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瓶梅》中，我們很容易發現明代社會經濟運行中「同心圓」的存在。這個「同心圓」，以南京、無錫、蘇州至杭嘉湖的江南地區為中心，漸次擴展至長江流域，然後是兩淮流域，並波及到山東至河北的北方地區。而《金瓶梅》中的臨清，實為江南經濟向北方輻射的襟喉要津。當然，這個「同心圓」的輻射過程，並不僅僅局限於經濟方面，從文化和時尚來說，南方同樣具有主導作用。永樂後，政治中心遷往北京，南京成為陪都。但至明代晚期，南京的人口大約是一百萬，而北京仍只有六十萬，且北京城中流行的官話仍然是南京話。由此可見，南京仍然享有文化、經濟中心的特殊地位。在《金瓶梅》中，文化上的「南京崇拜」十分明顯。
德國學者貢德·弗蘭克在勾畫1400——1800年間的世界經濟地圖時，看到了另外一個「同心圓」。它是以中國長江流域或中國南方作為最核心的一圈——中心位於蘇淞地區的太倉（鄭和下西洋的起錨地）一帶，然後輻射至東亞朝鮮半島和日本、中亞以及東南亞的更為廣袤的地區。它的外圍，甚至擴散到歐洲和南美洲。
很顯然，弗蘭克的這個「同心圓」，與我們在《金瓶梅》中看到的「同心圓」，有一部分是重合的。區別僅僅在於：金瓶梅所反映的，是以運河經濟為依托的國內經濟貿易，作者的視野受到很大的限制；而弗蘭克則著眼於以海洋為貿易通道的全球經濟運行，他看到了《金瓶梅》的作者所沒有看到的部分。元代大運河的開通，使得明朝的統治者可以更多地依賴內河大動脈，源源不斷地將南方的物產（特別是稻米和紡織品）運往北方，而用不著經由成本高昂且常有海盜攻擊的海上運輸線。弗蘭克也認為，明代統治者在所謂海上航運和運河航運（南方海上利益集團與北方大陸利益集團）的政治、經濟衝突中，明顯地偏重於後者。[25]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軍事方面的考慮——中國歷朝歷代，受到匈奴、蒙古等北方遊牧民族的攻擊壓力，遠遠高於東南沿海。
但問題是，有明一代，海上運輸和海上貿易，實際上從來沒有停止過。到了十六世紀中期以後，東南沿海的海上貿易發展加速，明顯活躍。明代的航海技術和造船技術之先進，由於鄭和下西洋這一歷史事件的存在，是不用懷疑的。東南沿海的倭寇之亂也提醒我們，在明代的海洋貿易中，實際上存在著一個被濱下武志稱之為「納貢貿易體系」的中國——日本——東南亞貿易通道和網絡。也就是說，所謂「納貢」，不過是名目而已，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商業貿易體系。
合法的納貢貿易，被稱為「勘合貿易」——由明政府向日本足利義滿幕府發給「勘合」，而沒有取得「勘合」的商船則為海盜。順便說一句，據《明史》記載，日本的「朝貢使團」在從寧波前往北京的途中，經過《金瓶梅》所描述的臨清，曾對這樣一個富庶之地大肆劫掠。[26]
「納貢」作為一種政治上的懷柔政策，在中國有很長的歷史淵源。對於明代統治者來說，接受納貢，在經濟上其實是很不利的——宗主國向朝貢國償付數倍於貢品的物品和金錢，給朝廷財政帶來相當大的壓力。正因為如此，明朝政府從現實考慮，盡量控制、壓縮朝貢的規模，也在情理之中。到了後來，朝廷甚至不得已而採取了閉關絕貢的極端政策。當然，這一政策的政治後果非常嚴重。對北方瓦剌的馬市的限制或冷淡，是導致「土木之變」的重要原因；而對日本採取閉關絕貢，則與十六世紀的倭亂有明顯的內在關聯。「絕貢」直接導致了海盜的猖獗，這一點，並不難以理解。《明史》中說，真正的日本人在所謂的「倭寇之亂」中，其實只佔到人數的十分之三；而《洋防輯要》則認為，「真倭」只佔到「倭寇」的十分之一，大量的中國沿海不法商徒混跡並聚嘯其間。因此，嚴令禁海的明代官員朱紈在自盡前給朝廷的疏文中說：「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瀕海之盜猶易，去中國衣冠之盜尤難。」[27]
從朱紈的這段話中，我們不難看出其中沉痛的所指——即中國南方海洋貿易集團（比如新安商人）走私貿易的規模以及他們在所謂的「倭亂」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雖然一般來說，「倭亂」之平息可以看成是戚繼光、俞大猷在軍事上的勝利，但明朝統治者重新恢復了航海貿易，也起到了相當關鍵的作用。
「勘合貿易」也好，海盜走私也好，從日本輸入中國的不僅有小刀和扇子一類的工藝品，還有大量的白銀。在弗蘭克看來，中國與日本及周邊國家的納貢貿易體系，年代久遠，不僅輻射至東亞和南亞，實際上也是一個更大的非洲——歐洲——亞洲貿易網的組成部分。而到了明清之際，歐洲人開始把盛產白銀的美洲納入該體系。因此，「美洲的白銀或者通過歐洲、西亞、印度、東南亞輸入中國，或者用從阿卡普爾科出發的馬尼拉大帆船直接運往中國。」 [28]由於中國的白銀短缺（特別是由於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採用的白銀稅制，中國工商業的繁榮對金銀的要求成倍增加），它像一塊巨大的磁鐵吸附著世界各地的白銀。通過所謂的中國——馬尼拉——墨西哥的貿易航道，美洲的白銀被源源不斷地運到中國，使中國成為一個天然的「秘窖」和白銀最終的「天然中心」。[29]
在《金瓶梅》寫作的那個年代，在以中國南方為中心而波及北方、東南亞乃至於南美洲和歐洲的經濟貿易「同心圓」中，海外白銀大量輸入中國，顯然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當時日本出口到中國的白銀，比從太平洋上運來的美洲白銀要多六到七倍。[30]因此，我們如果據此判斷，《金瓶梅》裡那些虛構人物（如西門慶）所使用的白銀中，有相當部分來自日本，也許並不完全是一種玩笑性的推測。
貢德·弗蘭克的《白銀資本》，著眼於經濟全球化的東方，確立了中國在1400——1800年間世界貿易體系中首屈一指的中心地位，這或許是一個事實。但問題是，歐洲何以後來居上？弗蘭克的解釋是：歐洲僅僅通過美洲白銀的輸入，就輕易地平衡了中國巨大的貿易順差，從而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換言之，既然中國的白銀輸入使得大量資源或財富外流，那麼在元代已經開始有效發行紙幣的情況下，明代的「白銀崇拜」是如何出現的呢？另外，就算是中國一度取得了世界中心的地位，可是這種中心的地位為何又突然喪失了？
明代的經濟繁榮，隨著李自成攻入北京以及北方女真人的南下而崩解，這當然不是弗蘭克所關心的問題，卻是黃宗羲、顧炎武等人在明亡之後所要面對的現實。正如《金瓶梅》中的西門慶，家資鉅萬，富甲一方，可一旦去世，所有的財富便灰飛煙滅，代之以《金瓶梅》後二十回刺心蝕骨的荒涼。所謂其興也勃，其亡也忽，始終不出「一治一亂」的傳統循環。
因此，明代的白銀短缺問題，並不僅僅是一個經濟或金融問題。從根本上說，它也涉及到明代的政治、思想、法律以及社會管理體系。全球格局的重大變化，特別是經濟格局的變化，迫使中國自明代開始，出現了微妙而深刻的社會轉型。傳統道德、法律及社會管理模式與經濟發展的慣性和動能之間，產生出極大的衝突和矛盾。而所有這些方面的衝突和矛盾，在《金瓶梅》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