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諦先生不幸逝世，到現在已經有二十多年了。聽到飛機失事的消息時，我正在莫斯科。我彷彿當頭挨了一棒，驚愕得說不出話來。我是震驚多於哀悼，惋惜勝過憶念，而且還有點惴惴不安。當我登上飛機回國時，同一架飛機中就放著西諦先生等六人的骨灰盒。我百感交集。當時我的心情之錯綜複雜可想而知。從那以後，在這樣漫長的時間內，我不時想到西諦先生。每一想到，都不禁悲從中來。到了今天，震驚、惋惜之情已逝，而哀悼之意彌增。這哀悼，像烈酒，像火焰，燃燒著我的靈魂。
倘若論資排輩的話，西諦先生是我的老師。30年代初期，我在清華大學讀西洋文學系，但是從小學起，我對中國文學就有濃厚的興趣。西諦先生是燕京大學中國文學系的教授，在清華兼課，我曾旁聽過他的課。在課堂上，西諦先生是一個淵博的學者，掌握大量的資料，講起課來，口若懸河瀉水，滔滔不絕。他那透過高度的近視眼鏡從講台上向下看擠滿了教室的學生的神態，至今仍宛然如在目前。
當時的教授一般都有一點所謂「教授架子」。在中國話裡，「架子」這個詞兒同「面子」一樣，是難以捉摸、難以形容描繪的，好像非常虛無縹緲，但它又確實存在。有極少數教授自命清高，但精神和物質待遇卻非常優厚。在他們心裡，在別人眼中，他們好像是高人一等，不食人間煙火，而實則飽饜粱肉，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其中有人確實也是官運亨通，青雲直上，成了羨慕的對象。存在決定意識，因此就產生了架子。
這些教授的對立面就是我們學生。我們的經濟情況有好有壞，但是不富裕的佔大多數，然而也不至於挨餓。我當時就是這樣一個學生。處境相同，容易引起類似同病相憐的感情；愛好相同，又容易同聲相求。因此，我就有了幾個都是愛好文學的夥伴，經常在一起，其中有吳組繃、林庚、李長之等等。雖然我們所在的系不同，但卻常常會面，有時在工字廳大廳中，有時在大禮堂裡，有時又在荷花池旁「水木清華」的匾下。我們當時差不多都才二十歲左右，閱世未深，尚無世故，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時候。我們經常高談闊論，藏否天下人物，特別是古今文學家，直抒胸臆，全無顧忌。幼稚恐怕是難免的，但是沒有一點框框，卻也有可愛之處。我們好像是《世說新語》中的人物，任性縱情，毫不矯飾。我們談論《紅樓夢》，我們談論《水滸》，我們談論《儒林外史》，每個人都努力發一些怪論，「語不驚人死不休」。記得茅盾的《子夜》出版時，我們間曾掀起一場頗為熱烈的大辯論，我們辯論的聲音在工字廳大廳中迴盪。但事過之後，誰也不再介意。我們有時候也把自己寫的東西，什麼詩歌之類，拿給大家看，而且自己誇耀哪句是神來之筆，一點也不臉紅。現在想來，好像是別人幹的事，然而確實是自己幹的事，這樣的率真只在那時候能有，以後只能追憶珍惜了。
在當時的社會上，封建思想瀰漫，論資排輩好像是天經地義。一個青年要想出頭，那是非常困難的。如果沒有奧援，不走門子，除了極個別的奇才異能之士外，誰也別想往上爬。那些少數出身於名門貴閥的子弟，他們絲毫也不擔心，畢業後爺老子有的是錢，可以送他出洋鍍金，回國後優缺美差在等待著他們。而絕大多數的青年經常為所謂「飯碗問題」擔憂，我們也曾為「畢業即失業」這一句話嚇得發抖。我們的一線希望就寄托在教授身上。在我們眼中，教授簡直如神仙中人，高不可攀。教授們自然也是感覺到這一點的，他們之所以有架子，同這種情況是分不開的。我們對這種架子已經習以為常，不以為怪了。
我就是在這樣的氣氛中認識西諦先生的。
最初我當然對他並不完全瞭解。但是同他一接觸，我就感到他同別的教授不同，簡直不像是一個教授。在他身上，看不到半點教授架子。他也沒有一點論資排輩的惡習。他自己好像並不覺得比我們長一輩，他完全是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他有時就像一個大孩子，不失其赤子之心。他說話非常坦率，有什麼想法就說了出來，既不裝腔作勢，也不以勢嚇人。他從來不想教訓人，任何時候都是親切和藹的。當時流行在社會上的那種幫派習氣，在他身上也找不到。只要他認為有一技之長的，不管是老年、中年還是青年，他都一視同仁。
因此，我們在背後就常常說他是一個宋江式的人物。他當時正同巴金、靳以主編一個大型的文學刊物《文學季刊》，按照慣例是要找些名人來當主編或編委的。這樣可以給刊物鍍上一層金，增加號召力量。他確實也找了一些名人，但是像我們這樣一些無名又年輕之輩，他也決不嫌棄。我們當中有的人當上了主編，有的人當上特別撰稿人。自己的名字都煌煌然印在雜誌的封面上，我們難免有些沾沾自喜。西諦先生對青年人的愛護，除了魯迅先生外，恐怕並世無二。說老實話，我們有時候簡直感到難以理解，有點受寵若驚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既景仰他學問之淵博，又熱愛他為人之親切平易，於是就很願意同他接觸。只要有機會，我們總去旁聽他的課，有時也到他家去拜訪他。記得在一個秋天的夜晚，我們幾個人步行，從清華園走到燕園。他的家好像就在今天北大東門裡面大煙筒下面。現在時過境遷，房子已經拆掉，滄海桑田，面目全非了。但是在當時給我的印象卻是異常美好，至今難忘的。房子是舊式平房，外面有走廊，屋子裡有地板，我的印象是非常高級的住宅。屋子裡排滿了書架，都是珍貴的紅木做成的，整整齊齊地擺著珍貴的古代典籍，都是人間瑰寶，其中明清小說、戲劇的收藏更在全國首屈一指。屋子的氣氛是優雅典麗的，書香飄拂在畫棟雕樑之間。我們都狠狠地羨慕了一番。
總之，我們對西諦先生是尊敬的，是喜愛的。我們在背後常常談到他，特別是他那些同別人不同的地方，我們更是津津樂道。背後議論人當然並不能算是美德，但是我們一點惡意都沒有，只是覺得好玩而已。比如他的工作方式，我們當時就覺得非常奇怪。他兼職很多，常常奔走於城內城外。當時交通還不像現在這樣方便。清華、燕京，宛如一個村鎮，進城要長途跋涉。校車是有的，但非常少，有時候要騎驢，有時候坐人力車。西諦先生挾著一個大皮包，總是裝滿了稿子，鼓鼓囊囊的。他戴著深度的眼鏡，跨著大步，風塵僕僕，來往於清華、燕京和北京城之間。我們在背後說笑話，說鄭先生走路就像一隻大駱駝。可是他一坐上校車，就打開大皮包拿出稿子，寫起文章來。
據說他買書的方式也很特別。他愛書如命，認識許多書賈，一向不同書賈講價錢，只要有好書，他就留下，手邊也不一定就有錢償付書價，他留下以後，什麼時候有了錢就還賬，沒有錢就用別的書來對換。他自己也印了一些珍貴的古籍，比如《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玄覽堂叢書》之類。他有時候也用這些書去還書債。書賈願意拿什麼書，就拿什麼書。他什麼東西都喜歡大，喜歡多，出書也有獨特的氣派，與眾不同。所有這一切我們也都覺得很好玩，很可愛。這更增加我們對他的敬愛。在我們眼中，西諦先生簡直像長江大河，汪洋浩瀚；泰山華岳，莊嚴敦厚。當時的某一些名人同他一比，簡直如小水窪、小土丘一般，有點微末不足道了。
但是時間只是不停地逝去，轉瞬過了四年，大學要畢業了。清華大學畢業以後，我回到故鄉去，教了一年高中。我學的是西洋文學，教的卻是國文，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不結合業務」，因此心情並不很愉快。在這期間，我還同西諦先生通過信。他當時在上海，主編《文學》。我寄過一篇散文給他，他立即刊登了。他還寫信給我，說他編了一個什麼叢書，要給我出一本散文集。我沒有去搞，所以也沒有出成。過了一年，我得到一份獎學金，到很遠的一個國家裡去住了十年。從全世界範圍來看，這正是一個天翻地覆的時代。在國內，有外敵入侵，大半個祖國變了顏色。在國外，正在進行著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在國外，挨餓先不必說，光是每天躲警報，就真夠嗆。杜甫的詩：「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我的處境是「烽火連十年，家書無從得」。同西諦先生當然失去了聯繫。
一直到了1946年的夏天，我才從國外回到上海。去國十年，漂洋萬里，到了那繁華的上海，連個落腳的地方都沒有。我曾在克家的榻榻米上睡過許多夜。這時候，西諦先生也正在上海。我同克家和辛笛去看過他幾次，他還曾請我們吃過飯。他的老母親親自下廚房做福建菜，我們都非常感動，至今難以忘懷。當時上海反動勢力極為猖獗，鄭先生是他們的對立面。他主編一個爭取民主的刊物，推動民主運動。反動派把他也看做眼中釘，據說是列入了黑名單。有一次，我同他談到這個問題。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的面孔一下子紅了起來，怒氣沖沖，聲震屋瓦，流露出極大的義憤與輕蔑。幾十年來他給我的印象是和藹可親，平易近人，光風霽月，菩薩慈眉。我萬萬沒有想到，他還有另一面：疾惡如仇，橫眉冷對，疾風迅雷，金剛怒目。原來我只是認識了西諦先生的一面，對另一面我連想都沒有想過。現在總算比較完整地認識西諦先生了。
有一件事情，我還要在這裡提一下。我在上海時曾告訴鄭先生，我已應北京大學之聘，擔任梵文講座。他聽了以後，喜形於色，他認為，在北京大學教梵文簡直是理想的職業。他對梵文文學的重視和喜愛溢於言表。1948年，他在他主編的《文藝復興·中國文學專號》的《題辭》中寫道：「關於梵文學和中國文學的血脈相通之處，新近的研究呈現了空前的輝煌。北京大學成立了東方語文學系，季羨林先生和金克木先生幾位都是對梵文學有深刻研究的……在這個『專號』裡，我們邀約了王重民先生、季羨林先生、萬斯年先生、戈寶權先生和其他幾位先生們寫這個『專題』。我們相信，這個工作一定會給國內許多研究工作者以相當的感奮的。」西諦先生對後學的鼓勵之情洋溢於字裡行間。
解放後不久，西諦先生就從上海繞道香港到了北京。我們，都熬過了寒冬，迎來了春天，又在這文化古都見了面，分外高興。又過了不久，他同我都參加了新中國開國後派出去的第一個大型文化代表團，到印度和緬甸去訪問。在國內籌備工作進行了半年多，在國外和旅途中又用了四五個月。我認識西諦先生已經幾十年了，這一次是我們相聚最長的一次，我認識他也更清楚了，他那些優點也表露得更明顯了。我更覺得他像一個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大孩子，胸懷坦蕩，耿直率真。他喜歡同人辯論，有時也說一些歪理。但他自己卻一本正經，他同別人抬槓而不知是抬槓。我們都開玩笑說，就抬槓而言，他已達到出神入化的境界，應該選他為「抬槓協會主席」，簡稱之為「槓協主席」。出國前在檢查身體的時候，他糖尿病已達到相當嚴重的程度，有幾個「＋」號。別人替他擔憂，他自己卻絲毫不放在心上，喝酒吃點心如故。他那豁達大度的性格，在這裡也表現得非常鮮明。
回國以後，我經常有機會同他接觸。他擔負的行政職務更重了。有一段時間，他在北海團城裡辦公，我有時候去看他，那參天的白皮松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這時候他對書的愛好似乎一點也沒有減少。有一次他讓我到他家去吃飯，他像從前一樣，滿屋堆滿了書，大都是些珍本的小說、戲劇、明清木刻，滿床盈案，累架充棟。一談到這些書，他自然就眉飛色舞。我心裡暗暗地感到慶幸和安慰，我暗暗地希望西諦先生能夠這樣活下去，多活上許多年，多給人民做一些好事情……
但是正當他充滿了青春活力，意氣風發，大踏步走上前去的時候，好像一聲晴天霹靂，西諦先生不幸過早地離開我們了。他逝世時的情況是什麼樣子，誰也說不清楚。我時常自己描繪，讓幻想馳騁。我知道，這樣幻想是毫無意義的，但是自己無論如何也排除不掉。過了幾年就爆發了「文化大革命」，我同許多人一樣被捲了進去。在以後的將近十年中，我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天天在戰戰兢兢地過日子，想到西諦先生的時候不多。間或想到他，心裡也充滿了矛盾：一方面希望他能活下來，另一方面又慶幸他沒有活下來，否則他一定也會同我一樣戴上種種的帽子，說不定會關進牛棚。他不幸早逝，反而成了塞翁失馬了。
現在，惡貫滿盈的「四人幫」終於被打倒了。普天同慶，朗日重輝。但是痛定思痛，我想到西諦先生的次數反而多了起來。將近五十年前的許多回憶，清晰的、模糊的、整齊的、零亂的，一齊湧入我的腦中。西諦先生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時時奔來眼底。我越是覺得前途光明燦爛，就越希望西諦先生能夠活下來。像他那樣的人，我們是多麼需要啊！他一生為了保存祖國的文化，付出了多麼巨大的勞動！如果他還能活到現在，那該有多好！然而已經發生的事情是永遠無法挽回的。「念天地之悠悠」，我有時甚至感到有點淒涼了。這同我當前的環境和心情顯然是有矛盾的，但我無論如何也抑制不住自己。我常常不由自主地低吟起江文通的名句來：
春草暮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
綺羅畢兮池館盡，琴瑟滅兮丘壟平。
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
嗚呼！生死事大，古今同感。西諦先生只能活在我們回憶中了。
1980年1月8日初稿
1981年2月2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