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至第十九回，西門慶與李瓶兒牆頭密約，往來成奸，氣死花子虛，佔了他家房屋及許多傢俬銀兩，隨後西門慶在家裡大興土木，搭蓋三間玩花樓並卷棚。按照西門慶的如意算盤，只等五月十五日佳期一到，就將李瓶兒迎娶過門。沒想到，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因受楊戩被參劾一案的牽連，西門慶和他的兒女親家陳洪，無端被捲入一場不測之災。
西門慶連夜派來保打點金銀財寶，往東京蔡京門下行賄打探。家中大門，日日緊閉。李瓶兒眼見得良辰吉日將近，卻不見西門慶那頭有絲毫的消息，只得讓馮媽媽前去打聽，沒想到馮媽媽一連來了兩趟，都見大門關得像鐵桶一般。李瓶兒不知道西門慶出了什麼事，只以為是西門慶心意生變，因而積鬱在心，生出一場大病來，夜夜夢見隔壁喬皇親家花園裡有狐狸拋磚掠瓦，漸漸不思飲食，形容枯黃。
來給瓶兒診病的郎中名叫蔣文蕙（竹山）。蔣竹山雖生性浮浪、見識迂腐，但借看病之機，一來二去，居然便與瓶兒成了好事。李瓶兒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許下終身，將蔣竹山招贅入門，做了個倒插門的夫婿。等到來保在東京賄賂蔡京事成，西門慶安然脫禍之時，蔣竹山已經和李瓶兒一家一計地過起了太平日子。李瓶兒趁著西門慶大禍臨頭的當兒，將蔣竹山招贅在家倒也罷了，偏偏還為他湊了三百兩銀子，打開兩間門面，像模像樣地開起了生藥鋪子。以往蔣竹山給人看病，都是走著去的，如今發了家，居然也買了一頭驢子騎著，在大街上往來招搖。
我們已經知道，西門慶的父親西門達，就是做生藥鋪子起家的。到了西門慶手裡，雖說生意的規模、經商的行當早已今非昔比，但生藥鋪無疑仍然是西門慶最看重的身份象徵。小說中提到西門慶，多稱他為「縣前開生藥鋪的西門大官人」，可見生藥鋪對西門慶而言，不僅是本行主業和立身之基，而且是商業招牌，意義自然非同小可。明代商業倫理的基本行規是各有地盤，各有所屬，人走一道，互不相擾。《金瓶梅》中對此多有描述，此不贅言。
蔣竹山不僅趁人之危，奪人之妻，且在「西門大官人」眼皮底下開起了生藥鋪子，似乎有意與西門慶唱對台戲。這就犯了大忌——從中我們不難看出蔣竹山的迂腐和李瓶兒的拙智。西門慶處心積慮地想要教訓一下蔣竹山，也就不難理解了。
按說，西門慶是一方財主，與李知縣、夏提刑等官員都是朋友，要想擺佈一下手無縛雞之力的蔣竹山，也不算什麼難事。但他最後請出街頭小混混草裡蛇魯華、過街鼠張勝來擺平此事，明擺著是不想走官家（衙門）這條路（大概是礙於李瓶兒的情面）。他給了兩人四五兩碎銀子，許諾事成之後再謝，目的也只是為了出口氣。張勝和魯華接過銀子，便對西門慶說：「你老人家只顧家裡坐著，不消兩日，管情穩拍拍教你笑一聲。」
奇妙的是，張勝和魯華想出來整治蔣竹山的招數，竟然是偽造一份借款文書，逼勒蔣竹山還錢，藉機痛打他一頓，最後，一根繩子將他綁了，拉他去見官。也就是說，即便是街頭上的架兒、潑皮無賴和雞鳴狗盜之徒，想要設局整人，竟然也要借助法律和官衙的力量。他們事先偽造了契約，確保一旦見官，在大堂之上要有必勝之把握，可見兩人經過了周密的籌劃。由此可見，在《金瓶梅》中，法律及其威嚴，確實無處不在。
事實上，張勝和魯華的設計是有道理的。他們費了這麼多的周折去擺佈一個人，並非多事。相反，這一計劃顯示了張勝、魯華的深謀遠慮。我們不妨假設一下，如果張勝、魯華像黑社會一般地行事，找上門去打人，打了人就跑，會有什麼結果呢？毫無疑問，喜歡咬文嚼字的迂腐郎中蔣竹山，照例要去報官申冤。張勝、魯華是街頭有名兒的小混混，平時劣跡斑斑是一定的，到時候一旦官府依律拿人，他們必然會陷於被動，說不定反而還要西門慶替他們出面，拿銀子去打點搭救。
那麼，假如蔣竹山無端被打，他是否一定會報官呢？答案是肯定的。這涉及到明代特殊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教育普及等問題，《金瓶梅》對此多有反映，關於這一點，容後再談。
我們不妨來看一看由張勝和魯華所偽造的這份借票：
立借票人蔣文蕙，系本縣醫生，為因妻喪，無錢發送。憑保人張勝，借到魯（華）名下白銀三十兩，月利三分，入手用度。約至次年本利交還，不致少欠。恐後無憑，立此借票存照。
小小借票，看似細枝末節，實則大有講究。
首先，街頭混混魯華、張勝寫不出這樣的借票，需請人代寫。且借票中寫明蔣竹山借款之緣由為「喪妻無錢發送」，亦符合事實。可見，兩人事先必定經過仔細的謀劃和斟酌，說不定還請教過「法律專家」，此為省敘，茲可不論。
其次，按照明代借貸之法，凡借貸契約須由中間人擔保，還須寫明借款數額、利率和還款日期。以上種種，借票並無遺漏，一應俱全。可見，張勝、魯華所偽造的這張票據，當出於刀筆訟師之手。一旦作為呈堂證物，完全經得起法律的勘核。
按照徐忠明的研究，這張借票與今存明代契約的樣式完全一致。最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法律中，法定的民間借貸利率為月利百分之三，而《金瓶梅》中多為百分之五。徐忠明認為，在民間的借貸關係中，百分之五的月利似乎是比較普遍的。在《金瓶梅》中，也惟有蔣竹山借票的利率為月利百分之三，其他的地方寫到借款利率，均為百分之五。而蔣竹山的借契是偽造的，顯然是為了專門應付官司而準備的，寫明是百分之三，目的在於與相關法律條文相一致，從而使得這張借票在法律上無懈可擊。[32]
這張借票的行文，足以見出《金瓶梅》的作者在寫實方面的精微與審慎。當然，我們據此也可以看到，在當時的社會中，契約與合同在日常經濟事務中，已開始扮演非同一般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