣嗎？
當然是。周人的樂，甚至古人的樂，並不只是音樂。準確地說，是詩歌、音樂和舞蹈的三位一體，叫「樂舞」。所以晉悼公打算賜給魏絳的「樂」，就包括一組編鐘，還有一支八人組成的歌舞隊。
但，樂舞叫做樂，是因為以音樂為靈魂。對於音樂，最重要的是什麼？節奏和韻律。對於倫理，最重要的是什麼？秩序與和諧。秩序就是禮的節奏，和諧就是禮的韻律。因此，禮治社會就應該像樂曲，社會成員則應該像樂音。樂音有音高、音長、音強、音色的不同。社會成員一樣，也得有差異。有差異，才多樣。多樣統一，才和諧。
禮，就是界定差異的。
問題是：怎麼界定？
說複雜也複雜，說簡單也簡單，無非「別內外，定親疏，序長幼，明貴賤」。區分華夏與蠻夷，是「內外有別」；區分血親與姻親，是「親疏有差」；區分老者與少者，是「長幼有序」；區分嫡子與庶子，是「貴賤有等」。它甚至表現為一系列的「制度」（規制和尺度）。比如平民不能戴帽子，只能扎頭巾，叫幘（讀如則）。貴族當中，士又只有冠，沒有冕。冠冕堂皇的，只能是天子、諸侯、大夫。
顯然，這裡面最重要的是貴賤，貴賤就是「音高」。其次是親疏，親疏是「音長」。再次是長幼，長幼是「音強」。至於內外，或許可以看作「音色」，華夏民族是「黃鐘之鳴」，蠻夷戎狄是「瓦釜之音」。如果「黃鐘毀棄，瓦釜雷鳴」，那就不是「亡國」，而是「亡天下」了。
不過在周人看來，他們的天下不會亡，因為像音樂。天子和諸侯是「高音」，大夫和士是「中音」，平民和奴隸是「低音」。也像音樂團體，民族和國族是樂團，氏族和宗族是樂隊，天子、諸侯、大夫、士是指揮。
這可真是天字第一號的樂團。這個樂團演奏的，是最恢宏的交響樂，最悅耳的奏鳴曲，最有氣勢的大合唱。
主題，則據說叫「和」。
沒錯，禮辨異，樂統同。禮讓人遵守秩序，樂讓人體驗和諧。所以貴族要鐘鳴鼎食，還要佩玉。玉是君子之器。它高貴、典雅、溫潤，不張揚，文質彬彬。何況玉器佩帶在身上，是要發出聲響的。這就會提醒主人舉手投足都要合乎禮儀，都要有節奏。有節奏就有節制，也就氣度不凡。
學習音樂，觀賞樂舞，更是貴族必修的功課。如果有條件，還應該向全民推廣。因為廟堂有音樂，則君臣和敬；鄉里有音樂，則宗族和順；家中有音樂，則父子和親。[5]
難怪孔子上課時，會有學生鼓瑟。
孔子的學生言偃（子游）更是身體力行。他主持武城縣工作時，便處處都是絃歌之聲。據說，孔子聽了曾莞爾而笑云：殺雞哪裡用得著牛刀？言偃卻回答：君子受了教育就愛人民，小人受了教育就聽使喚，老師不就是這樣教我們的嗎？孔子也馬上表態：言偃是對的，我剛才不過開玩笑。[6]
這就是「禮樂教化」。
但，這跟「以德治國」又有什麼關係呢？
不妨實地考察一番。
[4]見《左傳·襄公十一年》。
[5]見《禮記·樂記》。
[6]見《論語·陽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