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和文化的目標，只在於發展智識上的鑒別力和良好的行為。一個理想的受教育者，不一定要學富五車，而只須明於鑒別善惡；能夠辨別何者是可愛，何者是可憎的，即在智識上能鑒別。最令人難受的，莫過於遇著一個胸中滿裝著歷史的事實人物，並且對蘇俄或捷克的時事極為熟悉，但見解和態度完全錯誤的人。我曾遇見過這一類人，他們在談話時，無論什麼題目，總有一些材料要發表出來，但是他們的見地完全是可笑可憐的。他們的學問是廣博的，但毫無鑒別能力。博學不過是將許多學問或事實填塞進去，而鑒別力是美術的判別問題，中國人於評論一個文人時，必拿他的學行和識見分開來講。對於歷史家尤其應該如此區別。一個滿腹學問的人，或許很易於寫成一部歷史，但所說的話或竟是毫無主見與識別的。而在論人和論事時，或竟是只知依入門戶，並無卓識。這種人就是所謂缺乏智識上的鑒別力。強記事實是一件極容易的事情。歷史上一個指定時代中的事實，我們極易強記，但分別輕重和是非是一件極難的事情，有恃於一個人的見解力了。
所以一個真有學問的人，其實就是一個善於辨別是非者。這就是所謂鑒別力，而有了鑒別力，雅韻即會隨之而生。一個人如若想有鑒別力，他必須先有見事明敏的能力，獨立的判斷力，不為一切社會的、政治的、文學的、藝術的或學院式誘惑所威脅或眩惑。一個人在成人時代中，四周當然必有無數各種各式的誘惑，如：名利誘惑、愛國誘惑、政治誘惑、宗教誘惑，惑人的詩人、惑人的藝術家、惑人的獨裁者與惑人的心理學家。當一個心理分析家告訴我們，幼年時代的臟腑效能的種種不同運用切實有關一個人日後生活中的志向、挑釁心和責任心，或便秘症引起暴躁的性情時，凡有識力者對之只可付諸一笑。當一個人錯誤時，他就是錯誤的，不必因震於他的大名或震於他的高深學問，而對他有所畏懼。
因此識和膽是相關聯的，中國人每以膽識並列，而據我們所知，膽力或獨立的判別力，實在是人類中一種稀有的美德。凡是後來有所成就的思想家和作家，大多在青年時即顯露出智力上的膽力。這種人絕不肯盲捧一個名震一時的詩人，他如真心欽佩一個詩人時，必會說出他欽佩的理由。這就是依賴著他的內心判別而來的，這就是我們所謂文學上的鑒別力。他也絕不肯盲捧一個風行一時的畫派，這就是藝術上的鑒別力。他也絕不肯盲從一個流行的哲理或一個時髦的學說，不論他們有著何等大名做後盾。他除了內心信服之外，絕不肯昧昧然信服一個作家。如若那個作家能使他信服，那個作家就是不錯的；但如若那作家不能使他信服，則那個作家是錯誤的，而他自已是對的，這就是智識上的鑒別力。這種智力上的膽力和獨立的判斷力，無疑必需一己的內心中先具著一種稚氣的、天真的自信心。但一己的內心所能依賴的也只有這一點，所以一個學生一旦放棄他個人判斷的權利時，便頓然易於被一切人生的誘惑動搖了。
孔子好像已經覺得學而不思比思而不學更不好，所以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他必因看見弟子之中這種學而不思的人太多了，所以提出這種警告。這個警告其實也是現代的學校所極為需要的。我們都知道現在一般的教育和一般的學校制度，都偏於割捨了鑒別力以求學問，視強記事實即為教育的本身目標，好像富於學問即會使人成為一名高士。但是學校中為什麼要貶視思想？為什麼要歪曲學制，而將愉快的求學企圖變成了機械式嚴定尺寸劃一的和被動的強記事實？我們為什麼要把智識置於思想之前？我們為什麼願意稱呼一個僅是讀足了心理學、中古歷史、倫理學和宗教學學分的大學畢業生為學成之士？這種學分和文憑何以會取代了教育的真正目標？何以會使學生們心目中也認為如此？
理由很簡單：我們用這個制度，因為我們是在將民眾整批地教育，如在工廠裡邊一般。而一涉工廠的範圍，則一切都須依著呆板的機械式制度去行事了。為了保護學校的名譽和將產物標準化，學校要發給文憑，以為證明。為了鬚髮文憑，便不能沒有次第；為了須分次第，便不能沒有記分；為了須記分，便不能沒有大小考試了。這全部的程序，成為一個整個的合於邏輯的必然事件，而使人無從避免。但機械式大小考試，為害之大，遠過於我們所能想見。因為它立刻使人注重強記事實而忽略了鑒別力的發展。我本人曾當過教師，很知道出歷史題目確比一般的泛常普通智識題目較為容易，印批分數時也較為省力。
而危險在於這種制度一經訂立之後，我們即易於忘卻我們已漸漸或將要脫離教育的真正理想目標，即我所說的智識上鑒別力的發展。所以孔子說：「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這句話，仍有牢記的價值。世上實在無所謂必修科目，無必讀之書，甚至莎士比亞劇本也是如此。學校好似已採用一種愚笨的概念，以為只須從歷史或地理中採集若干有限的資料，便足以供一個學者所必需。我曾受過相當的教育，但我至今弄不清楚西班牙首都叫什麼名字，並且有一個時期還以為哈瓦那是一個鄰近古巴的海島呢。必修課程的規定，其危險在於它義涵一個人只要讀完這個課程，便已在事實上知曉了一個學者所應知曉的事情。所以一個畢業生離校之後，即不再企圖更事學問或再讀一些書，因為已經學完了一切應該知道的學問了。這也無怪其然，因為這是一個合於邏輯的結果。
我們須放棄一個人的智識有法子考驗或測量的概念。莊子說得好：「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尋求學識，終不過是像去發現一個新大陸，或如阿納托爾·法朗士（Anatole France）所說：「一個心靈的探險行為。」我們如用一種坦白的、好奇的、富於冒險性的心胸去維持這個探索精神，則這種尋求行為便永遠是一種快樂而不是痛苦了，我們應該捨棄那種規定的、劃一的、被動的強記事實方法，而將這種積極滋長的個人快樂定為理想目標。文憑和學分一旦廢除或僅僅值其所實值，學問的尋求即能趨於積極。因為那時做學生的至少要自問為什麼而讀書了。這句問話，在目下是無須他來答覆的，因為現在每個學生都知道他為了要升入二年級，所以在一年級讀書；為了要升入三年級，所以在二年級讀書。這種外加的意念其實都應該丟棄，因為尋求知識完全是自己的事情，而和旁人不相干。現在的學生，有許多是為了大學的註冊主任的關係而讀書，有許多是為了他們的父母或教師或未來的太太而讀書，以便取悅於耗費了許多金錢培植他們的父母，或以便取悅於看待他們很好很熱心的教師，或以便將來可以多賺些錢去養他們的家口。我以為這類思想都是屬於不道德的。尋求智識完全是自己的事情，而和旁人無干，只有如此，教育方能成為一種快樂並趨於積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