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文系有吳明益，也有幾位創作與研究兼顧的老師，除此之外，每個學期都會邀請校外作家駐校。曾經被邀請的作家有黃春明、駱以軍、施叔青等，但是我在華文繫上的第一門創作課，就令我大失所望。
這門「小說創作」，老師是一位從未聽說過的作家L。查資料得知，她在八零年代成名、曾在報紙工作。L老師聲音沙啞豪邁，開篇即稱，自己教授小說創作多年：「老師對這門課還是很有心得的。」她宣稱要在課上做一個實驗，這個實驗她已想了很久。但是這門課一半時間都與寫作無關，而是由各位同學報告台灣作家，這內容似乎應該在大一完成。更令人擔憂的是L老師的教課狀態，因為這門課是在晚上，L老師已經十分睏倦。常常課時才到一半，課程已經進行完了。接下來講什麼呢？L老師不知在問自己還是我們，一邊打一個大大的哈欠。有時同學正在作報告，老師已靠在椅背上睡著了。臨近期末，L老師所謂的實驗終於開始了，原來是在課上模擬一次文學獎，她收集了十來篇小說，由在場的同學打分，評選出首獎、優勝獎，等等。評獎結束後，她指著一篇獲得優勝獎的作品，嘎嘎笑著：「你們怎麼知道這是老師的作品？」原來這是她十多年、也許二三十年前的舊作。
第二學年，駐校作家是劇作家、詩人鴻鴻，他開了一門「舞台劇寫作」。鴻鴻是一個微禿、素食、總是愉快微笑的中年人。相比L老師，我更相信鴻鴻已經教了多年寫作課，他有一套熟練的計劃，游刃有餘。他要求每位同學各自採訪一個人，這個人距離自己的生活越遠越好。
同學們分別採訪了餐廳打工的越南新娘、服飾店老闆、地方報紙的記者、軍人、災區的原住民小孩、同志三溫暖的老闆。接下來，我們每個禮拜寫一幕短劇，發展自己的人物。等到這些人物發展出性格，腔調，鴻鴻就要我們練習更複雜的形式，啞劇，歷史劇，等等，直到期末寫一出完整的舞台劇。
鴻鴻說，生活才是最好的老師。他要我們觀察人物，寫出盡可能真實的人物。他指著我的第一份作業，譏笑說，這是真實生活中人們會講的話嗎？不是，這是偶像劇。
在課堂上，同學們圍坐一圈，分角色念出每個人的劇本。念完之後，由作者解釋，老師和同學們評點。除了對我的第一份作業，鴻鴻很少批評，他總是心情很好地，微笑著鼓勵同學們互相討論，使課程往前發展。課堂上的一切想必在他意料之中，無動於衷。這門課十分快樂，每個人都得到鼓勵。無論作者是否想要搞笑，總能營造奇異的喜劇效果，讓同學們哈哈大笑。
在這堂課上，最活躍的一位同學來自馬來西亞，他凸起的眉骨、厚厚的嘴脣證明了這一點。他每天從早到晚，都待在研究室，因此同學們叫他「土地公」。「土地公」個性好動，喜歡用動作、言語引人發笑，大家都喜歡請他讀戲，這樣，一幕無聊的戲也能好笑起來。
然而愛搞笑的「土地公」背後，有一個悲傷的故事。他出生在馬來西亞一個華人家庭，父親非常嚴厲，因為他氣質陰柔，常常被父親責罵、被弟弟欺負，他更不可能暴露自己喜歡男生的真相。在東華大學華文系，他發現課堂上可以如此開放地討論各種問題。於是他很快出櫃了，並且決意留在台灣。
「土地公」的出櫃，同學們都開懷接受，有人笑說難怪他這麼喜歡紫色，喜歡穿紫色衣服，用紫色計算機。出櫃還招來一個意外的結果，一些要好的女生故意靠近他，看他滿臉嫌惡害怕地四處逃竄，以此取樂。
在舞台劇寫作的課堂上，「土地公」採訪的人物是同志三溫暖的老闆阿正。在逐漸發展人物的過程中，他袒露了更多。父親是一個權威的形象，令他畏懼而又憤怒。同時馬來西亞的宗教氛圍、社會環境，都讓他不可能以同志身份自在生活。因此他來台灣讀書，發誓不再依賴父親，每門功課都必須拿到優，才能拿到獎學金，而打工所得維持日常生活。他把自己的壓抑、恐懼、對男性的情慾，都投射在了阿正身上。
三
騎摩托車經過大片草坪，出校門進入志學街，再拐入一個小巷子，看到田野裡有一棟房子。這是一家咖啡館，叫9803。我約了吳明益老師在這裡見面。
在第一學年，他痛快答應，成為我的指導老師。我們師生之間關係鬆散，偶爾碰面。他給我很大的空間，很少擺出老師的架子。我既知創作之路只能獨行，許多問題難有答案，不如不問。只大而化之，閒聊兩個小時。
私下見面時，吳明益很放鬆，但仍然誠懇應對我的每一個疑問。這樣認真的個性，讓我想到，他說自己成長在一個保守的家庭，一直到念大學，還不敢自己去佐丹奴買衣服，要請姐姐幫忙。
我說在台灣讀書，讓我思考兩岸文學體制的不同。一位同學寫了一篇關於已故舅舅的散文，她說：「我想投文學獎，就去看歷年文學獎作品集，結果發現，得首獎的散文都有一個人死了，於是我就寫了一個死人。」同學們大笑，她也笑，又敲著桌子叫：「但我舅舅也是真的死了！」
比起我這一輩中國大陸的寫作者，台灣的同學對寫作更自覺，在如此年輕的時候，立志做一個作家、詩人，令我羨慕。他們的稿件打印出來，奔赴台灣大大小小文學獎，有的同學已經拿了不小的獎項，名字出現在報紙上，系辦的賀報上，他們也因此更有信心地繼續新的創作。儘管在台灣，很多人批評文學獎，但我仍然覺得，有如此清晰的登上文壇的路徑，台灣文學青年是幸運的。
我們也曾有過清晰的文學路徑，那是社會主義時期，作協、文聯、文學期刊，但是到1990年代開始，我們已經不閱讀，也不信任文學期刊，看不上作協、文聯，也不可能被他們看上。和更年輕的韓寒、郭敬明相比，我們也還沒有學習到文化商品的厲害之處。關於文學，我們失去了路徑。
恰恰在1990年代後期，中國媒體市場化浪潮興起，需要大量新人。這是極少的可以借文字謀生的道路之一，初期甚至薪水不低。因此一代文學青年，多半成了記者、編輯、廣告寫手。直到日久年長，新聞寫作日漸模式化，而內心抒發的渴望升騰不息，於是我聽到身邊很多人在說：我要寫小說。只是此時已騎虎難下，文學創作難以養活自己，更難維持一份體面的生活。自2000年前後投身媒體的人們，大都已經有一份不錯的薪水，生活紛擾浮躁，若要離開這一切，進入全然的孤寂，需要不小的勇氣。在這樣的生活中，我的一位好友說，文學好像偷情。
如果說我們在偷情，那麼台灣的文學體制，就是在相親結婚，過著安穩的生活。偷情固然刺激，但是安穩生活也令人羨慕。也許這就是我來台灣的原因。
吳明益認真地聽完，微微皺眉。他回憶說，台灣的文學體制，也有不同階段。在六七十年代，報紙副刊被嚴密控制，文學雜誌比較自由，於是許多作家創辦同仁雜誌，發表自己的作品，比如陳映真。80年代「解嚴」之後，文學中心又轉回報紙副刊。當時大家不看電視，《聯合報》和《中國時報》發行量都高達百萬。這兩份報紙的文學獎因此影響力巨大。
吳明益說：「我想前十屆，兩大報的文學獎獲得者，真的好像得到一個鑰匙。到了1990年代，我們這一代成長的時候，是兩大報文學獎最蓬勃的時候，還是一個標桿。但是突然在1990年代中末期，媒體越來越多，網絡興起，電子媒體興起，年輕人不看報紙了。等到我們得兩大報文學獎的時候，已經不像以前那樣了。」
2001年，吳明益借小說《虎爺》，拿到了《聯合報》小說首獎。但是這時，一個獎已經不夠了，要多拿文學獎，文學雜誌、報紙副刊的編輯才有可能認識你。在這種體制下，評委的口味就決定了文學的整體風格。像我的同學一樣，吳明益也去研究前幾屆的得獎作品集，每一篇都看過，想一想說，這樣的東西才是好東西。「這不是得獎或不得獎，而是你根本搞不清楚什麼樣的是好作品。」他說。
我想到他曾講過，在他年輕時，台灣流行情慾文學，性都寫得很露骨，「但我的情慾經驗實在乏善可陳」，他笑著，露出兩邊的牙齦，臉龐黑紅。最終，他第一篇成名的小說《虎爺》，取材於當兵時的經歷，被命名為「新鄉土文學」。
擺脫了情慾文學、後設小說等文學風潮，吳明益從寫實出發，他探索各種技巧，又不為技巧束縛。「我們越讀越多，會發現真正的世界很複雜，有人寫的這麼簡單，大家也說好，有人說不能在小說裡論理，可是你看米蘭·昆德拉，論理也會論得這麼漂亮。」
今天的台灣，文學獎是年輕作家出道最重要的方式。我也終於明白，台灣的文學風格為何如此類似。不錯，文學獎為文學青年準備了看得見的道路，就像我們曾有文學期刊，有作協，但是真正重要的，還是個人的才華和決心。一個人二十歲時是否寫作，和文學體制有關，但是三十歲，四十歲，五十歲時是否還寫作，就真的和自己有關了。
四
和「舞台劇創作」同一個學期，吳明益教授「小說創作」。第一堂課，他照例放出狠話，想要嚇退沒有決心的人：「各位坐在這裡，說明都是沒有才華的人，如果你們有才華，就不會坐在這裡了。」在吸煙區長吁短歎、計劃去賣紅豆餅的同學更多了。
和鴻鴻一樣，吳明益要求我們去採訪一個人物，寫五百字的人物特寫。在課堂上，他讀出這些文字，再行點評。一位同學寫的是一個喜歡釣魚的人，吳明益追問，他用的釣竿是什麼類型？同學答不上來。「土地公」寫了一位越南新娘，吳明益念完之後，轉頭確定地說：「這不特別。」
課後哀鴻遍野。和其他課比起來，這些批評並非更嚴厲，也未嘗不是事實，卻打擊更大許多。文學青年原本敏感，又自負，對自己的作品加倍在意，何況這是小說家吳明益的看法。「沒有才華」，「這不特別」，這些詞，如重鎚正中胸口。
三堂課下來，同學們像遭遇空氣中的強大阻力，坐在最後最遠處。每個提問都像石頭扔在沙堆上，不起迴響。這種課堂氣氛，毫無疑問也對吳明益老師產生了影響，他少有地露出了無奈神情：「你們要不要坐前面一點？」
「土地公」決定退選。吳明益的評論令他十分憤怒，同時，他有現實的考慮。這學期修課太多，這樣下去，這門課恐怕拿不到高分。如果失去了獎學金，他在經濟上將無法承擔。
吳明益拒絕了。這門課名額有限，非常搶手，「土地公」選上而中途退選，吳明益認為，這對想選課而沒有選上的同學不公平。同時，我想，以他追求完美的性格，原本就對上課深感挫折，此時想必更受打擊。
小小的波折之後，「土地公」退選了，而吳明益也修改了教程，他不再在課堂上朗讀、批評同學的作品，改為課後面談。課堂上的時間，多半用來討論新近出版的優秀小說。同學們鬆了一口氣。我也鬆了一口氣，又有說不出的悵然。
我們在9803咖啡館談話時，吳明益曾講起上課的壓力。今天師生關係已經發生變化，信息容易取得，老師的作用到底是什麼？他不願傷害學生，又總是覺得無力，如何能讓學生愛上老捨、沈從文？至於小說創作，他很清楚，大部分人不會成為作家。事實上，我們都清楚。曾經有很多編輯跟他聊天，「過了中年，大家回想起來，說年輕時我也想成為作家，但是沒有，今天變成你的編輯，」他能感到那種淡淡的感傷，至今還在，「我想有些學生會變成這樣。」
站在講台上，吳明益仍然慷慨地講出自己所知所想，毫無保留地分享自己的小說技藝。他說，他常常在圖書館寫小說，把不同種類的書擺在面前，比如一本村上春樹的小說，一本貝殼圖鑒。他寫一寫，翻翻圖鑒，其中講到貝殼的花紋是非常準確的幾何圖形。這很有趣，他說，於是我打算讓男主人公把這些講給女主人公，後來他們分手，女主人公到尼泊爾，看到賣貝殼的，覺得奇怪，為什麼尼泊爾會有貝殼，不是內陸嗎？賣貝殼的告訴她，因為很多很多年前，這裡是海。
「這時候會不會就有點憂傷？」他得意地說，用大拇指和食指捏成一個圓，「這都是我零秒鬼扯出來的。有時候我會覺得媽的太濫情了，不要。」一位同學瞪圓了眼睛，「零秒鬼扯的嗎？好厲害啊。」吳明益說：「因為我隨時都在想這些事情。」
有一次，他講到自己從小長大的中華商場。他家有一家鞋店，他年輕時常在那裡看店。一個女生試了好幾雙鞋，他正在忙，回頭看這個女生已經不見了。他追出門去，穿過商場的人潮，像間諜片情節一樣，追上這個女生，「我對她說，你不買沒關係，不過要跟我講，講完我就轉身回去了。」說到這裡，他似乎仍有餘怒，冷冷看我們一眼，「這個店員的性格是不是很鮮明？」
有時講了兩句，他停下說，不對，鋪墊不夠。回去重講。講完之後，又說，「各位，千萬不要以為我在課堂上講的這些故事是真的。我是一個小說家。」
講故事的時候，是他最有神采的時候。
五
夏天來了。下雨之後，草坪上熱氣醞蒸，草腐爛的味道，有時候很像馬鈴薯熟了。割草的工人每天清晨揮舞著小飛碟，在窗前轟鳴。白色的黃頭鵝就會飛到學校，吃驚起的小蟲。
課程進展到期末，「舞台劇創作」還是那麼歡快。鴻鴻說：「劇場裡只有一種劇，就是寫實劇。劇場裡沒有抽像人物，沒有人為了荒謬而存在。比如說，我這麼認真地教你們，結果最後沒有人成為劇作家，這不是很荒謬嗎？但你們還是認真地上課，那更荒謬啦，越認真越荒謬。」
在這種遊戲氣質的鼓勵之下，一位同學在期末作業裡，讓所有人在沙漠上歷險，瞬間互換靈魂，兩句台詞之後，又互換，因此整個劇情就是所有人物，包括貓狗，都在瘋狂地互換靈魂。而「土地公」設計甘肅老兵作為阿正的父親，阿正迫於父親的壓力，打算迎娶一位印尼新娘，這婚姻是假的，阿正為了讓父親滿意，新娘則為了拿到「中華民國」居留證。婚禮的晚上，父親死了。「土地公」用這個劇情解決了自己的生命困境：同志身份，外籍人，家庭。
在「小說創作」的課堂上，師生都出現了一種憂鬱。小說家吳明益和教師吳明益相互糾結，兩種身份卻越來越分離。最後一個禮拜，我們討論閻連科的《發現真實》。在這本書中，閻連科把情節邏輯分為零因果、半因果、全因果、內因果，吳明益解釋完之後，問：「大家有沒有問題？」無人作聲。他突然笑了一下：「陷入了尷尬的沉默。」
他雙手插在褲子口袋裡，說道：「在流行音樂的課上，很多同學說喜歡伍佰，我問，你們有聽過《小人國》嗎，同學說沒有，我說，那你不是真愛啊，對小說也是，課程還沒有結束，很多同學就已經呈現疲態了，不是真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