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我的創作和陝西文學界開始發生關係時，就認識了陳孝英，還有“筆耕組”的一茬評論家。在他們極大的關注和關愛下，我的創作得以發展。從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一直到現在，陳孝英一直關心著陝西文學，多年來陝西一些重要作品、重要作家的研討會，陳孝英都參加過，他很關注陝西文學創作。
大概從80年代下半期，陳孝英開始把主要精力轉移到喜劇美學研究上來。據我所知，陝西評論家中，涉及喜劇美學研究的不僅陳孝英一人，但他是專注於這方面研究而且很有建樹的一位。在文藝評論這個大的領域裡，喜劇美學是一個分支。陳孝英在這個領域裡闖出一番自己的天地，卓有建樹。他研究的主要對象是中國最富於創造活力的一位作家——王蒙。我看過孝英的很多評論文章，十分佩服。一個人一生能在一個領域內做成一件具有開創意義的大事，我覺得生命的價值就可以完全體現了。我希望他有更大的建樹，取得更大的成就。他在喜劇美學這個領域中的建樹，應該說至少在陝西是獨樹一幟，這就很了不起。到了我們現在這個年齡，常常容易對生活觸發一些感慨，每個人由年齡的變化引起的生理、心理上的變化多有不同。陳孝英和我屬於同齡人，對我們這茬人來說，過去的生活經歷中都有災難，更多的是極“左”的政治造成的災難。我曾經當過農村基層幹部、農村中小學教師，災難也依然難以躲避。在那個時代的背景下，在那種極“左”的政治氣氛裡，很難從災難裡頭逃脫出來，要麼裝個庸人，啥都不說，或者要他怎麼做就怎麼做，一切順從；要麼就跟著極“左”的勢力去製造災難。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不要說保持一個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就是保持一個正常人的良心，你都會很難生存，所以造成大量知識分子的災難，比如老捨的自殺，柳青也自殺過，只是“未遂”而已。這個災難不是一個人的，而是一個民族的災難。連農民也受禍害，吃不飽、逃荒、餓死人。令我十分欣慰和慶幸的是，在這個極“左”造成的政治黑洞裡，我們終於完成了一次社會變革。包括能召開今天這樣的討論會，大家能這樣說話，陳孝英能出自傳，這樣的事只有在改革開放的今天才可能發生。過去誰敢寫自傳哪？只有個別偉人才有這種權力，普通人怎麼能寫自傳？那是不可思議的事。
我以為，陳孝英自傳出版的意義就在於，他以個人的生活體驗、生命歷程、事業追求、人生追求，比較深刻地展示了這段中國社會的大變革，展示了一個人在這個社會中所佔據的位置、生存形態、感受、經歷等等，很有教育意義。不僅他本人可以拿這個來做自己的人生總結，他的兒女可以拿這個來感受父輩經歷了什麼，社會上很多人看過一個知識分子陳孝英的人生經歷，他們也會對社會、人生產生心理上的影響和啟發。這部自傳出版的重要意義就在於此。孝英剛才發言講到有些東西不能寫，對此我也有同感。90年代初到現在，有多家出版社安排人給我寫傳記，還有一些出版社要我自己寫自傳，或讓我選擇某個作家或記者來給我寫，我都謝絕了。原因就是剛才孝英說的：“很難完全寫出生活的真實來。”且不說今天的理論審視對你的那個“真實”能容忍到什麼程度，僅僅是孝英剛才所講的，和你同代活著的人跟你有很多糾葛就不好處理。包括青年時代經歷的這事那事，發生過糾葛的人現在還活著，不要說你講那個人有多麼不好，不要說誰長了誰短了。就是一個詞兒分寸不恰當，都會引發一場官司。所以我從來都不想寫自傳或者讓別人來寫陳忠實傳記。與其不能真實地、全面地寫出生存狀態、精神經歷、生活經歷，那我就把它封存著，我本人抱的是這樣一個態度。
而陳孝英能夠把社會和生活容忍的那一部分東西表述出來，是了不起的一種途徑的選擇。這裡還有一個民族心理習慣在起作用。從藝術真實的層面上講，本來沒有一個絕對標準，把細節生動地描寫出來是真實，點到為止也是一定程度的真實。現在的輿論標準能容忍你到什麼程度？心裡沒數就不敢寫。比如，你寫了幾個隱而不宣的事，哪天他哥們兒來揍你一頓，問你：“咱倆的事你怎麼給全社會宣傳？”所以這裡還有一個民族心理承受習慣的問題。正因為如此，我覺得，關於真實，陳孝英能寫到這個程度就很好了，真實是沒有絕對標準的，這也是一種真實。社會在發展，民族心理在健康的意義上再向前發展一點，孝英還可以繼續把真實向深處延伸。
關於陳孝英這個人，多年接觸下來，我感到他是一個很好的人，很平和地研究喜劇美學。在我接觸的評論家和作家中，孝英是一個讓人感到燦爛的評論家、作家，思維活躍、知識面廣，對於文化活動、文化策劃點子很多，而且獲得了很多成功。那一年我到北京去，孝英告訴我一個關於“幽默城”的文化活動，帶我去北戴河轉悠了一番，給人家做了一回廣告。孝英和朋友相處很平和、很善良，生活接觸面很寬，使用面很廣，創作空間也很大，別人想學也學不來。寄望孝英把這個優長充分發揮，多創造一些美好的東西。
2005年4月2日 11月13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