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許說人類的靈心是造物主最高貴的產物。這話大多數人以為如此，尤其是指像愛因斯坦的那種靈心一般，能以一個長的數學方程式去證明彎曲的空間。或像愛迪生的靈心那樣，發明留聲機和活動影戲，或像其他物理學家的靈心那樣，能測量出一顆行近地球或遠離地球的星辰的光線，或去研究無從捉摸的原子構造，或是像彩色電影攝影機發明家的靈心一樣；和猴子無目的、善變的、暗中探索的好奇心比較之下，不得不使我們承認我們確有一個高貴的、偉大的靈心，有一個能夠瞭解這宇宙的靈心。
然而普通的靈心只是可愛而不是高貴的。如果人類的靈心都是高貴的，那麼我們將變成完全合理的動物，沒有罪惡，沒有弱點，也沒有錯誤的行為。如果真是這樣，這世界將變成一個多麼乏味的世界，我們一定會變成極討厭的動物。我是一個人性主義者，所以一無罪惡的聖人引不起我的興趣。而在我們的不合理中，自相矛盾中，戲耍和假日的歡樂中、成見中、頑固中和健忘中，我覺得我們都是可愛的，如果我們都有一個十全十美的頭腦，我們在每一新年裡便不用做新的計劃。當我們在大除夕回想到新年裡所決定的計劃時，我們發現我們只做到了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一不曾發現，還有三分之一則已經忘卻了。人生之美便在這裡。一個計劃如果可以完全實現，便不能引起我們的興趣。一個將軍如果預先知道可以絕對獲勝，連雙方死傷的確數也能預料得到，他對戰事便會失掉興趣，遠不如把它放棄不乾爽快些；下棋的人，如果知道對方的靈心——不管是比他好的、壞的，或平常的——而無錯誤，便不會再想下棋。如果我們看小說時，確知書中每個人物的未來靈心動作，因此而料到小說的最後結果，那麼所有的小說無一讀的價值了。閱讀一部小說，便是在追求一個多變動的、不可測度的靈心，這個靈心是一條以許多連續發生的情勢而造成的迷路，在相當的時候，實現其不可測摸的決定。如在小說中寫一個嚴峻的、無寬恕心的父親，假如一直沒有寬容子女的時候，在我們看來便不再像是一個人，甚至是一個不忠實的丈夫。如果永遠是這樣，讀者的興趣不久就會失掉。你可以假想一位驕傲的作曲家，人家無論怎樣規勸他，總不願替某一位美麗的女人寫一出歌劇，可是當他一聽見有一位他所憎惡的作曲家想做這工作時，便會馬上答應。或試想一位科學家，發誓不把他的著作刊在報紙上，可是一看見一位和他競爭的科學家弄錯了一個字，他便會忘掉自己所定的規律，拿著作品去發表。這裡，我們把握到人類靈心的特性了。
人類的靈心是不合理的，是固執的、偏見的，是任性的，是不可預料的，因此可愛。如果我們不承認這個真理，那麼我們費去一百年在人類心理學上的研究工作，便不能算為有結果。換言之，我們的靈心仍保存著人猿智力上那種無目的、暗中摸索的性質。
試看人類靈心的演進程序。我們靈心的功用原本是一個覺察危險而保全生命的器官，而它終於能夠體會邏輯和準確的數學方程式，僅是一樁偶然的事。我們的這個靈心確不是為這種功用而創造的。它的原來功用是僅想嗅嗅食物。但除了嗅嗅食物外，如也能嗅嗅一個抽像的數學公式，那固然也不壞。以我的觀念，人類的頭腦像章魚或海星，長了一些觸角以便摸索真理，待摸到後就把他吃掉（我對其他動物的頭腦觀念也是如此）。我們今日總說「摸索」（Feeling）真理，而不說「思索」（Think）真理。腦部及其他的感官就是摸索用具。頭腦的觸角怎樣摸索真理，在物理學上有著一個很奧妙的現象，正如眼睛網膜中的紫色怎樣感光一樣奧妙。當頭腦每次和其他有關的知覺器官脫離聯繫，從事所謂「抽像的思維」時，當每次離開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美國本土第一位哲學家和心理學家）所謂知覺的現實（Perceptual Reality）而逃進意念的現實世界（The world of Conceptual Reality）時，它的活力消滅了，人性也消失了，也退了。我們都被一種錯誤的見解所困惑，以為靈心的真真功用便是思維，如果我們不更正對「思維」這個名詞的錯誤觀念，我們一定會在哲學上犯下很笨拙的錯誤。當一個哲學家走出他們的書房，觀察市場上的往來群眾時，這個錯誤的見解一定會使他感到幻滅，好像思維與我們日常的行為是很有關係似的。
已故的羅賓遜（James Harvey Robinson，美國歷史學家，二十世紀初美國「新史學派」的奠基人和倡導者）在《創造中的靈心》（The Mind in the Making）裡，曾經想證明我們的靈心是怎樣由四個基本階段而產生，他以為人類的靈心，是由動物的靈心、野蠻人的靈心、孩童的靈心和傳統的文明人的靈心漸漸產生出來，現在還在這四個基本階段上進展著；他又更進一步說，如果現代的人類要想把文明繼續發展下去，我們還須產生一顆更善於批評的心。我的思慮比較科學化的時候，頗贊同這個見解，在比較明慧的時候，卻懷疑這個階段在一般的進步上是否能辦得到，或甚至是否適宜。我頗願讓我們的靈心像現在一樣不合理下去，這是可愛的。我不願見到我們在這世界上都變成十全十美合理的人類。我不相信科學的進步嗎？不，我不信任聖者的境界。我反對智識嗎？或許是，或許不是，我只是愛好人生，因愛好人生，所以我極端不信任智能。你可以幻想出一個完美的世界，在那裡報紙上沒有殺人的新聞，因為那時大家都是無所不通、無所不知，因此沒有一所房屋會發生火警，沒有一架飛機會失事，沒有一個丈夫會遺棄他的老婆，沒有一個牧師會跟歌女私奔，沒有一個皇帝會因戀愛而犧牲皇位，每個人的心思都千篇一律，大家都各照著自己在十歲時所決定的計劃去實行，絲毫不苟——這麼一個幸福的人世還是省了吧！在這麼一個世界裡，人生的一切興奮和騷動全都消滅了。世界沒有文學了，因為那時已沒有罪惡，沒有錯誤的行為，沒有人類的弱點，沒有混亂的情慾，沒有不規則的舉動，最壞的是，沒有令人驚異的事物，那就等於四五萬觀眾在看他們預先已知道哪一匹馬得錦標的跑馬比賽一樣，毫無趣味。人類易生錯誤的本性是人生色彩的精粹所在，正如障礙跑馬比賽上的出冷門一樣的有趣。試想塞繆爾·約翰遜博士（Dr.Samuel Johnson，花了九年時間獨力編寫《英文字典》，十八世紀英國文壇執牛耳者）如果沒有他的固執偏見將成為怎樣一個人？如果我們全是十全十美合理性的人，那麼我們非但不能變成十全十美的智者，反而將退化而成自動機器，而人類靈心也只在記錄某一些衝動，像煤氣表那樣機械地記錄下來。這便是不人道的行為，而不人道便是不好。
讀者或許疑心我在故意視罪惡為美德，竭力替人類的弱點辯護。這是不對的。如果我們一方面有了一個完全合理的靈心，而獲得了合理完美的行為，另一方面，卻會失去人生的歡樂和色彩。跟一個具著美德但是平凡模樣的丈夫或妻子同過一生一樣，是再無聊也沒有的事。我相信種種極其合理的人類所造成的社會確是適於生存的，但我疑惑在這種情境之下的生存是否值得。我們固然要想盡種種方法去造成一個有秩序的社會——可是我們不要一個太過於有秩序的社會。我想世界上，也許螞蟻是最合理的動物。它們無疑已經創立了一個十全十美的社會主義國家，在這種制度之下生活了近一百萬年。單以合理的行為方面而論，我想螞蟻應當佔第一位，人類佔第二位（但我還是懷疑我們是否有這個資格）。螞蟻是一種耐勞的、健全的、好儲蓄的、肯節儉的動物，它們的生活都受著社會的統制和進行自我的訓練，但是我們不然。它們為了國家或社會，肯一天工作十四小時；它們只知道義務而很少想到權利；它們有恆心、有秩序、有禮貌、有毅力，尤其有著更嚴明的紀律。人類在紀律方面是拙劣的標本，拙劣到連做博物院裡的標本也夠不上。
你可以跑到名人紀念堂去看看那些陳列在甬道上的偉大人物的雕像，便能發覺在他們一生中合理行為是最缺少的東西。那個愛上克裡奧佩特拉（Cleopatra）的愷撒（Julius Caesar）——高貴的愷撒，他的行為太不合理了，幾乎為了一個女人而忘掉了帝國[安東尼（Anthony）卻是完全忘掉帝國的]。那個摩西——在一怒之下，把他那花了四十天工夫跟上帝在西奈山上銘刻的神聖石版敲碎，以這一點而論，他並不比那些叛棄上帝去崇拜金牛犢的以色列人更有理性。那個大衛王（King David）——有時殘暴，有時慷慨，有時虔誠，有時褻瀆，有時敬拜上帝，有時犯罪，後來寫了詩篇來表示懺悔，重新敬拜上帝。所羅門王（King Solomon）——他是智慧的象徵，但對他的兒子一籌莫展……孔子——他回答一個賓客他不在家，等那客人剛走到門口時，他又在樓上唱歌，使客人知道他確是在家。耶穌——在喀西馬尼流淚，在十字架上懷著疑心。莎士比亞——把「次好的床」遺贈給他的老婆。彌爾頓（Milton）——因為不能和他十七歲的妻子共同生活，寫了一篇離婚的論文，後因受人攻擊，便在《論出版自由》（Areopagitica）一文裡替言論自由辯護。歌德（Goethe）和他的夫人在禮拜堂舉行婚禮時，他們那十九歲的兒子就站在旁邊看。斯威夫特（Jonahan Swift）和史黛拉（Stella）……易卜生（Ibsen）和巴達奇（Emilie Bar-dach）（他保持著合理的行為——這對他是有益的）……
統治這世界的是熱情，不是理智，這已是很明顯了。所以使這些偉大人物都成為可愛者，使他們有人性者，實是他們的缺乏「理性」，而不是「合理性」。中國人為他們祖先所寫的訃聞和傳記，大多是無趣味的，不正確的，所以不堪一讀，因為他們已把他們祖先寫成變態的、完全偽善的人。——他們對於我所著的《吾國與吾民》最大的批評是：我把中國人描寫得太有人性了，因為我把他們的長處和缺點都描寫出來。他們（至少那些小官僚）相信如果我能把中國寫成一個樂園，有儒家聖賢居住著，永遠過著和平和理智的幸福生活，我就能夠替祖國做更有力的宣傳！官僚們的愚蠢真是沒有辦法。——傳記之有魔力和傳記值得一讀，全在其表現偉大人物所具有和我們相同的人性方面的特性，傳記裡面每一個不合理的行為，都能顯示其更有真實性。利頓·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英國著名傳記作家）作品之所以成功，便是他在描畫人物時能注意這一點。英國人的健全靈心，可以做極佳的例證，英國人對於邏輯尚欠高明，但是他們的頭腦著很好的觸角去察覺危險，保全生命。不過我在他們的民族行為上或他們的理性的歷史裡，還尋不出合於邏輯的東西。他們的大學、憲法、英格蘭教會，都是雜湊成章的東西，因為它們都是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逐漸累積起來的。不列顛帝國的力量就是在於英國人的腦筋欠高明，在於他們完全不能瞭解別人的意見，他們深信英國人的工作方法是唯一正當的方法，英國人的食品是唯一精美的食品。英國人一旦懂得了講道理並失去了倔強的自信心時，不列顛帝國便會傾覆滅亡。一個人如果對自己尚且懷疑，便不能出去征服世界。我們全然不能瞭解英國人對他們國王的態度，一方面如此忠誠和真實敬愛；另一方面卻剝奪了國王的言論自由，毫無顧忌地告訴他行為要謹慎，否則「滾你的蛋」……英國在伊麗莎白女皇時代需要海盜來保護帝國，便居然能夠有著相當數目的海盜以應付當時的局勢，因而也就崇敬他們。英國在每一時代都能在適當的時候，有著適當的同盟國，對付著相當的仇敵，從事適當的戰事，可是總用著一個不適當的名稱。英國人從不依邏輯去行事，而是靠著他們的觸角去行事。
英國人有著紅潤的膚色，無疑這是倫敦的霧和玩板球運動的結果。這麼一個健康的皮膚在他們思想上當然佔著極重要的地位，換句話說，在他們摸索中過著一生的程序上佔著重要的地位。英國人用他們健康的皮膚去思想，正如中國人用他們的偉大的肚腸去思想一樣。這一回事，凡是中國人大多是承認的。我們中國人以為我們確是用肚腸去思想的；我們說一個學者有學問便稱他為「滿腹思想」「滿腹經綸」「滿腹詩文」。此外還有「滿腹」的「牢騷」「憤怒」「悔恨」「鬱悶」或「期望」等話。中國的情人分別之後寫信時總說「愁腸百結」，或在別離的當兒說「肝腸寸斷」。中國學者把一篇文章或演講詞的大意想好還沒寫上紙時，我們便說他們已打好了「腹稿」。他們已經把他們要寫的東西在肚裡安排好了。這一點是絕對科學化的，可以拿得出證據來，尤其是在現代心理學家對我們思想的情感性質和構造更為明瞭的今日。可是中國人並不要科學上的證據，他們只要肚裡有數。中國曲調的情感性質，全由唱曲者的橫膈膜下發出來：如果你不懂得這個，你就無法瞭解中國音樂及其濃厚的情感色彩。
我們在研究自然的宇宙或和人類無關的任何東西時，不應該否認人類靈心的偉大才能。我對於科學的成就很樂觀，可是對善於批評的靈心在應付人類事件時，或對於人類達到一種超過情慾支配的寧靜和理解的境地時的發展，懷著較小的希望。以我個人的意思，人類也許已經達到崇高的階段，但是從社會集團這方面說來，人類還受著原始時代的情慾所支配。因之，在進化的過程中有時不免要開倒車，野蠻的本能有時要暴露出來，瘋狂的行為和集團的歇斯底里有時也要產生出來。
我們既然瞭解了我們人類的弱點，所以更有理由可以詛罵那許許多多的壞蛋：即利用我們的弱點來煽動我們參加二次大戰的壞蛋；那個灌輸仇恨心理（我們之間的仇恨已經太多了）的人；那個稱頌自誇和自私（這兩種東西本已不少了）的人；那個利用我們人類的頑固和種族觀念的人；那個在訓練青年時取消上帝第五誡的人；那個推崇殘殺和戰爭（好像我們還不夠好戰似的）的人；那個煽動我們人類的情慾（好像我們還不夠像禽獸似的）的人。這種壞蛋的靈心，無論怎樣的機巧，怎樣的聰明，終於是禽獸的靈心。智慧的優美精神被一隻禽獸或一個魔鬼絆纏著，這種情形我們現在才知道也是我們的動物遺傳性之一；也可說：智慧的優雅精神拿著一條破舊的皮帶暫時把這個魔鬼縛住，使之馴服，不過這條皮帶隨時有扭斷的可能，魔鬼也隨時可以獲得自由，在和散那（Hosanna，希伯來頌讚上帝之聲或祈福之語）的頌讚聲中，黑天[Juggernaut，印度神話中毗濕奴神（Vishnu）第八化身克利希那（Krishna）的稱號]每年的紀念日，人民以巨車載其偶像遊行各處（如信徒有自伏地下被車輾死得升天國），車子將毫無顧忌地在我們身上輾過去，暗示著我們是始終如何近於野蠻，和我們的文明是多麼膚淺，於是世界將變成一個偉大的舞台，在舞台上，摩爾人（Moors）將殺死基督徒，基督徒將弄殺摩爾人，黑種人將攻擊白種人，白種人將殺死黑種人，野鼠將由溝渠裡跑出來吃人類的屍身，鷲鳥將盤旋於一個豐盛的人肉宴席上——這一切不過是要提醒我們，使我們知道動物間的關係罷了，大自然是善於做這種實驗的。
精神分析學家在醫治有精神病的病人時，常常使他們回憶過去的事情，使他們用客觀的眼光去觀察他們自己的生活。所以人類對他們的過去多多回憶一下，對於他們自己的駕御力也許會有更大的進步。我們如果知道我們有動物的遺傳性以及跟禽獸相差無幾，或許就會曉得怎樣去抑止那些禽獸般的行為。我們有了這個動物遺性，更容易在動物寓言和譏諷文章裡，如《伊索寓言》（Aesop\'s Fables）、喬叟的《百鳥會議》（Parliament of Fowles）、斯威夫特的《格列佛遊記》（Swift\'s Gulliver\'s Travels）和法郎士的《企鵝島》（Anatole Frances Penguin Island）等裡邊看見我們的原形。這些動物寓言在伊索時代就很合時宜，就是在救主降生後四千年仍舊是很適合的。我們有補救的方法嗎？那善於批評的靈心太淺陋、太冷酷了，要用這個靈心來思考是不能得益處的，智理也沒多大用處；只有那種合理的，有理性的精神，那種溫暖的、朝氣的、情感的、直覺的思想，跟著同情混合起來，才不至於使我們重複退化到我們祖先的典型。只有把我們的生命發展起來，和我們的本能調和著，我們才會得救。我們為培植我們的感覺和情感，比教育我們的思想更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