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史料記載，宋代臨清雖已設縣，但並無特殊經濟地位。至元代大運河開通以後，它作為各類水系交匯之處，位於南北往來貨船集散轉運之地，政治及經濟地位日益提升。1289年，元朝開通由東平至臨清的會通河（全長約二百五十華里），接通衛河；1293年又開通了由北京至通州的通惠河，連接隋代的大運河。從江南來的漕船可以由臨清入衛河，再經白河至通州，由通惠河直達北京城內的積水潭。
從理論上來說，大運河至此已全線貫通。惟因航道狹淺，常遇枯水或黃泛決口（比如1391年，黃河在原武決口，致使會通河的臨清至濟寧段因河道淤塞而荒廢），每年漕運量不足十萬石。至明代永樂九年（1411），明成祖令宋禮修復會通河並引入汶水、泗水，徹底解決會通河水源問題，京杭大運河才算是真正開通。[4]明代宣德四年（1429），臨清開始設置鈔關。至此，臨清的商業地位開始達到了它的頂峰。
萬歷時，朝廷設立了崇文門、河西務、臨清、淮安、揚州、滸墅、北新、九江八大鈔關（除九江外，各鈔關均分佈於運河沿線）。所謂鈔關，即是向過往船隻徵收商稅的關口。按《明史·食貨志》記載，鈔關收取的商稅分為過稅和貨稅兩種，過稅只計量船隻大小修廣，不稅其貨，惟臨清與北新兩鈔關兼收過稅與貨稅。萬曆年間，臨清鈔關每年所收稅款高達八萬餘兩，為八大鈔關之首。
《金瓶梅》中直接寫到臨清鈔關的例子甚多。比如西門慶的夥計來旺去杭州織造一批衣物，給蔡太師的生辰做賀禮，雖然只有四箱包裹，且搭在官船上，在經過臨清時，也需要辦理過稅。西門慶的夥計韓道國、來保、崔本等人多次往南方販賣絲綢貨物，每次都需在臨清鈔關完稅。尤其是小說的第五十八回至五十九回，對此類過關徵稅之事描摹甚詳。
西門慶與親家喬大戶共同出資一萬兩，讓韓道國、甘出身去杭州販賣絲綢貨物，韓道國從杭州返回，未到家即差胡秀稟告西門慶：「韓大叔在杭州置了一萬兩銀子段絹貨物，見今直抵臨清鈔關，缺少稅鈔銀兩，未曾裝載進城。」西門慶稍後叫來了他的女婿陳敬濟，示意他去鈔關行賄：「後邊討五十兩銀子，令書僮寫一封書，使了印色，差一名節級，明日早起身，一同下去，與你鈔關上錢老爹，叫他過稅之時，青目一二。」至五十九回，韓道國押著十大車緞物來家卸貨，西門慶問他：「錢老爹書下了，也見些分上不曾？」韓道國道：「全是錢老爹這封書，十車貨少使了許多稅錢。小人把段箱兩箱並一箱，三停只報了兩停，都當茶葉、馬牙香，櫃上稅過來了。通共十大車貨，只納了三十兩五錢鈔銀子。老爹接了報單，也沒差巡攔下來查點，就把車喝過來了。」西門慶聽言滿心歡喜。
錢老爹因收了西門慶五十兩銀子的賄款，任由韓道國以貴稱賤，以遠報近，以多報少。一個「喝」字，就使得這樣一個鈔關稅吏既貪瀆又蠻橫的形象活龍活現。那麼西門慶此次過稅，到底應該交納多少銀子的稅款呢？按照《明史》記載，依照明代「凡三十抽一」的稅制來計算，西門慶這十車貨物應納稅銀三百三十三兩，西門慶差不多只花了八十兩（行賄五十兩，稅錢三十兩五錢），其中的五十兩或許還有長遠的人情考慮。此後西門慶每次在臨清通關，均移書「錢老爹」，讓他再次「青目」。
《金瓶梅》屢次寫到臨清鈔關，似乎有意以臨清這個重要的商業都市為背景，全面展現當時社會的商業與經濟狀況，雖是小說家言，卻有極強的寫實成分，於史有據，於實可信。
說到臨清鈔關，有以下兩個方面的情形值得我們注意。
首先，大運河至永樂九年才告正式開通，宣德四年明朝才在臨清設立鈔關，《金瓶梅》雖假托宋代，承續梁山故事之餘波，卻頻頻寫到臨清鈔關，只此一點即可證明小說實際上寫的是明代，從而使所謂「假托於宋，實寫晚明」的說法成為不易之論。
其次，小說故事發生的地點雖拘囿於中國北方之一隅的臨清，但其敘述視野卻未受限制，遍及廣袤的南方地區。作者立足於「清河」這樣一個虛構的地域，實際上試圖反映的，是包括南方乃至全國的一般經濟及社會狀況。臨清鈔關作為八大鈔關之首，是北至北京，南至江南、湖廣的重要樞紐。西門慶的貨船從這裡前往蘇杭置辦貨物，從蘇杭而來的商品也需要在臨清發賣。如此一來，以北方的臨清為基點，以運河航運為隱線，《金瓶梅》為我們勾勒出了一幅深遠廣大的十六世紀中國東部經濟地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