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望之後的曙光

我們五個女兵於1969年4月被分配到西藏阿里軍分區,分區是1968年成立的,所以說我們是阿里軍分區的第一批女兵。我是1952年10月出生的,當時是l6歲半。

過「五一」了,說有一輛大轎子車和一輛大解放車結伴上山,讓我們5月2日9點到大門口集合。當我們按照預定時間準備上車的時候,才發現探家回來的幹部戰士早就上了車,黑壓壓地把大轎子車的位子都坐滿了。那時候的軍人多半來自鄉下,沒有照顧女士的概念,況且他們原也不知道會有女兵上山,就滿車寂然一言不發地盯著我們看。我是班長,看看車子最後一排還能擠進兩個人,就歎了一口氣說,三個人上解放車大廂板,兩個人留在這輛車上。等明天咱們再內部調換一下,自己把苦樂勻勻吧。

從喀什上到獅泉河,那時要走六天。六天當中,沒有哪位男性軍人願意把他們的座位讓給這些年輕的女孩子,我們就自己互相幫助。道路極其顛簸,在一次最劇烈的晃動中,一個女兵的頭把大轎子車的天花板頂碎了一個洞。那個女兵姓孫,疼得抽噎起來,滿車的男軍人們一陣哄笑,說:「你是孫猴子,有一個鐵打銅鑄的腦殼,把車都毀了。」

六天的路程,山高水遠。我坐在解放車的大廂板上,穿著大頭鞋,裹著皮大衣,蜷縮成一團。從車篷布的縫隙中看著阿卡子大阪和界山大阪上紛飛著的鵝毛大雪,聽著纏有防滑鏈的車輪在雪地和碎石上碾過的細碎聲響,覺得以前在北京溫暖家中讀書的日子,是一個夢。六天中,沒有任何阿里的男性軍人們給過我們以絲毫關照。當我們終於在第六天夕陽西下的時候,到達獅泉河鎮,迎接我們的阿里軍分區衛生科的領導又表現得匪夷所思。他們圍著我們五個人轉了好幾圈,然後面面相覷、毫無表情地走了。

五個女兵站在荒涼的戈壁上,完全不得要領。我至今仍要感謝大腦缺氧和嚴重的高山反應帶來的木訥和遲鈍,讓我們在這段不知道有多久的時間內,沒有哭,沒有歎息,也沒有思索,一言不發。在這段思維空白的時間裡,我看著遠處的夕陽像一張金紅色的巨餅,無聲無息地緩緩降入峰巒之口,大地變得一片蒼茫。

等衛生科的領導再次出現的時候,就很熱情了,連連說著「歡迎你們」,接過了我們的背包和臉盆。

科長後來解釋他們的做法:曾經收到過南疆軍區的電文,說是給衛生科派去了五名衛生員,但並沒有說明是女子。在我們之前,阿里軍分區從來沒有女兵,所以他們頭腦中也沒這根弦。接站時刻,突然發現來者是女孩子,遂大吃一驚、措手不及。他們原本是把我們分散安排在各個男兵宿舍,一見之下情知不妥,趕緊回去倒騰房子。

我們五個都是l969年的兵,2月入伍,在新兵連集訓了兩個月,學的都是齊步走投彈射擊什麼的,其餘的時間就是種菜送糞,並沒有經過任何醫學訓練。到了衛生科,馬上安排我們到病房工作,連最基本的肌肉神經在哪裡都不知道,就讓我們開始上班了。

那時病房有12張病床,經常住得滿滿的,還要加床。記得第一天打針,老衛生員告訴我,你在病人的半邊屁股上畫一個「十」字,然後在「十」字外四分之一處把針戳進去就行了。千萬不要打到靠內側啊,那樣傷了神經,會把人打癱的。

這番話他跟我說過好幾遍了,可我還是下不了手。老衛生員說:「這又不是扎你自己,有什麼可怕的,一狠心一咬牙就攮進去了。」

我說:「這跟學木匠可不一樣,人都是肉長的。」

老衛生員說:「人肉可比木板軟多了。」

不管他怎麼說,我還是沒法上陣。老衛生員一副「恨鐵不成鋼」的模樣,答應我先在棉被上練習一下。我表示可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在自己身上練習,但肌肉注射這個事,只能在別人身上練習,自己就不太好操作了。過了好幾天,當我在棉被上扎得基本熟練之後,才推著治療車進入病房。我的第一針是給一個叫「黃金」的戰士注射青黴素。老衛生員說得不錯,人的肌肉比木板好扎多了,比棉被也要容易進針。扎完之後,黃金一股勁地感謝我,說一點都不疼。我自己知道這是為什麼。因為用的勁過大,針頭全部飛快地刺進肌肉,所以幾乎不疼。缺點是這樣進針十分魯莽,如果針斷在皮肉中,取出來就很困難。算這位黃金戰友命大,既不感覺到疼,也沒有碰上斷針這樣的倒霉事,過了一關。

1970年底,要開始野營拉練了。我們都紛紛寫決心書,報名參加拉練,要求到火線上去鍛煉。繁忙的準備工作開始了,主要是給自己做一口鍋,以便獨立野炊的時候能吃得上飯。具體方法是先用銼刀把罐頭盒銼開,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保存罐頭盒蓋子的完整,在做飯的時候少跑一點氣。然後在罐頭盒蓋子(現在已經變成鍋蓋子了)上鑿個小洞,在罐頭盒鍋體上也穿個小洞,兩洞合一,用鐵絲擰緊,簡易小鍋大功告成。

出發的前一天,我們把拉練需要攜帶的物品——比如槍支彈藥、紅十字包、乾糧袋、帳篷雨衣、被褥行李等,都背在身上,跳上磅秤一量,將近200斤。那時我們的基本體重(穿上棉襖棉褲絨衣絨褲大頭鞋,帶上皮帽子)大約是120斤,也就是說,負重在70斤以上。

出發了。

餐風宿露,跋山涉水。l971年1月,數九寒天,阿里高原最寒冷的日子。日日急行軍,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從葛爾昆沙到班卡的一段路。設定的行軍路線圖要翻越無人區,路上完全沒有水,所以要每人背上一塊冰。也沒有柴草,要背上牛糞。當天趕不到班卡就沒有地方宿營,必須要走120華里山路。大約是凌晨3點鐘,隊伍起程了。

120里路,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山之巔,就是巨大的挑戰了。上午還好,雖然氣喘吁吁,總算不掉隊地走了下來。中午吃飯的時間到了,要求各自起火。我們先是把背上的冰取下來,砸成小塊,放到罐頭盒的小鍋裡,然後再找到幾塊小石頭,把罐頭盒墊起來,算作灶台。再把牛糞干塞到石頭的縫隙裡,點火開始做飯。等到水開了,把乾糧袋裡的生米下鍋,米熟了,就可以開飯了。

這個過程說起來簡單,其實不易。單是在大風中劃著火柴,就要費半天的功夫。火柴梗丟了一地,還是無法引燃,我向戰友借打火機。他說:「這裡海拔太高了,打火機也很難打著,我的打火機有個外號,叫做『半個世紀』。」

他以為我一定會好奇地問打火機為什麼要叫「半個世紀」,可我又累又餓,根本沒心情說話。他只好自己說下去:「因為要連續打五十幾下,才能冒出火苗。」我好不容易把牛糞火點燃,瞬即又被大風吹熄,只得重點。幾番折騰之後,冰融化成了點點滴滴的水,發出絲絲啦啦的響動。我趕快抓起一把生米下鍋,罐頭盒內又無聲無息了。千呼萬喚好不容易才把米泡開,我嘗了一下基本上可以吃了,卻不料一不小心,支撐罐頭盒的石頭晃了一下,整個盒子倒扣下來,湮滅了牛糞火,所有的米粒也都灑在外頭,白花花一地,馬上凍結在石頭上,沒法吃了。

欲哭無淚。因為各自起火做飯,罐頭盒就那麼一點大,別人的飯食也很有限,我不能求助。正在想著是不是重新煮米,出發的號聲響了。

一座險峻的高山橫在路上。到了傍晚的時候,只爬到半山,飢寒交迫,我只覺得自己再也堅持不下來了。心跳得好像要從嗓子裡噴出來,喉頭鹹腥,一張嘴彷彿會血濺大地。背上交叉的皮帶,一條屬於手槍,一條屬於紅十字包,如同兩條絞索,深深地嵌進了肩骨。兩腿沉重如鉛,眼珠被耀眼冰雪刺得發盲,不停地流淚……我問自己,人這樣活著還有什麼意義?我身上的所有感官,感受到的都是痛苦與折磨,這樣的生命,我再也不想擁有了。我要結束生命,從此長眠,埋骨雪山。

我認真地開始尋找致死的機會。我想,第一要像失足落下懸崖,這樣就算因公犧牲,我就會被追認為烈士,對家裡人也就有個交代了。第二是不摔則已,要摔必死。因為如果不死,只是斷了胳膊折了腿,還得勞煩戰友們下到谷底抬著我走。艱苦行程中,人人自身難保,再負重行軍,我就成了罪人。第三,必須摔得粉身碎骨,讓人從高處一看就知道根本找不到我的屍骨。放棄尋找,給大家方便。

這三條想好之後,我已抱定了必死的決心,只剩下具體實施了。我原來以為死是比較容易的事情,其實真要尋死,也並不簡單。第一次,我看好了一個地方,就要放開攀巖的手的時候,突然發現底下的石頭不夠尖銳,摔而不死就糟糕了。第二次選中的地方,又覺得那裡的積雪太厚了,也難以一摔致命。第三次,怪石嶙峋積雪菲薄,摔下去必死無疑,但因為是在隊列中行進,我後面的那個人亦步亦趨跟得太緊,如果我一失手墜落,背上凸起的背包在墮下的過程中掛上他,他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很可能被我牽連著一同摔下去……

我不能傷了戰友的生命。機會稍縱即逝,我眼睜睜地看著那塊最佳的自殺之地離我遠去。天不可阻擋地黑下去了,天黑之後,自殺就變得更為困難。主要是看不清地形,如果摔不死,就會被活活凍死,那太可怕了。我不怕死,可我害怕慢慢地煎熬。

尋死不得,就只有像架機器似的向前向前……隊伍中是不能容忍停滯不前的。完全沒有了思想,沒有了方向,只有挺進。周圍是一片黑暗,我從來沒有見過那樣黏膩厚重的黑暗,頭腦中也是一片黑暗,如同最深的海底,渺無希望。

大約到了凌晨3點的時候,我們終於抵達了班卡哨所。我們不停頓地行走了24個小時,氣溫是零下38度。

那天晚上(正確地講應該說是黎明),我以為自己會蒙頭大睡,不想腦筋卻冰雪一樣清冷。我想,人在最艱苦的時候,常常會產生絕望,以為自己就此倒下,一了百了。但只要不懈地堅持,其實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曙光會重新出現。

1980年我轉業回北京。受理戶口的民警登記時問我:「你一入伍就分到西藏阿里軍分區,一直到轉業,都是在這個單位工作嗎?」我說:「是。我當兵11年,只在一個單位工作過,那就是西藏阿里軍分區。」

《離太陽最近的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