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門慶的商業活動，除了長途販運和店舖買賣之外，也有放官吏債一項——透過李三和黃四，承攬官府和朝廷的買賣，有時還會直接出面成為國家的承包商。比如在小說的第七十八回，應伯爵帶李三來拜訪西門慶，讓他出五千兩銀子，與張二官合夥承攬朝廷的古器貿易。朝廷皇城大興土木，需要大量的周彝商鼎、漢篆秦爐、宣王石鼓和歷代銅鞮，分派給東平府二萬兩的古器。西門慶與張二官各出五千兩本錢，利潤率高達百分之百。西門慶一看有巨額利潤，便要獨自攬下這項生意，後因他的突然去世，這件事最終落了空。
在小說的第四十八回，西門慶家人來保去東京給蔡太師管家送禮，以擺平曾御史的參劾。聰明伶俐的來保在辦完了這件事之後，又順便給主人打聽出一個重要的消息：
「（朝廷）在陝西等三邊開引種鹽，各府州郡縣設立義倉……令民間上上之戶，赴倉上米，討倉鈔，派給鹽引之鹽。舊倉鈔七分，新倉鈔三分。咱舊時和喬親家爹高陽關上納的那三萬糧倉鈔，派三萬鹽引，戶部坐派。如今蔡狀元又點了兩淮巡鹽，不日離京，倒有好些利息。」西門慶聽言問道：「真個有此事？」來保道：「爹不信，小的抄了個邸報在此。」
這段文字涉及到明代的鹽法問題，頗不易懂。但讀者大致可以判斷出以下兩個事實：
其一，西門慶舊時（後文可知「舊時」指的是上年）與喬親家在高陽關上納了三萬糧倉鈔，朝廷明文派給三萬鹽引。由來保「倒有好些利息」的口吻來看，納倉鈔而派鹽引的利潤十分豐厚，以至於西門慶有些不敢相信。
其二，蔡狀元曾受過西門慶的恩惠，如今點了兩淮巡鹽，對於西門慶的這樁買賣想必會帶來一些便利。來保口中兩樁好事的另一樁，實際上指的就是這件事。由此足見蔡狀元的任命，對於西門慶的「支鹽」關係重大——第四十九回，蔡狀元路過清河，在西門慶家留宿。西門慶不僅好酒好菜，對蔡狀元慇勤備至，甚至還挑選了兩位妓女陪他過夜，並囑咐她們放開手腳供他取樂，「休要扭手扭腳的」。
那麼，這裡所謂的「鹽引」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根據明代史料記載，明太祖初起即立鹽法，置局設關。所謂「煮海之利」，均由朝廷掌控專賣。一般商人要做販鹽的生意，必須取得官方的許可，持有「鹽引」，否則即被視為非法。明代法律對非法販鹽懲處極為嚴厲。最早設立的兩淮鹽官，下轄泰州、淮安與通州（南通），歲辦鹽引也為全國之最，洪武時即達大鹽引三十五萬二千餘引。所謂大鹽引，每引四百斤，小引減半。而淮鹽行銷的範圍極廣，包括江蘇、安徽、江西、湖廣及河南的部分地區，即便是遙遠的貴州，也食用淮鹽。[13]
《金瓶梅》中寫西門慶與喬親家在高陽關上納了三萬糧倉鈔，卻被指派在揚州支鹽，和明代特有的鹽法即「開中法」有關。所謂「開中」，實際上指的是由戶部招商，向戍邊的府州縣衛交納糧草，然後獲取官府償付的相同數額的「鹽引」，再到指定地方支鹽並販賣。當然，商人在交納糧草之後，必須取得官方的勘合證書，憑證書支鹽後，還須取得賣鹽的證明（引紙），方可買賣獲利。
「開中法」始於洪武三年。《明史·食貨志》記載：「有明鹽法，莫善於開中。洪武三年，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自陵縣運至太和嶺，路遠費煩。請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淮鹽一小引。商人鬻畢，即以原給引目赴所在官司繳之。如此則轉運費省而邊儲充。』帝從之。召商輸糧而與之鹽，謂之開中。其後各行省邊境，多召商中鹽以為軍儲。」[14]
由此可見，當初「開中法」的制訂，主要是為了節省轉運費用。但後來經過多次修改和完善，「開中法」與戍邊軍儲開始聯繫在一起統籌考慮。所謂「鹽法邊計，相輔而行」[15]，參與「開中」的商人，由朝廷張榜招募，商人可自由決定是否輸糧而支鹽。為激發商人的熱情，朝廷必然要讓商人有利可圖，但實際的情形卻極為複雜。《明史》中就有記載，有商人交納糧米後，自永樂中即開始等待支鹽，竟然經祖孫三代而不得。這倒不全是因為官府或朝廷故意耍流氓，而是當時的淮鹽需求量極大、供給嚴重不足所致。當然，巡鹽官員、鹽課提舉司官員、鹽運司、鹽場小吏的貪瀆枉法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後來政府不得不多次修改「開中法」，比如凡納糧者，官府除支鹽的許可外，有時也直接償付銀兩，讓商人自己選擇。
一部好的法律，不僅在於它的設想和條文如何合理和完美，關鍵在於它是否能夠得到嚴格執行。在所謂「開中」的諸多環節中，對商人而言，是否可以如期支鹽，實為一大關鍵。這也可以看出，蔡御史的兩淮巡鹽的地位，對西門慶是多麼重要。在《金瓶梅》中，西門慶透過蔡御史的關係，讓韓道國等人去揚州支鹽。蔡御史為回報西門慶的盛情款待，將西門慶的鹽引早放了一個月。這一個月的時間雖然不算長，卻是一筆大人情。在別的商人還未支鹽的情況下，西門慶自然奇貨可居。更何況這一個月的時間，也足夠他的夥計們高價發賣了。從表面上看，西門慶如數獲得鹽引並去揚州支鹽，並未違法，但實際上卻在暗中「合理」利用並操縱法律條文，堂而皇之地取得了巨大的經濟利益。
西門慶從中賺了多少錢，小說並未詳細交代。但第五十八回，韓道國將從揚州支取的淮鹽賣掉之後，即從杭州買了一萬兩銀子的綢緞，裝了十大車來家，可見獲利之豐。要知道，這些南方貨物，到達臨清碼頭之後還是要生利的。
總而言之，西門慶作為「山東第一財主」，他賺錢獲利的渠道主要有兩個：第一是合法的自由貿易，比如從南方販來貨物，在清河開店銷售；第二則是與官吏朝廷的生意。前者明顯，後者深隱；前者是日常活動，後者是偶爾為之。但這絕不表明西門慶與官府的生意無足輕重。
西門慶開生藥鋪、綢緞鋪、典當鋪，資本或多或少，利潤厚薄不一。以典當鋪而論，所投入的資本也不過二千兩。第四十七回，西門慶擔著天大的風險，徇私枉法，草菅人命，從苗青手裡得到的回報，亦不過區區五百兩。而他與官府的生意，光是古器承辦的回報一項，即可獲利一萬兩，辦理鹽引所得也絕不會少於這個數目。
西門慶作為中國十六世紀的典型商人，他所從事的經濟活動，雖然有了「新型自由經濟」的一些因素，但依托的仍然是一個吏治腐敗、法律衰弛、貪賄風行、人情往來盤根錯節的社會形態。
即便時至今日，這種社會生態仍然遠未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