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我隨中國作家采風團從重慶乘游輪抵達湖北秭歸，再轉車到武漢，飽覽長江兩岸雄奇秀美的山光水色，暢美舒悅；沿途全遷或半遷的幾座新縣城一派新貌，令人歎為觀止，流連不想離去。然而，每到一市一縣，各家媒體採訪的諸多問題裡有一個問題卻是共同的，即那些移民難以割捨的鄉土情結，你如何看待。有的擺出移民男女扶老攜幼舉家遷移登上船頭淚眼回望家園的照片，有的舉例說，遷到上海崇明島已經住上三層小樓的移民，仍然難以化釋懷鄉之情，甚至說“我住到樓上離土地太遠了”。我毫不遲疑地回答，我不敢懷疑這些圖片和語言細節的真實性，但卻不敢附和這種太過渲染的文人情懷。忍了忍，沒有用矯情一詞。
我的論據首先是我眼見的事實。沿著長江旅行的四天三夜裡，兩岸多為雄奇高聳的山峰和起伏無邊的丘陵，在七八十度的陡坡上，散落著移民扔下的低矮殘破的茅草房，一台一台窄小的如同劃痕的梯田。即使毫無農村生活經驗的人，恐怕也會想到在這種既破壞植被亦不適宜人類生存的險惡環境裡，把這些數以百萬計的山民遷移到生產生活條件更好一點的地方去，於長江生態有利，於這些固守大山的山民更是一次歷史性的告別，子子孫孫都因此而改變命運了。對於照片上登船離去時回顧茅屋的一雙雙淚眼，我用另例來打趣，一批一批在中國生活和工作都很不錯的人，移居到歐美，臨別時在機場與家人分手時也難抑一眶熱淚，然而並不能改變他們鐵定的去意。至於已經住上三層樓房還要抱怨“離土地太遠”的崇明島那位移民，渲染這種太過矯情的話，還有什麼意思呢！
一百多萬祖祖輩輩困頓在長江兩岸崇山峻嶺裡的貧苦農民，做夢也想不到會有機會遷出大山，定居在諸如崇明島等較為優越的環境裡，應該是沾了三峽工程的光。且不說各級政府的經濟補助，不看這種改變子孫命運的歷史性告別的本意，卻以圖片、文字渲染故土難離的淚眼，我把其稱為“文人情懷”。
從人的本性上來說，總是尋求能有利於自己生存和發展的空間，總是從惡劣的環境趨向相對優越的環境。落後的貧窮的自然和社會環境較差的國家的子民，爭相移居發達和文明的國家，是延續許多世紀的一個世界性現象，至今依然，離愁和分手的眼淚從來也沒有阻擋這種流向。在中國，常常聽別人說關中人抱著一碗乾面不離家，鄉土情結最重了，因而保守，因而僵化，因而不圖創新，甚至因而成為陝西發展滯後的一個重要原因。我說，在中國範圍內，恐怕再沒有哪個地域的人比上海人戀鄉情結更重了。本質的原因，在近代中國，上海是現代工業文明的首站，工作環境和生活水準高於優於其他各地，上海人離開上海走到中國任何地方、都是與優越的生存環境背向而行，未必純粹是對故土的一份熱戀情結。讓我做出這種判斷的一個事實是，在近年移民日本和歐美的中國人中，上海人占的比例尤大。為什麼上海人移居西北某地和移居日本表現出對故土差別懸殊的懷戀情結呢？我依此而懷疑文人情懷中渲染的那個情結的可靠性：也懷疑關於人們對故地鄉土的那份普遍存在的戀情，真的會成為一個地方經濟發展的制約性藩籬。
在關於陝西或西安人的話題的討論中，常見一些浮於表面缺乏鑒證而又十分具體的結論。甚至裹上了流行的新鮮名詞。使我常常感到某種不敢踏實倚靠的滑溜，以及不著痛癢多屬嘩眾而於事無補的空洞。想來也可釋然，這種現象，其實不光發生在關於陝西人或西安人的討論中，長江沿岸許多縣市關於當地人的討論中也有類似情況，譬如文人情懷驅使下對移民淚眼的熱鬧渲染，卻無心關注移民們開始鼓脹的腰包和明亮的樓房裡已經獲得的舒悅。
2003.12.30 雍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