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金瓶梅》就沒有《紅樓夢》，這是一個十分常見的說法。它所強調的是《紅樓夢》與《金瓶梅》之間的承續關係，在《金瓶梅》的研究界，很多人都把這句話當成了口頭禪。可惜的是，這種人云亦云的說法，大多停留在對於結構、手法等敘事修辭的比較層面，較少注意到兩者在思想和文化觀念方面的複雜關係，更無法說明《紅樓夢》對《金瓶梅》的重要改造與超越。其實自從《紅樓夢》問世以來，清代後期至民國一直流行著另外一個觀點，即認為《紅樓夢》是《金瓶梅》的倒影（蘇曼殊亦主此說）。就兩者之間的關係而言，「倒影說」顯然更能切中肯綮，言簡而意深。
從人物關係上來說，《紅樓夢》之繼承《金瓶梅》，不是簡單的移植或模仿，而是經過了一番深思熟慮的綜合和重組。吳月娘之變身為賈政，這是男女易位；潘金蓮之於林黛玉，這是脫胎換骨；李瓶兒之於秦可卿，這是由實入虛；西門慶之於賈寶玉、薛蟠和賈璉（西門慶的孩子氣以及鍾情於群芳的癡憨都為混世魔王賈寶玉所繼承，而他的貪慾、蠻橫和輕狂則分給了薛蟠和賈璉二人），這是一而多，多而一。同樣，從孟玉樓這個人物身上，我們也能看到薛寶釵、探春或熙鳳的影子。
就真妄與善惡觀而言，《金瓶梅》是用真妄取代善惡，因而是「無善無惡」，最終落入了空寂與虛境；而《紅樓夢》則是兩者兼有，彼此照應，並行不悖。因為有了「真妄」，善惡之分被放置到了一個更嚴格的系統中加以觀察而見出真偽。但曹雪芹只是將「善惡」放在引號中，並未最終取消它。除了真妄與善惡之辨外，《紅樓夢》的作者還引入了一個全新的維度，即「清濁」之分。
從情與欲的關係上看，《紅樓夢》既有欲又有情，而《金瓶梅》則是一個無情或無善的世界。用「尊情」這樣的概念來指稱《紅樓夢》則可，來描述《金瓶梅》則不可，因為《金瓶梅》中幾乎是「無情可尊」。《紅樓夢》讓它最重要的男性形象賈寶玉始終處於未成年狀態，是極富深意的。西門慶遍攬美色入其彀中的無休止縱慾，到了賈寶玉身上，則被抽像為一種對「美人」的傾慕與博愛，我們姑且稱之為「賈寶玉主義」。不是說賈寶玉沒有情慾，而是這種情慾必須以對女性的「利他性」尊重與崇拜為前提；不是說賈寶玉對待女性沒有親疏之別，但這種親疏之別，必須以「千紅一哭，萬艷同悲」的悲憫作為其基礎。《金瓶梅》的世界是一個充滿爾虞我詐的功利性「成人世界」，《紅樓夢》則致力於描述一個流溢著青春、幻想與詩意色彩的少年世界——大觀園為抵抗世俗社會的風刀霜劍提供了一定的保護。
從某種意義上說，林黛玉是雌雄同體的。作者一方面對她嬌媚、柔美、纖弱和聰慧的美人特質大書特書，同時也賦予她剛直不阿、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君子品格。她孑然一身，遺世獨立而高標自守，拒絕與世俗世界同流合污。黛玉身上也有世俗女性（如潘金蓮）的善妒、小心眼兒、自高和爭強好勝，說起話來，也像潘金蓮那樣機趣刻薄。但在《紅樓夢》中，這種對境遇的不安和落落寡合，一變為君子不見容於當世的卓爾不群。中國自古以來，就有以「香草美人」比擬君子的傳統。從《離騷》的「草木零落、美人遲暮」，至李商隱的「芳草怨王孫，美人喻君子」，可以說這一傳統在詩詞歌賦中一直連綿不絕。而明確地將君子之品格寄托於女性之身，並與以男性世界為象徵的污濁、功利和骯髒相抗衡，在小說史上，《紅樓夢》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我們說林黛玉是雌雄同體的，還有一個重要的理由。《紅樓夢》中所描述的「寶黛之戀」，既非一般意義上的兩情相悅和男女私情，甚至也不僅僅是我們通常所津津樂道的「愛情」。在寶黛關係中，最讓人感動的，不是相戀而是相知。換句話說，「寶黛之戀」的隱秘核心，不是「有情人成了眷屬」的戀人關係，而是知己關係。林黛玉對愛情的渴望，不是對舉案齊眉的婚姻的渴望，而是對知己的渴望，是對「真」和「潔」的非同一般的追求。作者將往往只有在描述友朋關係時才會出現的高山流水式的知音主題，融入到了愛情關係中，這就使得《紅樓夢》與傳統意義上的「才子佳人小說」有了嚴格的切割和區分。
最後，我們再來說說兩部作品都涉及的「絕望」問題。《紅樓夢》繼承了《金瓶梅》的佛道結構，也在相當程度上繼承了《金瓶梅》的相對主義，將出家或對世俗世界的逃離作為其基本歸宿（雖說後四十回為續作，但原作的這一意圖可以從「三春過後諸芳盡，各自須尋各自門」一類的提前敘事中，看出端倪）。也就是說，《紅樓夢》繼承了《金瓶梅》對這個世界的批判、否定乃至絕望，但《紅樓夢》的佛道結構是寓言性的，並非實指，這與《金瓶梅》有著根本的不同。《金瓶梅》中的佛道歸宿，是世俗個體的唯一出路，而在《紅樓夢》中則是象徵性出路。在佛與道的俯瞰之下，在世俗世界的內部，曹雪芹筆下的人物雖不免悲觀，但仍然知其不可而為之，對絕望本身發出挑戰。
《紅樓夢》的第七十六回，林黛玉和史湘雲置大觀園搖搖欲墜、「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的現實於不顧，在水邊聯詩覓句，不顧今夕何夕，不管今世何世，充滿了激越的曠達、忘我和喜悅。小說的敘述語調，也隨之變得歡快、高亢起來。直到「寒塘渡鶴影，冷月葬詩魂」一聯在不經意中被說出，冰冷而殘酷的現實世界才再一次抓住了她們。
【註釋】
[1] 任訪秋《中國新文學淵源》，《任訪秋文集》第五冊，河南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375頁。
[2] 《傳習錄》中卷，《王陽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56——57頁。
[3] 溝口雄三《中國前近代思想的屈折與展開》，三聯書店，2011年7月第1版，第84頁。
[4]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原編第9冊，《鳳寧徽》。
[5] 《傳習錄》中卷，《王陽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55——56頁。
[6] 溝口雄三《中國前近代思想的屈折與展開》，三聯書店，2011年7月第1版，第88頁。
[7] 《傳習錄》中卷，《王陽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7頁。
[8] 同上，第15頁。
[9] 同上，第49——50頁。
[10] 以上三個方面的相關論述，參見溝口雄三《中國前近代思想的屈折與展開》，三聯書店，2011年7月第1版，第88——89頁。
[11] 《傳習錄》中卷，《王陽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11頁。
[12] 同上，第13頁。
[13] 同上。
[14] 同上，第80頁。
[15] 《傳習錄》中卷，《王陽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36頁。
[16] 同上，第37頁。
[17] 同上。
[18] 《傳習錄》中卷，《王陽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106頁。
[19] 同上，第99頁。
[20] 《王畿集》，卷十七。轉引自溝口雄三《中國前近代思想的屈折與展開》，三聯書店，2011年7月第1版，第161頁。
[21] 參見溝口雄三《中國前近代思想的屈折與展開》，三聯書店，2011年7月第1版，第138頁。
[22] 同上。
[23] 同上，第137——138頁。
[24] 荒木見悟《趙大洲的思想》，《明末清初的思想與佛教》，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6月第1版，第65——68頁。
[25] 荒木見悟《鄧豁渠的出現及其背景》，《明末清初的思想與佛教》，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6月第1版，第133頁。
[26] 荒木見悟《明末清初的思想與佛教》，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6月第1版，第126——127頁。
[27] 《傳習錄》中卷，《王陽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56頁。
[28] 荒木見悟《中國佛教基本性格的演變》，《明末清初的思想與佛教》，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6月第1版，第142——159頁。
[29] 楊曾文《楊文會的日本真宗觀——紀念金陵刻經處成立130週年》，載《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4期，第48頁。
[30] 同上，第53頁。
[31] 中國社會科學院張志強先生在閱讀本書初稿時，對本節部分觀點提出異議，作者採納了他的意見，並對本節文字做了修改，在此鄭重致謝。
[32] 《傳習錄》中卷，《王陽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26頁。
[33] 《傳習錄》中卷，《王陽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29頁。
[34] 《傳習錄》中卷，《王陽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117頁。
[35] 同上。
[36] 同上，第118頁。
[37] 同上。
[38] 陳來《有無之境——王陽明哲學的精神》，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2月第1版，第180——189頁。
[39] 同上，第190頁。
[40] 同上，第197頁。
[41] 《朱子語類》卷第十三。
[42] 《張文忠公全集》文集十一，《雜著》。
[43] 李贄《藏書·世紀列傳總目前論》，轉引自《任訪秋文集》第五冊，河南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369頁。
[44] 參見李贄《答耿司寇》，《焚書 續焚書》，中華書局，1975年1月第1版，第31頁。
[45] 參見張竹坡《金瓶梅讀法》，《金瓶梅資料彙編》，朱一玄編，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
[46] 夢生《小說叢話》，《金瓶梅資料彙編》，黃霖編，中華書局，1987年3月第1版，第339頁。
[47] 田曉菲《秋水堂論金瓶梅》，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前言第10頁。
[48] 袁書菲（Sophie Volpp），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東亞語言文化系及比較文學系教授。她於2011年6月29日在清華大學甲所會議室發表演講，題目是《探討怡紅院裡的跨文世界》。
[49] 袁中道《李溫陵傳》，《焚書 續焚書》，中華書局，1975年1月第1版，第3頁。
[50] 萊昂內爾·特裡林《誠與真》，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第13頁。
[51] 同上，第7頁。
[52] 同上，第16頁。
[53] 萊昂內爾·特裡林《誠與真》，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第16頁。
[54] 同上，第17頁。
[55] 萊昂內爾·特裡林《誠與真》，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第4頁。
[56] 萊昂內爾·特裡林《誠與真》，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第12頁。
[57] 謝肇 《金瓶梅跋》，《金瓶梅資料彙編》，黃霖編，中華書局，1987年3月第1版，第4頁。
[58] 這句話見於耿定向的轉述，收在《耿天台文集》中。而鄧豁渠本人的《南詢錄》中卻無記載。參見溝口雄三《中國前近代思想的屈折與展開》，三聯書店，2011年7月第1版，第152頁。
[59]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中華書局，2010年1月第1版，第113頁。
[60]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三聯書店，2001年1月第1版，第60——61頁。
[61] 陳大康《明代小說史》，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第422-423頁。
[62] 《繡榻野史》據傳為呂天成所作，但沒有定論。
[63] 羅蘭·巴爾特《薩德》，《羅蘭·巴爾特文集》，李幼蒸譯，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第2頁。
[64] 羅蘭·巴爾特《薩德》，《羅蘭·巴爾特文集》，李幼蒸譯，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第12頁。
[65] 同上，第22頁。
[66] 西蒙娜·德·波伏瓦《要焚燬薩德嗎》，周莽一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第83頁。
[67] 沃爾夫·勒佩尼斯《何謂歐洲知識分子》，李焰明譯，廣西師大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第243——244頁。
[68] 同上，第242頁。
[69] 同上，第243頁。
[70] 同上，第241頁。
[71] 劉文榮《歐美情色文學史》，文匯出版社，2009年2月第1版，第141頁。
[72] 同上，第141-142頁。
[73] 西蒙娜·德·波伏瓦《要焚燬薩德嗎》，周莽一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第73頁。
[74] 同上，第61頁。
[75] 同上，第4頁。
[76] 薩弗蘭斯基《尼采思想傳記》，衛茂平譯，華東師大出版社，2010年11月第2版，第262頁。
[77] 薩弗蘭斯基《尼采思想傳記》，衛茂平譯，華東師大出版社，2010年11月第2版，第212頁。
[78] 麥克斯·施蒂納《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務印書館，1989年12月第1版。
[79] 萊昂內爾·特裡林《誠與真》，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第5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