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瓶梅》中，不論是朝廷的賦稅與貨幣結算，還是民間的買賣和日常用度，基本上都以白銀折算與流通。《金瓶梅》中的買賣和交易，在絕大部分場合都使用白銀。作品寫到以銅錢作為交易貨幣的地方極其罕見，更不用說紙幣和「寶鈔」了。西門慶一家經手之白銀，按粗略估算，即可達十五至二十萬兩。小說所描述的以白銀作為主要交換貨幣的情形，正符合明代中後期的經濟與貨幣狀況。
當然，雖說在買賣和流通過程中，《金瓶梅》中的人物大多使用白銀，但銀子的成色顯然存在著等次差異。小說第一回，西門慶「熱結十兄弟」之時，按約定，兄弟們每人都須交納「分資」，以備結拜之日的花銷。花子虛最大方，他送來了一兩「分資」，而且是「一兩無虛」，表明他的銀子成色很好；而應伯爵只拿來了一錢二分的銀子，且只有80%的成色，算起來還不足一錢。至於其他的那些個弟兄，有送三分的，也有送五分的，不僅吝嗇小氣，而且銀子的成色極差。吳月娘當即嘲笑西門慶說，他的那些狐朋狗友送來的份子錢，「都是些紅的，黃的，倒像金子一般」。想必只是一些含銀量極低的銅罷了，與西門慶在正式和重要場合使用的官銀、紋銀或雪花銀不可同日而語。這固然說明了當時白銀開採、冶煉技術的高低以及來源渠道方面的差別，導致銀子的成色不同；同時也反映出，不同成色的銀子在市場或日常生活交易流通時，其實際價值和購買力有很大的差異。
《金瓶梅》中多次提到的錢鋪和銀行（指的是從事白銀兌換的店舖），當為不同成色白銀（包括錢幣）之折算、估價和兌換的場所。但不管怎麼說，在《金瓶梅》所描述的世界裡，白銀是首屈一指甚至唯一的流通貨幣，則是明顯的事實。而在明代中後期的社會中，白銀逐漸成為主導貨幣，也是史學界的普遍共識。
按照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財計》中的描述，中國古代徵收賦稅乃至商品交易，多用粟帛。三代以後，鑄錢與粟帛互為補充，直至唐代，始終維持著錢、帛同時使用的局面。黃宗羲認為，唐以前的賦稅和民間商業交易，與金銀沒有什麼關涉。自宋代開始，出現了以金屬（銅鐵）鑄錢為主、紙幣為輔的局面，而絹、帛作為貨幣的功能則逐步喪失。白銀雖然也開始少量進入流通，但仍以錢幣為重。[16]
白銀作為貨幣在市場上合法流通，始於元代。元代的貨幣政策，將統一發行的紙幣與作為保證金的現銀聯繫起來，紙幣和白銀同時進入流通，兩者可以互相交易。明興之後，朝廷一方面沿襲了元代的紙幣制度，實行錢、鈔兼行，大力推行所謂「寶鈔」，並有意減少銅錢的供應量，與此同時，朝廷明令禁止金銀在市面上流通。百姓可以用金銀向政府兌換紙幣，但不允許民間以金銀私自交易。與元朝不同的是，明朝將紙幣的發行與現銀準備金脫鉤，導致了紙幣的濫發和貶值，整個金融系統很快崩潰，紙幣的信譽更是一落千丈。
據《明史》記載，至明仁宗監國，貨幣體系的混亂局面已不可收拾。一方面朝廷禁止用銀交易的法令越發嚴苛：交易用銀一錢者，罰鈔千貫；贓吏受銀一兩者，追鈔萬貫。但另一方面，禁令日益加劇了民間對於金銀的崇拜，以至於民間實際上的私下交易「惟用金銀」。到了正統元年（1436），英宗迫不得已，開用銀之禁，禁令一開，一發而不可收。遂出現「朝野率皆用銀」、「鈔壅不行」的狀況。[17]
問題是，朝廷一紙明文宣佈白銀可以合法地成為流通貨幣是一回事，而白銀得以像《金瓶梅》中所描述的那樣實際上成為唯一的貨幣則是另一回事。其中的關鍵，在於白銀的實際供應量，是否能夠滿足將白銀作為主導流通貨幣這一需求。這其中至少涉及到三個方面的問題：
一、中國的白銀儲量；
二、開採及冶煉技術；
三、銀礦開採的成本、代價及其道德、政治後果。
關於明代白銀儲量以及勘探、開採及冶煉技術等方面的情況，文獻記載不多，但當時的採礦及冶煉技術十分低下，卻是一個明顯的事實——成化年間，朝廷開湖廣金礦，二十一座金礦每年使用民夫五十五萬人，死者無算，最後只煉得黃金三十五兩，就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例子。另外，就銀礦開採的政治後果而論，明代統治者屢申禁令、不敢輕言開礦的考慮是有道理的。在朱元璋開國之時，即屢有大臣請開銀場，而太祖不為所動，仍嚴令禁止。他的理由是：
土地所產，有時而窮。歲課成額，征銀無已。言利之臣，皆戕民之賊也。 [18]
洪武十九年後，銀礦開採禁令稍有鬆弛，但實際的開採量極少。浙江七縣之銀場，一年向朝廷上交的銀兩，不過區區兩千餘兩。
明代經濟的繁榮，特別是運河開通之後的商業繁盛，在紙幣的信譽日漸低落的前提之下，使得朝野上下對於作為傳統硬通貨的金銀的需求，出現了大幅度增加。
至宣德、弘治後，朝廷禁開銀場之令幾成一紙空文。「奸民」私開坑穴，互相殺傷；礦盜蜂起，屢禁不能止。貪吏趁機加緊向朝廷遊說，索性由朝廷督開銀場，利益歸於中央。等到萬曆年間，朝廷大規模開採銀礦之時，雖然「中使四出」，「無地不開」，因礦穴私采嚴重，礦脈久絕，所獲甚微。更有貪官污吏借開採之名「橫索民財，陵轢州縣」。稍有德性的官員顧恤百姓，被以阻撓之罪，即行罷免。[19]
由此可見，萬曆後全國性的金銀開採，不過是給了貪墨橫暴官吏搜刮民財、凌辱百姓的機會而已，出現了「富家鉅族則誣以盜礦，良田美宅則指以為下有礦脈，率役圍捕，辱及婦女，甚至斷人手足投之江」[20]的局面，亂象叢生，酷掠橫行。為此，河南巡按姚思仁上疏極言開礦之弊：
一為礦盜哨聚，易於召亂；二為礦頭累極，勢成土崩；三為礦夫殘害，逼迫流亡；四為雇民糧缺，飢餓噪呼；五為礦洞遍開，無益浪費；六為礦砂銀少，強科民買；七為民皆開礦，農桑失業；八為奏官強橫，淫刑激變。
他最後的結論有點危言聳聽：「（如果不加以阻止，）雖傾府庫之藏，竭天下之力，亦無濟於存亡矣。」[21]
《明史》也認為，明朝最終之覆亡，實兆於此。
可以說，自明代肇興直至滅亡，銀幣制所導致的問題，特別是銀荒問題，自始至終困擾著統治者。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財計篇》中感慨說：「夫銀力已竭，而賦稅如故也，市易如故也。皇皇求銀，將於何所？」[22]因而發出了「後之聖王而欲天下安富，其必廢金銀乎？」[23]這樣的呼聲。明代隆慶朝「應詔陳理財」的靳學顏甚至認為，天下之民，皇皇以匱乏為慮者，非布帛五穀不足，而是白銀的供應量短缺。與黃宗羲一樣，靳學顏對朝廷廢錢而獨用白銀的國策，感到難以理解。[24]
明代社會經濟的大規模發展，與作為統一貨幣的白銀供應不足，構成了根本矛盾。從表面上看，明代經濟的主要難題是「銀荒」，但實際上，問題要複雜得多。關於這一點，我們後文還要加以討論。
話又說回來了，我們在閱讀《金瓶梅》的時候，不僅沒有感受到白銀供應短缺的問題，相反，小說中寫到的清河或臨清，就不啻是一個大銀窖——白銀的流通，動則百千巨萬，所謂錢過北斗、金銀遍地的盛景，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或者說，那些滾滾而來、滔滔而去的白銀，又是從哪兒來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