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一位素昧平生只在照片上領略其風采的女作家作文說話的時候，我的心情頗不平靜。昨天下午，我和她年過八旬的丈夫、劇作家王烈先生晤面，就在她和王烈曾經度過晚年時光的文藝家大廈的住宅裡。我聽著儘管有點耳背精神卻依然健旺的王烈先生說她的往事，心情就波動起來了；儘管王烈敘說的口吻很平和，即使說到某些令人痛心令人發瘆的事情時，也基本保持著一種善良誠樸的平靜，我反而在這種平靜的敘述裡感受到一種衝擊。我就有點遺憾，有點懊悔，竟然沒有機會和她結識：我和她都生活在西安，幾十年了，卻未能見上一面，以至在她謝世五年後，才得以從王烈的敘說裡認識她瞭解她，才來寫這篇追念她的文字。
她叫王紓。
王紓是一位作家，卻很少有人知道這個名字，我在陝西文學界大約有近30年的過程，一直都未聽到過這個名字；然而，她的知名度卻遠非小小文壇幾個名家所可比照：稍有點年歲的當代人大約都看過由巴金的短篇小說《團圓》改編的電影《英雄兒女》。這部電影在中國的城市和鄉村播放過幾十年，可以說家喻戶曉人人都耳熟能詳。凡看過這部電影的人，也肯定不會忘記那個在硝煙瀰漫血肉飛迸的抗美援朝戰場唱著京韻大鼓的漂亮的女文工團員王芳。這個颯爽英姿的女戰士的原生活模特就是女文工團員王紓：儘管我不可能從巴金老先生那裡取得考證，卻也絕非臆測。巴金到朝鮮慰問和深入戰地生活的大部分時間裡，就和文工團員們吃住在一起：文工團中的團員各懷演藝絕技，能唱京韻大鼓的卻只有王紓一個。王紓不單擅長演唱技藝，而且會編創唱詞唱段，她把朝鮮戰場上我軍戰士的英雄事跡隨時編寫成京韻大鼓唱詞，到連隊、到病房、到彈雨炮火紛飛的戰壕裡去演唱，直接鼓舞著那些志願軍戰士。王紓原籍北京，一口純正的京腔，十足傳神的京韻鼓調，成為志願軍指戰員心中一隻美麗的百靈鳥。想想看，有哪位名家能擁有《英雄兒女》電影裡那位叫做王芳的女志願軍戰士數以億計的觀眾呢。作為藝術形象的王芳存儲在起碼兩三代人的記憶裡，而生活原型的王紓卻在天才乍現之後被打成右派，跌入災難的深淵。
王紓從朝鮮光榮歸來，進入西安建國路作家協會的大院，即我現在生活和工作的這個院子。這是建成於上世紀30年代初的一個深宅大院，連續四進或五進磚木結構的四合院，青磚從前門一直鋪到後門，院裡有蠟梅白玉蘭紫槿等當時頗為稀罕的名貴花木，主人是國軍高級將領高桂滋，人稱高公館，南隔一條金家巷與規模更宏大建築更講究的張學良公館相毗鄰。1936年“西安事變”發生時，蔣介石曾在前院議事廳的東耳房套間裡，度過了也許是他人生最難熬的三個夜晚，簽訂了“雙十二協定”。解放後，起義有功的高桂滋將軍成為新生的人民政府的領導幹部，毫不猶豫地將自家的公館捐獻給人民政府了。剛剛成立的西北文聯和稍後成立的中國作家協會西安分會機關，被安排到這個舒適優雅的大院，正應合著作家藝術家的性氣和情調：這個院子一下子擁進來一批由延安和各解放區匯聚而來的大作家大詩人，開口閉口都是“主題、結構、人物”，少不了“革命現實主義革命浪漫主義”的爭論，把昔日衛兵把門，警衛森嚴的軍政要員出入的神秘大院，醞釀出一派神聖而又呈另一種神秘的氣氛：由延安到西安的早已蜚聲國內文壇的詩人柯仲平，跟著劉伯承、鄧小平二野轉戰的詩人胡征，剛剛以《保衛延安》震撼新中國文壇的青年作家杜鵬程，已經出版兩部長篇小說《種穀記》、《銅牆鐵壁》同樣聲名赫赫的作家柳青，詩人魏鋼焰，文藝理論家胡采，以及嶄露頭角的青年作家王汶石、余念、李若冰，理論家王愚，等等。王紓在朝鮮停戰後回到她的十九軍駐地西安，1955年退役後安排到剛剛成立一年的中國作協西安分會工作，進入了大家雲集的這個大院。我猜想，曾經先後兩次獲得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務委員會授予的軍功章，在朝鮮戰地和在國內慰問演出中多次獲獎的王紓，之所以高興到這個只適宜作家生存、創造、發展的大院來，恐怕也是那根對文字尤為敏感尤為鍾情的神經。她到來時，這個以大行政區——西北局設立的作家協會，剛剛成立一年，憑她在朝鮮戰場編創的儘管數量很大儘管深受歡迎儘管獲獎立功的各種演唱曲藝作品，還是不能成為專業作家的資本，她是作為為作家服務的行政工作人員，勤勤懇懇認認真真卻也雷厲風行的軍人作風做著事無鉅細的工作。
她卻一刻也沒有忘記創作。她把業餘時間投入到讀書和寫作裡。她知道她寫過的那些演唱作品類屬於曲藝，不屬純粹的文學；純粹的文學作品單指詩歌小說和散文。她已經開始寫小說。她的小說習作在西安僅有的兩家大報——省報和市報的文藝副刊版上發表，然而在這個大院裡幾乎沒有任何反應。這個大院裡人們欣賞的興奮點聚焦在《保衛延安》、《銅牆鐵壁》、《大進軍》（胡征）、《草鞋進行曲》（魏鋼焰）等作品的高水準上，報紙副刊上幾千字的短篇小說很難滿足這個大院裡的品嚐胃口的，甚至進入不了他們的眼角。然而，這些最初創作的作品對王紓卻是重要的，標誌著她已經從曲藝創作思維轉換到小說的藝術方式上來了，緊接著便以短篇小說《大尉》在這個大院裡引發了響動。作品剛剛在《延河》雜誌發表，首先使熱情洋溢激情豪壯的杜鵬程歡呼起來。曾經在《延河》當編輯的詞論家王愚，四十多年後依然記得那動人的一幕，他寫道：“已經名聞遐邇的著名作家杜鵬程同志，到《延河》編輯部來說，刊物發了一篇好小說《大尉》，可見作協大院人才濟濟。他當時連用‘難得難得’加以讚賞。”實際上，《大尉》在編輯部審閱過程中早已引起普遍興奮，讚賞有加。王紓自然被大家刮目相看，這是1957年夏天的事。這篇令大作家杜鵬程等大加讚賞的作品，稍後就被驟然掀起的“反右”的震天聲浪淹沒了。王紓被打成右派，不在1957年之列，而是在“反右”運動業已結束一年轉入“大躍進”的1958年補劃的，據說是以犧牲她補足劃定右派的比例。王紓為什麼會被打成右派，乃至整個“反右”運動，人們現在已經懶得再說什麼，這是人們對荒謬的一種最蔑視的不屑。
我是最近才讀到《大尉》這篇小說的，距其問世的1957年差不多半個世紀了。小說涉及到戰爭與人，即人的命運，愛和人性的命題。我驚訝的是在烽火連天的戰壕裡，自編自演著英雄主義唱段的王紓，坐在高公館的大院裡已經進入戰爭與人的命題的思考，在上世紀50年代的文壇，應該是一顆獨到思維的腦袋。我便自然設想，如果沒有“反右”而致使這顆智慧的腦袋中止思考，王紓會有怎樣振奮人心的創造都是可以期待的。然而，似春光乍洩，似曇花一現，便就地封喉。
這一年王紓27歲。她經歷了整個朝鮮戰爭。她以自己天賦的智慧和歌喉唱遍了整個西線戰區。她以獨到的視角和獨立的思維剛剛發表了第一篇小說。她戴著一頂“右派”的帽子走向監獄。她已經爬上火車。青年劇作家王烈抱著剛滿一歲的兒子在站台上送行。夫妻母子淚眼對著淚眼告別。年過八旬的王烈給我說到這個生離死別的情景時，一瞬間，失掉了平靜，聲音顫抖。王紓到秦嶺深入一個偏僻的山村接受改造。這方山區以麻風病流行而聞名，人們把不幸染病的人攆出村子逐入山野，讓其自生自滅，避免傳染。王紓發覺晾曬的衣服被人偷走了，就跟蹤追去。且不說能否再購買得起新衣，布票在當時是最大的限制。她窮追不捨一直追到杳無人跡的深山，偷衣人鑽進一個淺陋的崖洞，她才發現這是個麻風病人，幾乎赤裸如野人。她聲明不要衣服了，還把身上幾個口袋全部翻開，把所有錢幣送給那位偷衣服的山民……王紓經歷了怎樣的肉體和心靈的磨煉，我已不想贅述，因為“反右”和“文革”遭遇災難的人所傾訴的讓人不堪聽讀的事實，早已“屢見不鮮”了。我的這種心理感受，是前年閱讀從維熙老兄《走向混沌》之後發生的生理反應。我在鄉下祖居的老屋讀這部書的時候，正值關中熱死狗的夏天。我讀著讀著卻總是下意識地倒抽冷氣，不時閉上眼睛，喉嚨噎得嚥不下唾液。我本能地欽佩從兄忍受折磨的生理機能，其次才想到關於活下去的精神支撐力的強弱因素。我之後就決定再不看這類書了。我相信自己不會軟弱到不敢面對昨天，實在是對心靈刺激太過殘忍，單是生理性的心理感覺也承受不住。我在面對與從維熙同樣遭遇的同代人王紓的災難歷程時，兩年前閱讀《走向混沌》的感覺又如黑霧一樣瀰漫於心。
比起從維熙長達20年的囚獄折磨，王紓還算是幸運的一個。三年之後的1961年，她被摘去了右派帽子，從秦巴山地回到西安。她沒有再進那個高公館大院，那是傷心之地；她到西安市曲藝劇團去了。這不僅是工作單位的變化，而是她重新完成了一次藝術道路的選擇。她不再寫小說了，《大尉》留給自己也留給文壇一個絕唱。她重新回到曲藝創作的軌道上去了。我作為一個喜歡小說創作的作家，本能地發生深深的遺憾和惋惜，一個已經呈現出天才徵象的小說家逃離了。她重新操起京韻大鼓，又是自己創作自己登台演出；她已不單擅長那一隻鼓，很快操練熟悉了山東快書、山東琴書、梅花大鼓、河南墜子、陝西快板、陝西快書，如此等等。她一個人創作完成了配合宣傳中心的幾個專場的多種曲藝節目，諸如《焦裕祿》、《歐陽海》、《雷鋒》、《刑場上的婚禮》等。她在這一時期的曲藝創作呈巔峰狀態。我看到她的創作天賦、演出天賦的同時，自然想到她的創作和演出的激情。且不說單篇零星創作，即如這四個專場的人物，都是上世紀60年代全國人民學習的榜樣，王紓在很短的時間裡配合黨的宣傳中心及時拿出一個又一個專場，我便想到她對英雄她對革命的激情來自精神和心靈深處，絕不會是在閉塞的山村的懲罰性勞動改造所能發生的，我便想到戴在她曾經戴過軍帽的頭上的右派帽子，當為一種諷刺。
我與王紓的丈夫王烈是二十多年前認識的。我們應邀結伴到甘肅慶陽地區的長慶油田駐地去。我早已知道他在戲劇創作上的實力，其話劇和秦腔劇本的魅力，從上世紀50年代到現在依然不衰。我在與他相處的一周時間裡，看見的總是不慌不急的腳步，永不消失的笑瞇瞇的眼睛，曾經暗自猜想，這是一個少年得志卓有成就生活也就優裕的城市人，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他有這樣的家庭災難。直到二十多年後的昨天，他說在王紓被勞改的三年時間裡，他是“又當爹又當娘”撫養一歲的兒子，我突然想到，他的沉穩和笑臉，如果除去先天因素，當是經過太多折磨之後的平靜和不驚。
我沒有太多問及他們夫妻間的生活過程。我已經感知到這是一對堪稱模範的夫妻，是由王紓詩文集裡領略的：一對夫妻，兩個作家，聯手創作劇本，互相贈詩酬答，真可謂珠聯璧合。尤其是在王紓身拘山地不得自由的年月，他們通信中以詩詞相敬贈，鼓舞激勵，傳達著愛心與溫暖，成為渡過劫難的精神支柱。我看到王紓的詩詞裡習慣性的稱王烈為“烈兄”，可見情感裡的一般和非同一般。
王烈已到八旬高齡。在王紓謝世後，已經編輯整理出版了《王烈王紓劇作選》、《臘月桃——王紓詩文集》，現在即將出版《王紓小說選》，約我為王紓的小說創作說話。我在聽他介紹了王紓之後就坦言，我想更多地說說王紓這個作家本人。我在那一瞬，突然記起王蒙一句話，他說每一個中國人的經歷就是一部當代史（大意）。我很折服這句話。王紓的人生經歷，光榮和侮辱，天才和無為，幸福和痛苦，有幸和不幸，陽光和冰窟，等等，正是一部生活發展的真實歷史。我把她的生命歷程簡單記敘下來，不單是對她的祭奠，也不單是對王烈老先生的敬重，更是為自己豎起一塊警示牌，不可荒廢了當下的光陰。
（註：文題來自王紓七絕）
2004.11.5 雍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