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戀於《金瓶梅》的讀者，在面對潘金蓮、西門慶乃至於應伯爵的死亡時，想必會產生某種大致相似的道德困惑。按理說，從是非善惡的立場上來看，惡人被殺或死亡，照例會讓讀者產生大仇已報、稱心如意的快感——我們在讀《水滸傳》時，宋江怒殺閻婆惜、林沖手刃陸虞候，都讓我們真切地體味到了這種快意。奇怪的是，到了《金瓶梅》，這一切都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這些惡人的死亡，讀者從中不僅體會不到這種去奸除惡的快感，反而會因為惡人之死，心有淒惻，歎息不已，乃至一灑同情之淚。
關於這一點，崇禎本的批評者代表《金瓶梅》的讀者，對這種道德上的困惑做了這樣一個歸結：「不敢生悲，不忍稱快。」「不敢生悲」還是從道德是非著眼——惡人之臨絕路，惡貫滿盈，當屬咎由自取；至於「不忍稱快」，則採取的是一種超越道德的立場，出於對生命本身的消逝和遭難心生悲憐。簡而言之，讀者在不由自主地為惡人之死悲歎灑淚之時，多少會有一點良心上的自責與不安，並能夠意識到自己在道德是非的立場上不夠堅定，從而產生出某種羞恥感。為了消除自己心中的不安，祛除心底的那一層羞恥感，讀者會本能地採取某種特殊的步驟，努力去挖掘這些惡人身上的某些善良品質，並極力說服自己，這些惡人是配得上自己的同情的，從而抵消掉內心的困惑或矛盾。這或許是一茬又一茬的讀者希望為西門慶和潘金蓮翻案平反的心理動因吧。
不過，問題的關鍵顯然不在於此。
閻婆惜和陸虞候的被殺，不會讓讀者感到任何困惑，這並不是說兩人身上本無一善，更不能說西門慶、潘金蓮乃至應伯爵，在道德上要高於閻婆惜和陸虞候。西門慶和潘金蓮之所以讓我們感到同情，是因為《金瓶梅》在塑造惡人的形象時，採取了與《水滸傳》完全不同的敘事策略。也就是說，我們的道德困惑，根本上是源於作者強大的道德說服力和控制力，是「作者意圖」的一個直接後果。說到底，《金瓶梅》的作者有意讓我們停留在道德是非評判的曖昧區域，產生困惑或兩難，進而去發現作者隱藏在背後的真正意圖。不用說，《金瓶梅》的道德是非觀念與作者意圖，與《水滸傳》有著根本不同。
《水滸傳》描寫武松殺嫂這一情節，十分簡單明瞭。只是讓潘金蓮跪在武大的靈前，被逼招供，然後用尖刀胸前一劃，摳出心肝五臟，旋即「肐察」一刀，割下頭顱，便算完事。而在《金瓶梅》中，潘金蓮被殺的過程被表現得更為細緻，且更具色情意味。殺人之前，武松先將嫂子的衣服剝了個精光（究竟有多大必要，只有作者清楚），然後用手去攤開她的胸脯，「把刀子去婦人白馥馥心窩內只一剜，剜了個血窟窿，那鮮血就冒出來」。這裡的「白馥馥」三字當屬刻意為之，不是信筆寫來。然後再寫金蓮的反應——「星眸半閃，兩隻腳只顧登踏」。前半句似乎還在殺人，後半句簡直就是在殺豬了。接下來，作者用「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這樣的俗語寄托傷逝之意，繼之以「初春大雪壓折金線柳，臘月狂風吹折玉梅花」這樣的比喻和聯想來暗示武松之辣手摧花，將其復仇的正當性暫時拋置一邊。隨後的「嬌媚不知歸何處，芳魂今夜落誰家」二句，頗有五代詩人江為臨刑時口占絕命詩的餘韻。最後敘事者借「古人」之口賦詩一首，傷悼金蓮之死的悲慘，其中「誰知武二持刀殺，只道西門綁腿頑」二句，則尤為驚人心魄。在這裡，敘事者有意將西門慶與潘氏極盡淫蕩的性愛遊戲，與武松殺豬般的肢解過程並置在一起，實際上是慾望與死亡的並置（在作者看來，人生在世，似乎只有兩件事情：一為慾望之煎逼與滿足，一為死亡）。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武松在殺潘氏之前先剝取衣服的舉動，似乎可以解釋得通——敘事者故意將西門之戲與武松之殺聯繫在一起，從而使縱慾與死亡互為因果。當然，這兩句詩還透露出另外一層含義，即潘氏死到臨頭仍不知其所以死，既不甘其死，亦不信其真死，渾渾噩噩，莫知其由，亦不知所止，一派懵懂小兒（或動物）的昏昧與愚頑。
在《水滸傳》中，武松殺潘氏純粹是復仇舉動，所謂是非明、善惡辨、兄仇報。動機單純，過程簡單，如此而已。而到了《金瓶梅》，則多出了美人遭戮的纏綿悱惻，簡單的復仇舉動變成了莽漢武松的毒手摧花。潘金蓮之死，隨之被抽像乃至「提純」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金瓶梅》前承白居易的《長恨歌》，後啟《紅樓夢》的萬艷同悲，但細究其旨趣，又與香山、雪芹判然有別。
與潘金蓮一樣，《水滸傳》中的西門慶，同樣是死於武松之手。可以說西門慶的被殺，就「正義戰勝邪惡」這一觀念的呈現而言，是必不可少的。而在《金瓶梅》中，西門慶之死則被賦予了太多的「貪慾喪命」的色彩。前有西門慶垂涎藍氏的美貌而不得，急得拿來爵媳婦惠元來洩慾一節——所謂「未曾得遇鶯娘面，且把紅娘去解饞」；後有將王六兒作為藍氏之替身而一味縱慾，又在昏昏欲死之時慘遭潘金蓮餵服胡僧藥，終至油盡燈滅，髓竭人亡。從貪慾喪命這個角度來說，讀者是否能夠對西門慶之死寄予同情，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讀者對慾望的理解和容忍度，取決於透過西門慶這面鏡子反觀自身之慾念的「誠實度」。作者對西門慶既同情又棒喝的曖昧主旨，也在暗中悄悄地指向了讀者——如果你是一個斯多噶主義者、禁慾主義者或者「道學先生」，那麼西門慶之死實屬咎由自取，死不足惜；如果你與西門慶一樣陷入了色慾而難以擺脫，那麼你的心態就會立刻變得複雜起來。在這裡，《水滸傳》中僵硬的是非善惡之辨忽然不見了蹤影，取而代之的是「真妄」意義上對慾望的抽像思考。
當然，儘管有貪慾喪命這樣的主導情節，但西門慶之死也可以被看做是一個普通人的正常死亡。換句話說，西門慶之死固然是惡棍之死，同時也是丈夫、父親或家中的頂樑柱（對於吳月娘而言）的正常病亡。在小說的第七十八回，西門慶第一次出現死亡徵兆，極為突然。他在與應伯爵、吳大舅等人飲酒彈唱之時，陪客人坐著，竟然「在席上 的打起睡來」。在這裡，作者看似輕描淡寫，但西門慶的反常舉動，會讓讀者明確感覺到某種不祥之兆。到了第七十九回，他在喝酒時的眾聲喧嘩、吹拉彈唱中，再度靠在椅子上「打睡」，是對「惡兆」的進一步確證。至西門慶清晨梳頭一陣昏暈，跌了一跤，死亡之征，終於表露無疑。吳月娘對西門慶跌跤的反應，是「魂飛天外，魄散九霄」，說明她心中既有震驚，也已有了不祥的預感。她的反應，是妻子於丈夫身體突發惡兆之時的自然反應。接下來，西門慶尋醫問藥，求仙拜佛而漸漸不支，至臨終留言交代後事而一命歸西，也屬於人情常態。作者一步步地鋪墊，極其耐心地描寫西門慶死亡的全過程，實際上隱藏著這樣一個敘事上的用心：作為個別人（西門慶）的死亡，和每一個人的死並無什麼不同。在這裡，通過自然主義的實寫，死亡反而被虛化乃至抽像化了。西門慶之死的每個步驟之所以能緊緊抓住讀者的心，是因為敘事者暗中也希望我們從中看到芸芸眾生（包括我們自己）的死亡，並在這個基點上來反思我們自己的慾望與「大限」的關係。正因為如此，當西門慶臨死而貪生，自知將死而仍然哭著囑咐潘金蓮，讓「姐妹們好好守著我的靈，休要失散了」之時，讀者心有惻然乃至淚不能禁，亦在情理之中。
換句話說，作者強迫我們從西門慶身上發現我們自己。
不過依我之見，《金瓶梅》中寫惡人之死寫得最好的，既不是潘金蓮也不是西門慶，而是「諧謔之主」應伯爵的死亡。
伯爵在小說中的身份，世人多以「幫閒」目之，其實只說對了一半。他固然有依傍豪門、騙吃騙喝的惡習，但他之所以混跡於西門之宅，與西門慶沆瀣一氣、形影不離，其主要目的在於介紹生意，做掮客、當中介，為自己謀取佣金。因此伯爵的真實身份應為經紀人。《金瓶梅》中寫到的職業經紀人有好幾位，應伯爵算是業餘的。順便提一下，在明代社會中，職業與業餘的關係與今天的社會有時完全相反：「專業」往往被人看不起，「業餘」反而地位極高。舉例來說，明代的業餘畫家的地位要遠遠高於職業畫家，這是一個基本常識。而在《金瓶梅》中，應伯爵的地位也明顯要高於「徐經紀」、「王伯儒」一類的職業經紀人。
應伯爵圓通機變，偽詐世故，裝瘋賣傻而深藏不露，往來飄忽，神龍見首不見尾。應伯爵在西門慶死後，居然借祭奠之名賺取亡友的銀子和孝絹，若從道德評判的角度來看，此人品行之不堪、人格之低下自不用多說。但此人的好處在於機趣幽默，舌燦蓮花，妙語連珠。他還擅長惡作劇，專以插科打諢、胡攪蠻纏為能事。若僅從文章的修辭效果而論，應伯爵形象的生動性似乎還在西門慶、潘金蓮之上，在《金瓶梅》中堪稱首屈一指。此人之重要，幾乎可以說，少了他，《金瓶梅》即無法成立。而且，這個人物在中國小說史的人物畫廊裡是空前絕後的——前無來跡，後無紹續。筆者在歷年閱讀《金瓶梅》的過程中，常常有這樣無端的猜測：或許《金瓶梅》的作者，就是伯爵經紀人圈子中的一員吧。
那麼《金瓶梅》的作者，是如何交代這樣一個人物的最終下場的呢？
我們知道，自西門慶死後，伯爵即另攀高枝，改換門庭，去了張二官家。他不僅將西門慶的家底盡告於張二官，甚至隆重地向新主人推薦潘金蓮和李嬌兒，賣故主以求榮，此後便漸無音訊。至小說第九十七回，在西門慶死後嫁入守備府的春梅，要為陳敬濟找個媳婦，囑薛嫂幫她物色人選。過了兩日，薛嫂來向春梅報信，說是找到了兩位。一位是城裡朱千戶家裡的小姐，今年十五歲，春梅嫌她人小不要；另一個就是應伯爵第二個女兒，年紀二十二歲，「春梅又嫌應伯爵死了，在大爺手內聘嫁，沒甚陪送，也不成」。
伯爵這樣一個重要人物的死亡，居然夾纏在陳敬濟的婚事中，由春梅之口不經意帶出，可謂輕之又輕，冷之又冷，但卻筆力千鈞。讀者閱覽至此，恐怕會一時回不過神來吧。
讀者也許會問：應伯爵是怎麼死的？他的女兒居然落到了大爺手裡待聘，那麼，應伯爵的妻子應二嫂、小妾春花、兒子應寶又去了何方？作者一個字也沒有交代，但一個顯見的事實是，伯爵身後的蕭索與敗落，比之於西門慶家族更為慘切。所謂人亡跡息，萬事荒敗。這裡的省敘或省筆，冷峻之極，使得伯爵之死顯得既蒼涼又玄遠，與西門慶、潘金蓮之死的濃墨重彩構成了明顯的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