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培先生一向只承認自己是詩人，不是學者。但是眾多的師友和學生，也包括我在內，卻認為他既是詩人，也是學者。他把這兩種多少有點矛盾的行當融匯於一身，而且達到了高度統一與和諧的境界。
他的抒情詩曾受到魯迅先生的讚揚。可惜我對於新詩，雖然已經讀了六十多年，卻自愧缺少這方面的細胞，至今仍然處在幼兒園階段，更談不到登堂入室。因此，對馮先生的新詩，我不敢贊一詞。
可是為什麼我也認為他是詩人呢？我根據的是他的抒情散文。散文，過去也一度被稱作小品文，英國的所謂Familiar essay，就是這種東西。這個文學品種，同詩歌、小說、戲劇一樣，也是國際性的。但又與後三者不完全相同。並不是每一個文學大國散文都很發達。過去，一講到散文，首先講英國，其次算是法國。這個說法基本上是正確的。英國確實出了不少的散文大家，比如蘭姆（Ch. Eamb）、G. 吉辛（G. Gissing）、鴉片煙鬼德·昆西（DeQuincey）等等，近代還出了像切斯特頓（Cheston）等這樣的散文作家，燦如列星，輝耀文壇。在法國，蒙田是大家都熟悉的散文大家。至於德國、俄國等文學大國，散文作家則非常稀見。我個人認為，這恐怕與民族氣質和思維方式有關。茲事體大，這裡不詳細討論了。
我只想指出一點，過去一講到散文，開口必言英國的中外學者們，忘記了一個事實：中國實際上是世界上最大的散文大國。他們五體投地、誠惶誠恐地匍匐在英國散文腳下，望穿秋水，把目光轉向英國，卻忘記了，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居散文魁首地位者非中國莫屬。中國舊日把一切典籍分為四類：經、史、子、集。經裡面散文比較少見；史裡面則大量存在，司馬遷是最著名的例子；子幾乎全屬於散文範疇；集比起子來更有過之。我們平常所說的「唐宋八大家」，明朝末年的公安派和竟陵派，清朝的桐城派，等等，都是地地道道的散文。我們讀過的《古文辭類纂》、《古文觀止》等等，不都是散文嗎？不但抒情和寫景的文章屬於散文，連一些議論文，比如韓愈的《論佛骨表》，蘇軾的《范增論》、《留侯論》以及蘇洵的《辨奸論》等等，都必須歸入散文範疇，裡面瀰漫著相當濃厚的抒情氣息。我們童面習之，至今尚能成誦。可是，對我來說，一直到了接近耄耋之年，才彷彿受到「天啟」，豁然開朗：這不是散文又是什麼呢？古詩說：「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豈是之謂歟？
因此，我說：中國是世界的散文大國。
而馮至先生的散文，同中國近代許多優秀的散文大家的作品一樣——諸如魯迅、郁達夫、冰心、朱自清、茅盾、葉聖陶、楊朔、巴金等的散文，是繼承了中國優秀散文傳統的。裡面當然也有西方散文的影響，在歐風美雨劇烈的震動下，不這樣也是不可能的。但其基調以及神情韻味等，則是中國的。恐怕沒有人能夠完全否認這一點。在這一點上，中國近代的散文，同詩歌、小說、戲劇完全不一樣，其中國味是頗為濃烈的。後三者受西方影響十分顯著。試以茅盾、巴金等的長篇而論，它們從形式上來看，是同《紅樓夢》接近呢，還是類似《戰爭與和平》？明眼人一望便知，幾乎沒有爭辯的餘地。至於曹禺的戲劇，更在形式上與易卜生毫無二致，這也是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我這一番話絲毫沒有價值衡量的意味，我並不想說孰是孰非，孰高孰低，我只不過指出一個事實而已。但是，散文卻與此迥乎不同。讀了英國散文家的作品，再讀上面談到的那幾位中國散文家的作品，立刻就會感到韻味不同。在外國，只有日本的散文頗有中國韻味。這大概同日本接受中國文學的影響，特別中國禪宗哲學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中國散文已經有了幾千年的歷史傳統，各種不同的風格，各種不同的流派，紛然雜陳。中國歷代的散文文苑，花團錦簇，奼紫嫣紅，賽過三春的錦繡花園。但是，不管風格多麼不同，卻有一點是共同的：所有散文家都不是率爾而作，他們寫作都是異常認真的，簡練揣摩，慘淡經營，造詞遣句，謀篇佈局，起頭結尾，中間段落，無不精心推敲，慎重下筆，這情景在中國舊筆記裡有不少的記載。宋朝歐陽修寫《晝錦堂記》，對於開頭幾句，再三斟酌，寫完後派人送走，忽覺不妥，又派人快馬加鞭，追了回來，重新改寫，是有名的例子。
我個人常常琢磨這個問題。我覺得，中國散文最突出的特點是同優秀的抒情詩一樣，講究含蓄，講究蘊藉，講究意境，講究神韻，言有盡而意無窮，也可以用羚羊掛角來作比喻。借用印度古代文藝理論家的話來說就是，沒有說出來的比已經說出來的更為重要，更耐人尋味。倘若仔細分析一下近代中國散文家的優秀作品，這些特點都是有的，無一不能與我的想法相印證。這些都是來自中國傳統，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可惜，我還沒有看到過這樣分析中國散文的文章。有人侈談，散文的核心精神就在一個「散」字上，換句話說就是，願意怎樣寫就怎樣寫，不願意寫下去了，就立刻打住。這如果不是英雄欺人，也是隔靴搔癢，沒搔到癢處。在我們散文文壇上，確有這樣的文章，恕我老朽愚鈍，我期期以為不可。古人確實有一些讀之如行雲流水的文章，但那決非輕率從事，而是長期鍛煉臻入化境的結果。我不懂文章三昧，只不過如此感覺；但是，我相信，我的感覺是靠得住的。
馮至先生的散文，我覺得，就是繼承了中國優秀傳統的。不能說其中沒有一點西方的影響，但是根底卻是中國傳統。我每讀他的散文，上面說的那些特點都能感覺到，含蓄、飄逸、簡明、生動，而且詩意盎然，讀之如食橄欖，餘味無窮，三日口香。有一次，我同君培先生談到《儒林外史》，他讚不絕口，同我的看法完全一樣。《儒林外史》完全用白描的手法，語言簡潔鮮明，諷刺不露聲色，惜墨如金，而描繪入木三分，實為中國散文（就體裁來說，它是小說；就個別片段來說，它又是散文）之上品。以馮先生這樣一個作家而喜愛《儒林外史》完全是順理成章的。
總之，我認為馮先生的散文實際上就是抒情詩，是同他的抒情詩一脈相通的。中國詩壇的情況，我不清楚；從下面向上瞥了一眼，不甚了了。散文壇上的情況，多少知道一點。在這座壇上，馮先生卓然成家，同他比肩的散文作家沒有幾個，他也是我最喜歡的近代散文作家之一。可惜的是，像我現在這樣來衡量他的散文的文章，還沒有讀到過，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了。
對作為學者的君培先生，我也有我個人的看法。我認為，在他身上，作為學者和作為詩人是密不可分的。過去和現在都有專門的詩人和專門的學者，身兼二者又達到相當高的水平的人，卻並不多見。馮先生就是這樣一個人。作為學者，他仍然飽含詩人氣質。這一點在他的研究選題上就充分顯露出來。他研究中西兩方面的文學，研究對象都是詩人：在中國是唐代大詩人杜甫，在歐洲是德國大詩人歌德，旁及近代優秀抒情詩人裡爾克（Rilke）。詩人之外，除了偶爾涉及文藝理論外，很少寫其他方面的文章。這一個非常簡單明瞭的事實，非常值得人們去參悟。研究中外詩人當然免不了要分析時代背景，分析思想內容，這樣的工作難免沾染點學究氣。這些工作都訴諸人們的理智，而非人們的感情，擺脫學究氣並不容易。可是馮先生卻能做到這一點。他以詩人研究詩人，研究彷彿就成了創作，他深入研究對象的靈魂，他能看到或本能地領悟到其他學者們看不到更領悟不到的東西，而又能以生花妙筆著成文章，同那些枯澀僵硬的高頭講章迥異其趣，學術論著本身就彷彿成了文學創作，詩意瀰漫，筆端常帶感情。讀這樣的學術論著，同讀文學作品一樣，簡直是一種美的享受。
因此，我說，馮至先生是詩人又兼學者，或學者又兼詩人，他把這二者溶於一體。
至於馮先生的為人，我又想說：詩人、學者、為人三位一體。中國人常說：「文如其人」，或者「人如其文」。這兩句話應用到君培先生身上，都是恰如其分的。我確實認為，馮先生是人文難分。他為人一向淳樸、正直、坦蕩、忠實，待人以誠，心口如一。我簡直無法想像會有謊言從他嘴裡流出來。他說話從不誇大，也不花哨；即之也溫，總給人以實事求是的印象，而且幾十年如一日，真可謂始終如一了。
君培先生長我六歲。我們都是搞德文起家，後來我轉了向，他卻一直堅持不懈。在國內，我們雖然不是一個大學，但是我們的啟蒙老師卻是一個人。他就是二三十年代北大德文系主任，同時又兼任清華的德文教授。因此，我們可以說是有同門之誼，我們是朋友。但是，我一向欽佩君培先生的學識，更仰慕其為人，我總把他當老師看待；因此，也可以說是師生。我在這裡想借用陳寅恪師的一句詩：「風義生平師友間。」我們相交將近五十年了。解放後，在一起開過無數次的會，在各種五花八門的場合下，我們聚首暢談，我們應該說是彼此互相瞭解的。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套用李後主的詞口吟的兩句詞：「春花秋月何時了，開會知多少？」我聽了以後，捧腹大笑，我的第一個想法就是：實獲我心！有不少次開會，我們同住一個房間，上天下地，無所不談。這更增強了我們彼此的瞭解。總之，一句話：在將近半個世紀內，我們相處得極為融洽。
君培先生八十五歲了。在過去，這已經是了不起的高壽，古人不是說「人生七十古來稀」嗎？但是，到了今天，時移世轉，應該改一個提法：「人生九十今不稀」。這樣才符合實際情況。我們現在祝人高壽，常說：「長命百歲！」我想，這個說法不恰當。從前說「長命百歲」，是表示期望，今天再說，就成了限制。人們為什麼不能活過百歲呢？只說百歲，不是限制又是什麼呢？因此，我現在祝君培先生高壽，不再說什麼「長命百歲」，意思就是對他的壽限不加限制。我相信，他還能寫出一些優秀的文章來的。我也相信而且期望他能活過這個限制期限。
1990年4月22日寫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