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依舊清晰地記著，頭一回聽到孔從洲將軍的名字，而且還是我的灞橋鄉黨時的那種驚訝和神秘的情狀。
那是我剛剛進入高中學習，從結識不久尚未完全消除生疏的同班同學那裡得知的。“孔從洲是我村人。我村出了一位將軍。炮兵司令。”等等。他說話的表情和聲調是驕傲，亦不無炫耀。然而，他只是再三強調孔從洲將軍是他們上橋梓口村人，他父親曾經和將軍在同一所私塾念過書一塊在村巷田野瘋玩，卻再也提供不出化釋我的神秘感的內容，諸如將軍如何踏上革命道路，經歷過怎樣艱難曲折的過程，有哪些超凡事跡或英雄壯舉，這都是我乍聽之後特別感興趣的話題，他卻不甚了了，只顧沉浸在本村出了將軍的榮耀和驕傲的情緒裡。我的高中母校就在古人折柳送別的灞橋橋南，學校的圍牆就紮在灞河河堤根下，過橋朝西北方向走不過幾華里，就是孔從洲將軍的老家上橋梓口村。我和同學幫助農民秋收時，往返於上橋梓口村開闊的田野，眺望沿著灞河長堤伸向渭河平原深處的柳樹林帶，走在上橋梓口村雨後深陷的馬車轍痕的土路上，看不出這個上橋梓口村和鄰近村莊有什麼不同的氣場脈象，然而一位共和國的將軍就出在這裡。我的崇拜和敬重是很自然地發生的，上世紀50年代是一個崇拜英雄的時代，為共和國的建立流血犧牲的烈士和功勳卓著的英雄，獲得整個社會的尊敬和愛戴是由衷的真誠的；從少年時代到步入青年，我充分感受浸潤著這種崇拜英雄的社會氣氛，也因為我的個性和剛剛萌生的想有作為的心理，對前輩英雄不僅崇拜，而且形成一種心理情結；孔從洲將軍是離我最近的一位前輩鄉黨，我的崇敬我的驕傲和我的神秘感，由那時貯入心底，竟然有四十多年了。
直到去年初，我讀到作家徐劍銘等人寫作的長篇紀實《立馬中條》書稿，看到孫蔚如司令麾下戰將孔從洲浴血打擊日本侵略者撼天動地泣鬼神的戰績，我幾次被感動得心潮難抑，對將軍第一次感知到最切實的瞭解。再到今年讀到孔從洲將軍的外孫張焱寫作的《也無風雨也無晴》書稿，我對從家鄉灞橋走出去的孔從洲將軍，才有了較為完整的瞭解，一位從未見過面的將軍生動地浮現在我的眼前。我讀這部書稿，不是通常意義的文學作品欣賞，儘管年輕的張焱思想深刻筆鋒犀利。我的整個閱讀感覺是走進一座大山，偉岸凜峻，卻也高襟柔腸，那是對自己追求的事業的忠誠，對國家和人民承載的責任的義無反顧，對一個高尚的人的精神情操的歷練，對一個純粹的人的人格品質的堅守和修養，使我感到一個人用整個生命歷程鑄成的巍峨大山的形象。這座大山，不僅經得住同代人的審視，更經得起後人的閱讀和叩問。這座山的獨有的品格，獨具的魅力，立於群山之中，不摧不老。
有一個至關重要的細節，我一遍成記。孔從洲在剛剛興起的新式學校讀了兩年初中，因家裡一場土地官司打得傾家蕩產而輟學，回到村子別無選擇地學做農活兒，而且很快成為趕馬車的把式。依我鄉村生活的印象，馬車把式在關中農村是受人敬重更令人羨慕的“高職”人才。無論給自家駕車吆馬或受雇於旁人執鞭，都是“高人一等”的技術性人才。然而孔從洲既無心糾纏於家庭土地糾紛的恩怨（鄉村裡無論貧富無論長幼都易陷入的仇恨情結）之中，亦不留戀沉迷小康之家和車把式的優越，扔下馬鞭走出雖也凋敝卻仍可以養人的天府關中，投奔遠在陝北之北的楊虎城去了，行程幾近一千公里，“經過數月奔走，衣衫襤褸滿身疥瘡，沿路乞討”抵達目的地安邊，走進一個顯示著強烈反叛舊制度的楊虎城部隊的軍營，開始了他戎馬倥傯的人生征程。這一年孔從洲年僅十六七歲。關中鄉村走失了一個駕馬掄鞭的車把式，成就了一位肩負國家民族命運的將軍。依我所能得到的文字資料，說孔從洲在西安讀書時聽到過楊虎城和他的部隊的俠義精神，是促使他投“鞭”從戎的唯一導向。我相信這種導向對青年孔從洲的影響力，但得注意孔從洲個人的接受基礎。即孔從洲剛剛萌芽的人生抱負，不甘於普遍的鄉村生活的平靜和平庸，肯定是與生俱來的個性氣質裡的叛逆因子起著關鍵作用，使他自覺脫離開無以數計的關中鄉村青年習慣接受的生活模式和生命運行軌道，他的生命沒有消磨在麥垅馬廄，而是張揚在民族救亡國家解放的烽火之中。我便確信，一茬一茬的茫茫人群裡，少年時期就顯出鴻鵠之志的傑出人物，是自古以來就屢見不鮮的事實。
孔從洲參加了消滅軍閥的北伐戰爭。尤其在西安城被軍閥劉鎮華圍困的8個月時間裡，孔從洲和守城的軍民成功堅守到勝利，他已經初顯軍事指揮才智，榮任炮兵排長，時年20歲，被楊虎城愛稱為“娃娃排長”。也就是從這時起，孔從洲與炮結下了不解之緣，直到他創建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炮兵學院並榮任院長，再到中央軍委炮兵副司令員。
在標誌中國革命形勢重大轉折的“西安事變”發生時，孔從洲已經成為這場震驚世界的事變成敗的舉足輕重的人物之一。他任楊虎城17路軍警備二旅少將旅長兼西安城防司令。按照張學良楊虎城的部署，兩三個小時內，城防司令孔從洲指揮部屬一舉解除蔣介石佈置在西安的軍、警、憲兵和特務組織，一個不漏地抓捕了包括陳誠、衛立煌、蔣鼎文等軍政要員。作為東北軍和西北軍聯手起事捉蔣的1936年12月12日凌晨那兩顆信號彈，是孔從洲指令士兵發射的。這兩顆信號彈射向夜幕沉沉的古城西安的高空，扭轉的卻是整個中國的時局，是中國從黑暗走向光明的一個歷史性轉折。孔從洲在他後來的民族戰爭和革命戰爭歷程中，不知發射過多少顆進攻的信號彈，都比不得上述這兩顆。作為一個軍人，一生中能有這樣重大的歷史性機遇，是驕傲自豪，也是幸運，足可以告慰平生。
在隨後的中條山抗日前線，在戰區司令孫蔚如麾下，孔從洲率獨立46旅，先後參加過十餘次大的戰鬥，血戰永濟成為重創日軍鼓舞士氣的重大勝利。他的民族血性在打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爭中，成為這個民族後代子孫永遠珍重和膜拜的精神楷模。
抗日戰爭勝利，孔從洲即率部起義。正式回到人民解放軍的隊列，從華北一直打到西南，成為共和國的開國將軍。
我從《也無風雨也無晴》書裡，簡要列舉出孔從洲革命歷程中這幾件史實，在於勾出一個清晰簡明的線條，可以看出一個完全可能成為莊稼能手馬車把式的關中鄉村青年，怎樣走過堪稱光輝的人生歷程，留給後人多少精神啟示和激勵；這些重要史實的意義，絕不僅僅屬於孔從洲個人，而是讓我看到自辛亥革命以來，這個民族和國家在尋求生路、出路和解放的艱難曲折複雜漫長的歷程的一個縮影，孔從洲是一個堅定的實踐者，一個在革命烽火裡舞蹈的鳳凰。我列舉孔從洲生命歷程的重大事件，也在我的心裡鑄刻下革命歷史的幾根該當銘記的線條。
毛澤東曾經連聲稱讚孔從洲“是個老實人”。毛澤東這個評價的依據和註解是“別人都相信你”。這不僅是毛澤東的贊語，而是幾十年的風雨歷程裡，他的上級他的左右臂膀和他的部屬對他的共同印象和評價。在我理解，這個“老實人”的所指，當有更為豐富更為深厚更為高尚的內涵：對認定的主義追求的堅定不移，在艱苦卓絕乃至生命絕境裡的殊死堅守，對肩負的每一個使命的忠誠，對同志同道的赤誠和坦然，業已形成獨秉的個性氣質和性格魅力，遠遠不是人們習慣上所說的“老實人”概念所能包容得了的。有一件事令我感動，當張學良和楊虎城兩人做出“捉蔣”決定，並且擬定了這場驚世事變中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分工部署，楊虎城把這個決定說給的第一個人，就是孔從洲，就是被他暱稱為“娃娃排長”而今西安城防司令的孔從洲。可靠和信賴不需說了，成就國家和民族命運的壯舉是他們共同的抱負，才會產生彼此間不言而喻的生死與共。
關於孔從洲的黨齡，也是令我十分感動的一個細節。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蔣介石在各個部隊剿殺共產黨人，楊虎城拒不“清黨”，把西北軍裡的共產黨人或送走或隱蔽，就在這種白色恐怖烏雲籠罩之局勢裡，孔從洲向共產黨在陝西的創始人魏野疇提出入黨要求。魏野疇覺得他暫時不要加入共產黨，以他在西北軍裡的中級軍官身份，更有利於為黨工作。孔從洲聽從了黨的安排。1930年，孔從洲向南漢宸再次提出了入黨要求，南以同樣的考慮讓他暫時不要入黨。在中條山抗日戰場上，孔從洲任旅長的獨立旅，幾乎是共產黨人領導的一支部隊，從旅部到士兵，誰都搞不清有多少共產黨員，然而誰都明白這是一支皮白瓤紅的戰旅，連蔣介石都清楚，三番五次指令38軍軍長孫蔚如“清黨”，孫蔚如和楊虎城一樣保護了共產黨人，孔從洲實際上是按黨的指示在執行。直到抗日戰爭結束，孔從洲按中央指示率部起義回到延安，經由毛澤東作介紹人加入中共。他的黨齡就只能從1946年起算。從1927年到1946年幾近20年的黨齡，對於一位高級將領，不僅僅是榮譽和待遇層面的含義，更重要的是心理層面的感受。他不應是“黨外的布爾什維克”，而是從魏野疇那裡開始，就自覺按照共產黨的方略和思想規範著自己行動的老黨員了。可貴的令人欽佩的在於他的態度，他提說過此事，因為種種原因沒有解決，也就坦然接受了既成的事實，毫不動搖甚至毫不在意地專注於他的炮校和炮院培養炮兵骨幹的工作，這也是“老實人”處理個人事情的一個範例，一種襟懷，一種境界。
這位“老實人”將軍，可以不計較個人的得失，卻絕不含糊重要的歷史真實。他為楊虎城的繼任者孫蔚如，以及孫蔚如統領的38軍浴血抗戰的史實，因為極“左”思想影響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甚至許多烈士和活著的官兵蒙受不白之冤和委屈，表現出某些“拗相公”的鐵面和執著。他聯合當年的知情者和親歷者申述真實事相，發表文章，為他們一個個平反或正名為烈士。他為自己統領的陸軍整編35師抗日陣亡將士，自掏腰包修建陵墓。直到他疾病纏身行動不便的暮年，仍然為一座烈士紀念碑堅持不懈地努力，直到這紀念碑樹立在黃河岸邊。“在我有生之年見到這座紀念碑修復，了卻了我的最大心願，作為這個師的師長，我可以告慰長眠在九泉之下的烈士了。”我被這樣的話深深地震撼著。我便想到，一個人讓共事的同志感到信賴，讓死亡的戰友的靈魂得到安慰。真是實踐了中國古代先賢所說的仰無愧於天，俯無愧於地的博大胸懷了，在孔從洲這個“老實人”將軍身上，還有既無愧於生者，又無愧於死者的道義和道德。
孔從洲將軍的功勳，令我一直崇敬；孔從洲將軍的品德，令我永遠敬仰為做人楷模。我為我們灞河岸邊走出的這位傑出的將軍由衷地自豪。
2005.9.29 二府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