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論社會治理，中國古代社會一直奉行禮法並重的理念。所謂禮，雖偏重於道德、教化，用以規訓、激發個體內心的道德律令和良知，但實際上「禮」也是「法」，甚至是凌駕於法律之上的最高原則。有人認為，這種禮儀制度，實際上是中國古代社會的「憲法」——雖無形，但無處不在。
中國第一部成文法的雛形，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時代。鄭國國相子產將法律條文鑄於鼎上，以名條律，以示森威。子產鑄刑律於鼎，反映了中國古代統治者「以法治天下」的初始衝動。但這一做法，立刻遭致晉國叔向的明確反對。他寫信給子產加以駁難，引發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禮、法之爭。不過，總體而言，中國傳統社會的治理模式雖是禮法並重、禮法二元，但實際上卻是禮重於法，以禮為主、以法為輔。這一模式，始終沒有根本變化。到了宋、明以後，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工商業的興起以及商業倫理的初步形成，在商業法規特別是經濟契約方面，中國的法律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這在《大明律》中得到了明顯的反映。然而，傳統社會的禮法二元結構，並未發生根本動搖。在明末，由陳子龍等復社人物所編選的《明經世文編》中，馬文升曾在一篇疏文中這樣寫道：
切惟為治莫先於德教，輔治莫先於刑罰。非德教無以化導乎人心，非刑罰無以懲戒乎奸宄。故在帝舜之世，契敷五教，而皋陶典刑，以弼其教，是知自古帝王之御天下，未有捨此而能致治者也。[31]
《金瓶梅》不過是一部文人世情小說，作者無意於撰寫一部十六世紀的經濟史和法律史。但由於作者在修辭上採取了極端的寫實或「自然主義」的方式，其反映的明代社會的基本狀況——特別是經濟、商業活動和禮法觀念，倒是極為清晰，頗值得重視。
前文說到，西門慶作為一個十六世紀新型商人的化身，堪稱「經濟人」。同時，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西門慶也可以被視為「法律人」。西門慶的幾乎所有社會活動（主要是經濟活動），均在法律的名目下或打著法律的旗號進行。西門慶的主要社會活動舞台只有三個：經濟事務、衙門和官場。而官場不過是經濟與法律的交匯點或結合部而已。換句話說，《金瓶梅》中的官場，不過是官員們通過衙門和法律赤裸裸搾取利益的場所。
具體到禮法觀念而言，西門慶雖說徇私枉法、膽大妄為而「久慣牢成」，但在他的言行背後，仍可以看到傳統禮教的熏染、影響和限制。西門慶作為山東第一財主，雖然在日常生活中可謂無惡不作，但宗法和道德律令對他的限制和束縛，卻並未稍減。
在西門慶中意的眾多婦女中，其妻吳月娘被描寫得貌若天仙。但奇怪的是，小說中涉及西門慶與吳月娘性行為的描述極少（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大概只有一次。寫到正妻，作者或許不得不有所顧忌）。用作品中的話來說，吳月娘的首要角色，不過是「雖然枕上無情趣，睡到天明不要錢」的家庭主婦而已。吳月娘在眾多妻妾中擁有的真正財富，其實不是她的美貌，而是建立在「明媒正娶」基礎上的家世清白、門第純正和「德行」出眾。加上她吃齋念佛，明於教化，足以使她處於實際的家庭主管地位，並在道德上建立起巨大的優勢。每當她與潘金蓮發生爭執乃至衝突時，西門慶心裡怎麼想我們可以不管，但至少在眾人面前，在所謂「情理」的巨大威懾力面前，西門慶不得不一次次未加任何解釋地維護吳月娘的「正統」地位。蓋因潘金蓮後娶，排行第五，且德操有虧。
春梅以一個奴婢的身份，居然得以在西門慶家中頤指氣使、橫衝直撞，弄得人人皆怕，即便是吳月娘也讓她三分，足見春梅在西門慶心目中的特殊地位。有意思的是，當春梅與吳月娘發生衝突的時候，西門慶幾乎不問是非曲折，明顯地在維護吳月娘的地位。西門慶對吳月娘的袒護，實際上也是出於對傳統禮儀的敬畏——吳氏為「正頭娘子」，而春梅則為婢女。
那麼當春梅與如意形成爭執的時候，西門慶會站在哪一邊呢？讀者一定會認為是春梅吧，沒錯，小說中正是這麼寫的。原因很簡單，春梅雖說是吳月娘、潘金蓮的奴婢，但好歹也算是個家人，而如意只是一個連丈夫的存在都成為謎團、被人臨時叫來照顧孩子的奶媽。
從吳月娘、潘金蓮、春梅、如意的倫理序列中，我們不難看出西門慶想維護或者說「被迫維護」的是什麼。當然，這一排序，是宗法倫理和禮儀方面的排序，而非真正意義上親疏遠近的情感排序。可是，若要認為這種等級次序不過是表面文章，沒有什麼實質性的意義，那就大錯特錯了。西門慶一死，吳月娘作為當家主管的權力即刻膨脹，馬上將春梅、潘金蓮掃地出門，其背後的宗法、道義力量撥雲見日，令人生畏。
禮制森嚴與等級分明，在官場的交接與酬酢往來中，體現得最為典型。明代的宗臣在《報劉一丈書》中，曾以譏諷的筆調，繪聲繪色地描摹出官場「謁見」的規制和禮儀，尤其是下層官員「候見」時的苦痛、酸楚與恥辱。這一描述恰好與《金瓶梅》的某些章節構成互文關係，或者說，為《金瓶梅》中的同類場景做了十分生動的註解。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金瓶梅》的作者對當時的官場禮儀和規制極為熟悉。
《金瓶梅》第五十五回，西門慶去東京給蔡太師拜壽。抵達東京之後，未見主人，先得去拜見管家翟謙，第二天才能去太師府。晚上西門慶一夜難捱，眼巴巴等到天明，巳牌時分，就早早起床梳洗。等到了蔡京的府中，中門居然關著，只能從角門進入，且每道門都有武官把守。等他轉過重重迴廊之後，終於來到大廳堂前，看見蔡京端坐於虎皮高椅之上，身穿大猩紅蟒衣，屏風後二三十位美女手執巾扇，侍立兩邊。西門慶不由分說，朝上拜了四拜。此時，管家翟謙走到太師身邊，暗暗地說了幾句話下來——這幾句話小說沒有交代，從上下文關係來看，應該是向蔡京說明，西門慶有意在太師面前認個乾兒子。西門慶默默會心，趕緊朝上又拜了四拜。整個過程，蔡京不答一語，也不回禮，而這正是西門慶所盼望的——因為據說父親受兒子四拜，是無須答禮的。反過來說，蔡京不回禮，等於是默認了拜乾爹這一事實。因此，接下來，西門慶一開口，便對蔡京以父子相稱：
孩兒沒恁孝順爺爺，今日華誕，特備的幾件菲儀，聊表千里鵝毛之意。願老爺壽比南山。
蔡京這才命座，西門慶再次朝上作揖，道一聲「告座了」，方退至一旁，坐地喫茶。由於帶來了重禮，且有翟謙多方協力，西門慶的謁見之旅也還算順利。
至第六十五回，殿前欽差六黃太尉為迎取「花石綱」，由山東河道而來，路過清河縣。當地兩司、八府官員湊了份子，由黃主事出面，借西門慶家設宴，迎接六黃太尉。御前欽差的儀仗所經之處，雞犬不聞，樵采遁跡，其威勢之煊赫、儀仗之飭嚴，自不必多說。至西門慶家下轎，眾官員便前來拜謁，整個過程，規制堂皇，不越雷池一步。巡撫都御史、巡按監察御史前來參見，太尉依禮而答；布政使、參政、參議、提學諸人上前參拜，太尉稍加優禮；知府八人拜見，太尉僅答以長揖而已；至於統制、都監、團練一類的官員，太尉則端坐不動，稍加訓誡後，眾人即退過一邊。
西門慶以提刑副千戶的身份，作為整個宴請的東家主人，倒貼了許多銀兩，且夾在李瓶兒的喪儀中，忙亂了好多天，最後只落得個「獻茶」的機會，遠遠地朝太尉望一眼罷了。
自始至終，六黃太尉與主人西門慶未交一語，尊卑等級之嚴，由此可見一斑。
在日常生活中，「禮」的約束也隨處可見。李瓶兒死後，西門慶備下金帛厚禮，請宋真宗寧和殿的侍者杜子春來題寫銘旌。按西門慶的意思，當寫「詔封錦衣西門慶恭人李氏柩」。平常嬉皮笑臉、很不正經的應伯爵，這次總算正經了一回。他再三阻擋西門慶道：「見有正室夫人（吳月娘）在，如何使得？」伯爵的意思是，恭人為正室命婦之稱，且須有爵位，不應用於瓶兒側室。可歎西門慶正處於悲痛之中，全然不顧喪儀之禮，一定要為愛妾爭個名分。爭了半日，最後還是不得不去掉了「恭人」二字，改為「室人」，就這樣糊塗過去了。
初一看，《金瓶梅》的世界，就是一個禮法世界。官場迎送之禮，尊卑貴賤，等級分明；家庭生活，宗法儼然，禮數周全；人情往來和待人接物也頗有敬讓謙抑之風。吳月娘的哥哥吳大舅，身居閒官，每次見到妹妹，都以「姐姐」相稱。他尊稱妹婿西門慶為「姐夫」，西門慶受之若素；西門慶稱自己的女婿陳敬濟為「姐夫」，敬濟也坦然受之。至於稱弟為哥，稱哥為爹（彷彿人人競相自輕自賤），在小說中隨處可見，幾為通例。這大概是山東清河一帶，世代相襲的成規禮俗吧。
西門慶雖只粗通文墨，但每與人交接，亦頗善客套。他陞官之後，心心唸唸要延請一位有學問的先生來家坐館，專管案牘文書和信件往來，遇事有說帖，送禮有禮帖。這足以表明他對禮儀的重視。西門慶雖然沒有讀書的習慣，卻辟有專門的「書房」（實際上成了蓄養男寵或縱慾之後用來靜養的場所），身邊也有「書僮」跟隨；雖然不諳音律，也還每筵必唱。
《金瓶梅》的主旨之一，在於揭露禮法的廢弛、混亂與衰頹。但它並未直接描寫禮之不存、法之缺失，而是反其道而行之，著力鋪敘禮法的崇隆和森嚴。作者通過禮之偽善、法之矯飾，來揭示世態之亂象叢生、人情之涼薄險詭、道德之頹朽衰敗。因此，《金瓶梅》與其說著眼於對禮法、道德狀況進行嚴厲批判，還不如說，它要向我們展現的，其實是「名實分離」。那些掩蓋在禮法表象之下的真正內容，一旦敞開，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才會讓我們感到觸目驚心。《金瓶梅》這麼寫，固然有修辭和技法方面的考慮，但更重要的是，這種「名實分離」的狀況，正是明代中後期社會狀況的真實反映。換言之，中國傳統社會的禮法、倫理和道德，與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的實際生活之間的距離，已足以構成反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