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麼樣的人，就有什麼樣的國。
實際上，任何一個國家的模式和樣式、制度和尺度，都是由這個國家的文化、歷史和國民來決定的。強大的國民喜歡弱小的政府，自由的國民欣賞鬆散的制度，愚昧的國民盼望英明的領導，軟弱的國民依靠強權的統治。因此恩格斯說，如果某個國家的政府是惡劣的，而且儘管惡劣卻仍將存在，那就可以用該國國民相應的惡劣來解釋。[15]
但，這裡面有問題。
眾所周知，人類最早的國家，大多是君主制，少數是共和制，極個別是民主制。西學東漸前的中國人，更一直認為君主制天經地義，別無選擇，反對派一個都沒有。如此說來，難道世界上大多數人都是不要自由，想做奴隸的？
當然不會。
這就必有原因，必有道理。
什麼原因？什麼道理？
天下必須有序，群龍不能無首。
沒錯，中國原本就地域遼闊，人口眾多，如果再攤上洪水氾濫、外敵入侵，就更需要堅強有力的領導核心，需要號召力和凝聚力，至少得有萬眾一心的象徵。這個功能，在那時不可能由別人來承擔。為此，人民只能做出犧牲和讓步，對高舉旗幟的君主俯首稱臣。
這，大約是法家以外思想家們的想法。[16]
因此，除法家外，其他各家對君主制度和君主權力，都是「有條件的維護，有保留的贊同」。比如儒墨道三家都認為，君主可以有，但得是聖人，至少要合格。孟子甚至認為，君主如果不合格，就應該下台。又比如，三家都認為，君臣之間不能是奴役與被奴役的關係。孔子就說君對臣要彬彬有禮，孟子更認為君若「目中無人」，臣可「視如寇仇」。如果那君主太不像話，人民還可以發動革命殺了他。這能說是「想做奴隸，不要自由」嗎？
君主制，並不等於奴隸制。
獨立、自由、平等，畢竟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不會有哪個民族是例外。
只不過，歷史會有不同的嘗試和選擇。
可惜，儒墨道三家主張的條件和保留，離民主或憲政還有十萬八千里，實行起來也有諸多問題。比如什麼叫「聖人」，三家就說法不一。儒家講「仁民愛物」，墨家講「明察秋毫」，道家講「清靜無為」，請問以誰為準？
還有，君主如果不合格，怎樣請他下台？有辦法嗎？有法律嗎？有制度嗎？有程序嗎？沒有。
那就只有一廂情願，以及惆悵。
中華民族的國家史和文明史，就是一部不斷追求獨立、自由、平等，又屢屢求之不得、得而復失的「惆悵史」。
是的，正如希臘實行過「直接民主」，我們也試行過「直接君主」；羅馬實現了「以法治國」，我們也探索了「以禮治國」。我們甚至設計了種種方案，希望能夠做到「君權與民權並重」。最起碼，也不能生靈塗炭，民怨沸騰。
然而曾幾何時，這些都成為泡影。分權變成了集權，集權變成了專制，專制變成了獨裁。秦、漢、晉、隋、唐、宋、元、明、清，每下愈況。改朝換代一次，起死回生一次，也腐敗潰爛一次。最後，不得不拜西方列強為先生。
其實「先生們」又何嘗一帆風順？希臘城邦，孤帆遠影；羅馬共和，日落西山；民主進程，一波三折；自由之路，險象環生。宗教裁判所就不說了，十字軍東征也不說了。單是二十世紀，世界大戰就打了兩次。
文明的步伐，總難免一腳深一腳淺；國家的意義，誰都不可能一夜看清。唯獨需要國家，古今中外一樣，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臣民還是公民。
那麼，國家的秘密又在哪裡？
[15]見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16]法家從不討論為什麼要有君主，他們對君主和君權的維護是無條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