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師董秋芳先生

難道人到了晚年就只剩下回憶了嗎?我不甘心承認這個事實,但又不能不承認。我現在就是回憶多於前瞻。過去六七十年不大容易想到的師友,現在卻頻來入夢。

其中我想得最多的是董秋芳先生。

董先生是我在濟南高中時的國文教員,筆名冬芬。胡也頻先生被國民黨通緝後離開了高年,再上國文課時,來了一位陌生的教員,個子不高,相貌也沒有什麼驚人之處,一隻手還似乎有點毛病,說話紹興口音頗重,不很容易懂。但是,他的筆名我們卻是熟悉的。他翻譯過一本蘇聯小說:《爭自由的波浪》,魯迅先生作序。他寫給魯迅先生的一封長信,我們在報刊上讀過,現在收在《魯迅全集》中。因此,面孔雖然陌生,但神交卻已很久。這樣一來,大家處得很好,也自是意中事了。

在課堂上,他同胡先生完全不同。他不講什麼「現代文藝」,也不宣傳革命,只是老老實實地講書,認真小心地改學生的作文。他也講文藝理論,卻不是弗裡茨,而是日本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出了象牙之塔》,都是魯迅先生翻譯的。他出作文題目很特別,往往只在黑板上大書「隨便寫來」四個字,意思自然是,我們願意寫什麼,就寫什麼;願意怎樣寫,就怎樣寫,絲毫不受約束,有絕對的寫作自由。

我就利用這個自由寫了一些自己願意寫的東西。我從小學經過初中到高中前半,寫的都是文言文;現在一旦改變,並沒有感到有什麼不適應。原因是我看了大量的白話舊小說,對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作品,魯迅、胡適、周作人、郭沫若、郁達夫、茅盾、巴金等人的小說和散文幾乎讀遍了,自己動手寫白話文,頗為得心應手,彷彿從來就寫白話文似的。

在閱讀的過程中,潛移默化,在無意識中形成了自己對寫文章的一套看法。這套看法的最初根源似乎是來自舊文學,從莊子、孟子、史記,中間經過唐宋八大家,一直到明末的公安派和竟陵派,清代的桐城派,都給了我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靈感。這些大家時代不同,風格迥異,但是卻有不少共同之處。根據我的歸納,可以歸為三點:第一,感情必須充沛真摯;第二,遣詞造句必須簡練、優美、生動;第三,整篇佈局必須緊湊、渾成。三者缺一,就不是一篇好文章。文章的開頭與結尾,更是至關重要。後來讀了一些英國名家的散文,我也發現了同樣的規律。我有時甚至想到,寫文章應當像譜樂曲一樣,有一個主旋律,輔之以一些小的旋律,前後照應,左右輔助,要在紛紜變化中有統一,在統一中有錯綜複雜,關鍵在於有節奏。總之,寫文章必須慘淡經營。自古以來,確有一些文章如行雲流水,彷彿是信手拈來,毫無斧鑿痕跡。但是那是長期慘淡經營終入化境的結果。如果一開始就行雲流水,必然走入魔道。

我這些想法形成於不知不覺之中,自己並沒有清醒的意識。它也流露於不知不覺之中,自己也沒有清醒的意識。有一次,在董先生的作文課堂上,我在「隨便寫來」的啟迪下,寫了一篇記述我回故鄉奔母喪的悲痛心情的作文。感情真摯,自不待言。在謀篇佈局方面卻沒有意識到有什麼特殊之處。作文本發下來了,卻使我大吃一驚。董先生在作文本每一頁上面的空白處都寫了一些批注,不少地方有這樣的話:「一處節奏」、「又一處節奏」,等等。我真是如撥雲霧見青天:「這真是我寫的作文嗎?」這真是我的作文,不容否認。「我為什麼沒有感到有什麼節奏呢?」這也是事實,不容否認。我的苦心孤詣連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的,卻為董先生和盤托出。知己之感,油然而生。這決定了我一生的活動。從那以後,六十年來,我從事研究的是一些稀奇古怪的東西,與文章寫作風馬牛不相及。但是感情一受到劇烈的震動,所謂「心血來潮」,則立即拿起筆來,寫點什麼。至今已到垂暮之年,仍然是積習難除,鍥而不捨。這同董先生的影響是絕對分不開的,我對董先生的知己之感,將伴我終生了。

高中畢業以後,到北京來念了四年大學,又回到母校濟南高中教了一年國文,然後在歐洲呆了將近十一年,1946年才回到祖國。在這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內,我一直沒有同董秋芳老師通過信,也完全不知道他的情況。50年代初,在民盟的一次會上,完全出我意料之外,我竟見到了董先生,看那樣子,他已垂垂老矣。我激動得說不出話來,他也非常激動。但是我平生有一個弱點:不善於表露自己的感情。董先生看來也是如此。我們每個人心裡都揣著一把火,表面上卻頗淡漠,大有君子之交淡如水之概了。

我生平還有一個弱點,我曾多次提到過,這就是,我不喜歡拜訪人。這兩個弱點加在一起,就產生了致命的後果:我同我平生感激最深、敬意最大的老師的關係,看上去有點若即若離了。

不記得是什麼時候了,董先生退休了,離開北京回到了老家紹興。這時候大概正處在十年浩劫期間,我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自顧不暇,沒有餘裕來想到董先生了。

又過一些時候,聽說董先生已經作古。乍聽之下,心裡震動得非常劇烈。一霎時,心中幾十年的回憶、內疚、苦痛,驀地抖動起來。我深自怨艾,痛悔無已。然而已經發生過的事情是無法挽回的,看來我只能抱恨終天了。

我雖然研究佛教,但是從來不相信什麼生死輪迴,再世轉生。可是我現在真想相信一下。我自己屈指計算了一下,我這一輩子基本上是一個善人,壞事幹過一點,但並不影響我的功德。下一生,我不敢,也不願奢望轉生為天老爺,但我定能托生為人,不至走入畜生道。董先生當然能轉生為人,這不在話下。等我們兩個隔世相遇的時候,我相信,我的兩個弱點經過地獄的磨煉已經克服得相當徹底,我一定能向他表露我的感情,一定常去拜訪他,做一個程門立雪的好弟子。

然而,這一些都是可能的嗎?這不是幻想又是什麼呢?「他生未卜此生休」。我悵望青天,眼睛裡溢滿了淚水。


1990年3月24日

《讀書與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