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文_謝丁
「何偉」這兩個字，用重慶話講，是「Ho Wei」，他在郵件中就這麼稱呼自己。也只有在涪陵，這名字聽起來才有了意象，彷彿從山城的石梯蹦出來的，那裡所有人都這麼叫他。不像在北京上海，大家親熱地叫他「Peter」，其實生分了很多。在中國的這兩種地區，何偉也是兩個樣子。他無疑更喜歡待在涪陵或三岔，那裡既是異鄉，又是故鄉。
我還記得我們初次交談，是在涪陵一家賓館的大堂。大堂吧只有我們一桌人。他長袖T恤，戶外褲，領口上插一支鋼筆。談到他感興趣的話題，他就掏出個小本子，把鋼筆遞過來，讓我們寫上去。比如「報告文學」——他好奇中國以前是怎麼稱呼非虛構寫作的。談到我們感興趣的話題，他就拖過我們的筆記本，用那支鋼筆寫上一溜英文名字。有人名，也有書名。我想這是他成為作家的習慣，走到哪裡，記到哪裡。
那是2011年春天了。回到北京後，我按照他寫的人名，挨個訪談了一遍。其中攝影師馬克·里昂的談話給我印象最深。他說何偉喜歡打籃球、喝可樂，喜歡吃一種雀巢的穀物早餐。每次寫郵件，你寫一句，他要回你一堆句子。聽起來很美式，像個大男孩的喜好。那時何偉已回美國，正在學阿拉伯語。在我們後來的郵件來往中，果真如此——我小心翼翼地問幾個問題，他熱情洋溢地回答很長一篇文章。
那年（2011）秋天，麥克阿瑟天才獎公佈後，何偉在郵件裡吃驚地表示他也很意外，謙虛地說那不是他應得的。他們一家正打算搬到埃及去，他很期待即將發生的變化，無論是新生活還是寫作。那篇關於小鎮藥劑師的故事，剛剛在《紐約客》刊登，之前已在編輯手裡躺了半年了。有個電影製片人打電話給他，對藥劑師很感興趣。但他很明白，電影圈總是這樣，說來說去，並不一定有結果。那個故事耗費了他一年時間。在何偉為《紐約客》撰寫的所有文章中，「DR.Don」至今仍是我最喜歡的一篇。
「DR.Don」收錄於何偉今年出版的新書《奇石》。在中國目前的圖書市場，非虛構已成為非常關鍵的一部分。其中，何偉的每一本書都會引起巨大反響。也許正因如此，《GQ》智族雜誌決定頒給他2014年的年度作家。
下面這篇訪談，是今年（2014）8月我們通過郵件完成的。那時他又回到了美國，坐在一個穀倉裡給我回信。和往常一樣，他從不吝嗇自己的文字。訪談很長很長，但我想對於喜歡何偉的讀者來說，無論多長都不夠。好作家的每一封信，都可能單獨成為一篇好文章。這也是一篇單純的作家訪談。對於一個作家來說，沒有比寫作更重要的事了。
訪談
正午：為什麼這個時候回美國？
何偉：我們每年夏天都會回去度假。我在科羅拉多當地有一些長期關注的話題，但是程度不深——幾年之內我應該都不會動筆。不過只要我回科羅拉多，就會順便做些採訪工作，未來的某一天——或許十幾年之後——我希望能夠把它們寫出來。
不過，這基本上還是個假期。我們在2011年離開了科羅拉多州的裡奇韋市（Ridgway， CO），沒打算再回去。我們在那裡租了個房子，過了四年，然後把所有東西存進倉庫，飛往開羅。在開羅住了一年以後，我發現自己突然很渴望在美國有一個永久的家。部分是由於我覺得埃及不太穩定。我知道那裡很有可能發生嚴重的政治動盪，甚至是暴力事件，到時候我可能要安排Leslie和女兒們撤離當地。
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Leslie和我都認為居有定所會幫助我們踏實下來。我現在已四十多歲。在中國的十年，我的生活一直處於緊張狀態，條件也常常很艱苦，我非常努力地工作——寫了三本書和很多雜誌文章。但我覺得，這種生活真的不是長久之計。我開始把我的職業生涯視為一場馬拉松長跑。未來很多年裡，我希望能夠繼續寫中國和埃及這些地方的故事。我並不想換一份安逸些的工作——我不想長期住在美國，或者成為政治評論員之類。我現在的工作才是我想要的。但隨著年齡增長，又有了孩子，情況就會越來越難。所以我意識到必須設法處理好這件事。我決定在科羅拉多置產安家，這樣每年夏天我們都能回到美國小住，換換環境，休息一下。也給孩子們一個美國的家。Leslie和我希望她們每個夏天都可以回來，讓這個地方陪伴她們的童年成長。
所以，在開羅住了一年之後，我們用一個星期回到裡奇韋看房，最後買下了一個小農場。農場有一個穀倉和一輛房車，以及五公頃灌溉農田。這裡水源充足（在科羅拉多，這一點很重要），所以植被豐富，風景優美。我們計劃幾年內蓋一座房子，但是目前來說，住房車就可以了。我在穀倉裡放了一張寫字檯，把它變成了我的辦公室，這些天我正在那兒寫一個故事。
不出意料，我們買下這處產業的一年後，開羅就發生了可怕的大屠殺，Leslie和女兒們不得不回到美國住了兩個月。幸運的是我們有這處房子，她們都很開心，Leslie也能有地方工作。我們真的很高興能有這個根據地。
正午：很多人都很好奇你在開羅的生活，是否真的很危險？在那邊採訪寫作和中國有何不同？
何偉：生活絕對比在中國艱苦，讓我想起1996年住在涪陵而不是2005年住在北京的狀態。生活不太方便。超市裡很難找到你需要的東西，晚上常常會突然停電個把小時。雖然應付得來，但還是會勞心。你正準備給孩子們洗澡，或者剛開始吃晚飯的時候，所有的燈都滅了。時間一長，這些事會令人筋疲力盡。
但在治安方面，我們所住的街區以及日常生活都還好。開羅真的是一個很安全的城市，讓人驚訝。很少有暴力犯罪發生，即便是在革命之後的混亂時期，仍可以這樣說。而且，我們住在扎馬雷克（Zamalek）區，位於尼羅河中央的一個小島上，正因為它是個島，所以有更好的保護性。那是個很棒的地方，位處中心地段——我們的住所距離解放廣場（Tahrir）僅1.5英里。但同時，通往小島的橋樑又起到了區隔兩地的作用。扎馬雷克區有很多使館，所以安全保衛措施很嚴密。距離我家兩個街區之外就是中國大使館。幸運的是，那些容易遭到示威抗議的使館——美國的，英國的，以色列的，阿拉伯的——都不在扎馬雷克區。所以那裡一直很平靜。
所以我並不覺得我的女兒們處境有多危險。我們的街區很靜謐。但話雖如此，我也要坦白講，在這裡當記者並不安全。我盡力避開風險，但是你永遠無法確定會發生什麼事。舉個例子，1月25日是革命三週年紀念日，所以我去離家1英里外的莫漢迪辛（Mohandiseen）地區參加了一次抗議活動。抗議過程是和平的，規模也不大，但是警察和軍隊向那些抗議民眾開槍。槍彈真的很猛烈密集，人人四散奔逃，很多人受了傷。我並沒有被子彈擊中，但在逃跑過程中，我的腳部有兩處好像骨折了。結果，當天晚上我去看醫生，他給我拍了X光片，告訴我沒有骨折——埃及的醫療條件通常比較差。他說一周左右就會沒事了。不過我能感覺到傷勢比他的診斷要嚴重，所以接下來的六周，我都拄拐走路。回到科羅拉多後，我立即找到一位很好的骨科醫生進行了複查，她拍了X光之後告訴我，我的腳上確實有兩處骨折！幸虧我當時沒用傷腳繼續走路。她說由於我小心應對，患處恢復得還不錯。
但這些場景真的讓人不安。當然，和其他許多大規模屠殺相比，這次不算嚴重。目睹了這種公然的暴力行為，其可怕程度難以言喻。有一個視頻，有人把我受傷的那次抗議活動拍下來放到網上了。你能看到四散的催淚彈，聽到猛烈的槍聲。這些行徑其實都沒有必要，真的。這令人悲哀。
正午：但去埃及寫作，一直是你的計劃之一。現在來看，它仍具有足夠大的吸引力？
何偉：我們很高興將這個想法付諸行動了。當然，這是一項巨大的挑戰，為此我們進行了大量的工作。同時處理好幾件事情真的很難——移居到一個新國家，學習一種新語言，想辦法採訪那些場面混亂而且瞬息萬變的新聞事件，同時還要撫養一對雙胞胎女兒。（我們搬到埃及的時候，孩子們才一歲半）。所以這一路並不容易。不過這也是一個令人著迷的過程，讓我獲益良多。而且，幸運的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並沒覺得有什麼不安穩。此外，埃及人真的很好玩。他們生性友善，有很強的幽默感。歡笑在他們的文化中是很重要的部分。外人很難瞭解到這一點，因為把他們推上新聞的都是大型政治事件。但是當地老百姓的日子過得其實還不錯，有滋有味的。
正午：你打算何時離開埃及？
何偉：我目前正在為寫新書做準備。我覺得，大部分的採訪工作都已經完成了，但這是個大項目，所以我可能還需要再花一年時間做調研。我想或許能在2015年秋天動筆。我感覺我們可能會在三年後離開埃及。這應該能讓我有足夠的時間完成這本書，Leslie也應該能結束她手上的工作。
正午：很多作家喜歡寫自己熟悉的世界，但關於美國，你寫得很少。對你來說，外國故事更有誘惑？
何偉：我相信一個好作家能夠在任何地方寫作，這毫無疑問。我離開中國的原因之一，就是我想證明自己不是一個專寫中國的作家。我覺得，我需要向我的編輯和讀者證明這一點，也需要證明給我自己看。我在美國也能寫作並且快樂地生活，知道這一點，對我來說很重要。當你在海外住了太久，你的職業生涯與另一個國家的關聯過於密切之後，你會有種危機感，你擔心自己回國過後反而失去了從事專業寫作的能力。我不想發生這種情況，所以我希望擁有在美國進行報道和寫作的經歷。
但我感覺，在發展中國家從事這項工作更有趣也更有意義。美國是一個穩定的國家，很少有戲劇性的變化。而且，已經有太多人在寫美國了。而中國和埃及這些國家還處於尋找未來方向的過程中。迅速而巨大的變革正在發生。同時，在這些地方並沒有太多的外國作者，尤其是非虛構寫作方面。某種程度上，這問題並不複雜，因為它跟時間與年齡有關。幹勁十足並願意到埃及這些國家去實地採訪的人都很年輕。但是作家們一般都比較年長，通常要到四十歲以後才漸入佳境。可是到了那個年紀，大多數人都更願意留在美國過安穩的生活。如果我能適應埃及的生活，也願意到那裡去寫出有趣而精彩的報道，並且我的妻子也跟我持同樣想法，那麼我們就該去做。我們的工作在那裡更有價值。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沒花太多時間在美國的原因。基本上，我們希望在美國把孩子生了，同時，我也希望寫出一些不錯的文章，以證明我有能力在美國工作。不過那之後我們還是想回到海外去。所以，由於時間有限，我並沒有寫很多關於美國的故事，但其中有幾篇我個人非常喜歡，比如那篇小鎮藥劑師唐醫生（Dr. Don）的特寫，我自認為是我寫過的最好的故事。
正午：在成為作家的路上，父親和你的老師（約翰·麥克菲）對你影響很大。至今仍然如此嗎？
何偉：我的個人經歷一直影響著我，正如我的學業背景也在影響我一樣。這些都是造就我的基礎。不過現階段我已經是一個成熟的作家，所以我需要遵循自己的方向。我盡量多抽時間去探望父親，也常常和約翰交談。但是，我生活中很多關鍵的部分，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生活的挑戰，與他們兩人的經歷截然不同。所以我必須找到自己的路。
正午：在你讀書最多的時期，哪些作家對你影響較大？
何偉：從高中到牛津大學，那是我閱讀量最大的時期 。對我影響最深的作家包括歐內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斯考特·菲茨傑拉德（F. Scott Fitzgerald）以及約翰·麥克菲。海明威和菲茨傑拉德對我的影響，是在語言和筆調上。康拉德的作品讓我有興趣探尋外面的世界，特別是到發展中國家去遊歷和居住。麥克菲的作品讓我思考如何將文學帶入非虛構寫作中。
正午：約翰·麥克菲的寫作課堂帶給你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何偉：或許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如何去寫「a set piece」。麥克菲給我們舉的例子，來自他的《到鄉下來》（Coming into the Country），書裡寫道他沿著阿拉斯加的一條河流長途旅行時，看見了一頭熊。然後，他專門用一個短章節寫起了熊，描述它們的樣貌，它們的生活方式，它們在大自然中的角色。這部分只有幾頁篇幅，然後他回過頭來繼續寫他的沿河旅行。這種結構與寫作方式，其實並未影響到文章的主線，讀者也不會感到困惑——相反，它用頗富趣味性的方式有效傳遞了信息。這就是所謂的「a set piece」。在課堂上，我們認真閱讀了這部分內容，麥克菲談到了他的構思，以及採用這種結構的原因。
大部分記者永遠不會學到這一點，因為報社的編輯並不鼓勵記者去思考過於複雜的結構。但是麥克菲很早就教會了我們，我獲益匪淺。當我到涪陵的時候，我已知道如何去運用處理「a set piece」了。
正午：你在他的課堂上寫過什麼故事？
何偉：我在麥克菲的課上寫的大部分東西都沒太大意思。但那年春天，一件非常詭異的事情發生在我身邊。我的一個好朋友，被揭穿是個騙子，我和他曾一起在普林斯頓大學田徑隊訓練。他偽造了學歷證明，編造了個人簡歷，獲得了獎學金。我們都以為他19歲，但實際上他已經31歲了，還坐過牢。聯邦調查局的探員到他上地理課的教室逮捕了他，他回到了監獄。那年春天我去探望了他，並且在麥克菲的課上寫了這件事。
但對一個年輕人來說，這樣生猛而又艱難的題材是很難駕馭的——發現我的朋友並非我想的那樣，並且看到他入獄，這讓我很受打擊。所以我在課堂上寫的這個故事並不成熟，肯定無法在國家級雜誌上發表。不過，未來某一天我會把這件事完整地寫出來，或許是等我決定寫回憶錄的時候。無論如何，那次經歷在很多方面影響了我。你或許還記得《江城》（River Town）裡的某些章節，我寫到了「何偉（Ho Wei）」，以及這個名字如何成為了我的新身份——我的中國身份。我寫的時候，想到的就是我的那位大學同窗。我在思考改變身份給一個人帶來的自由狀態。在中國涪陵，我小小嘗試了一下「變身」的滋味，這也幫助我理解了為什麼我的朋友要那麼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