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什干的一個男孩子

塔什干畢竟是一個好地方。按時令來說,當我們到了這裡的時候,已經是秋天,淡紅淡黃斑駁陸離的色彩早已塗滿了祖國北方的山林;然而這裡還到處盛開著玫瑰花,而且還不是一般的玫瑰花——有的枝幹高得像小樹,花朵大得像芍葯、牡丹。

我就在這樣的玫瑰花叢旁邊認識了一個男孩子。

我們從城外的別墅來到市內,最初並沒有注意到這一個小男孩。在一個很大的廣場裡,一邊是納瓦依大劇院,一邊是為了招待參加亞非作家會議各國代表而新建的富有民族風味的塔什干旅館,熱情的塔什干人民在這裡聚集成堆,男女老少都有。在這樣一堆堆的人群裡,一個普普通通的小孩子怎麼能引起我們的注意呢?

但是,正當我們站在汽車旁邊東張西望的時候,忽然聽到細聲細氣的兒童的聲音,說的是一句英語:“您會說英國話嗎?”我低頭一看,才看到一個十二三歲的小男孩。他穿了一件又灰又黃帶著條紋的上衣,頭髮金黃色,臉上稀稀落落有幾點雀斑,兩隻藍色的大眼睛一閃忽一閃忽的。

這個小孩子實在很可愛,看樣子很天真,但又似乎懂得很多的東西。雖然是個男孩,卻又有點兒像女孩,羞羞答答,欲進又退,欲說又止。

我就跟他閒談起來。他只能說極簡單的幾句英國話,但是也能把自己的意思表達出來。他告訴我,他的英文是在當地的小學裡學的,才學了不久。他有一個通信的中國小朋友,是在廣州。他的中國小朋友曾寄給他一個什麼紀念章,現在就掛在他的內衣上。說著他就把上衣掀了一下。我看到他內衣上的確別著一個圓圓的東西。但是,還沒有等我看仔細,他已經把上衣放下來了。彷彿那一個圓圓的東西是一個無價之寶,多看上兩眼,就能看掉一塊似的。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這一個看來極其平常的中國徽章在他的心靈裡佔著多麼重要的地位;也可以看到,中國和他的那一個中國小朋友,在他的心靈裡佔著多麼重要的地位。

我同這一個塔什干的男孩子第一次見面,從頭到尾,總共不到五分鐘。

跟著來的是極其緊張的日子。

在白天,上午和下午都在納瓦依大劇院裡開會。代表們用各種不同的語言發言,憤怒控訴殖民主義的罪惡。我的感情也隨著他們的感情而激動,而昂揚。

一天下午,我們正走出塔什干旅館,準備到對面的納瓦依大劇院裡去開會。同往常一樣,熱情好客的塔什干人民,又擁擠在這一個大廣場裡,手裡拿著筆記本,或者只是幾張白紙,請各國代表簽名。他們排成兩列縱隊,從塔什干旅館起,幾乎一直接到納瓦依大劇院,說說笑笑,像過年過節一樣。整個廣場成了一個歡樂的海洋。

我陷入夾道的人堆裡,加快腳步,想趕快衝出重圍。

但是,冷不防,有什麼人從人叢裡衝了出來,一下子就把我抱住了。我吃了一驚,定神一看,眼前站著的就是那一個我幾乎已經完全忘記了的小男孩。

也許上次幾分鐘的見面就足以使得他把我看作熟人。總之,他那種膽怯羞澀的神情現在完全沒有了。他拉住我的兩隻手,滿臉都是笑容,彷彿遇到了一個多年未見十分想念的朋友和親人。

我對這一次的不期而遇也十分高興。我在心裡責備自己:“這樣一個小孩子我怎麼竟會忘掉了呢?”但是,還有人等著我一塊兒走,我沒有法子跟他多說話,在又驚又喜的情況下,一時也想不起說什麼話好。他告訴我:“後天,塔什干的紅領巾要到大會上去獻花,我也參加。”我就對他說:“那好極了。我們在那裡見面吧!”

我倒是真想在那一天看到他的。第二次的見面,時間比第一次還要短,大概只有兩三分鐘。但是我卻真正愛上了這一個熱愛中國熱愛中國人民的小孩子。我心裡想:第一次見面是不期而遇,我沒有能夠帶給他什麼東西當做紀念品。第二次見面又是不期而遇,我又沒有能夠帶給他什麼東西當做紀念品。我心裡十分不安,彷彿缺少了什麼東西,有點兒慚愧的感覺。

跟著來的仍然是極其緊張的日子。

大會開到了高潮,事情就更多了。但是,我同那個小孩子這一次見面以後,我的心情同第一次見面後完全不同了。不管我是多麼忙,也不管我在什麼地方,我的思想裡總常常有這個小孩子的影子。它幾乎霸佔住我整個的心。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要到大會上去獻花的那一天上。

那一天終於來到了。氣氛本來就非常熱烈的大會會場,現在更熱烈了。成千成百的男女紅領巾分三路湧進會場的時候,全場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一隊紅領巾走上主席台給主席團獻花。這一隊紅領巾裡面,男孩女孩都有。最小的也不過五六歲,還沒有主席台上的桌子高;但也站在那裡,很莊嚴地朗誦詩歌;頭上纏著的紅綠綢子的蝴蝶結在輕輕地擺動著。主席台上坐著來自三四十個國家的代表團的團長,他們的語言不同,皮膚顏色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社會制度不同;但是現在都一起站起來,同小孩子握手擁抱,有的把小孩子高高地舉起來,或者緊緊地抱在懷裡。對全世界來說,這是一個極有意義的象徵,它象徵著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的大團結。我注意到有許多代表感動得眼裡含著淚花。

我也非常感動。但是我心裡還記掛著一件事情:我要發現那一個塔什干的男孩。我特意帶來了一張絲織的毛主席像,想送給他,好讓他大大地高興一次。我到處找他,挨個看過去,看了一遍又一遍。這些男孩的衣服都一樣;女孩子穿著短裙子,男女小孩還可以分辨出來;但是,如果想在男小孩中間分辨出哪個是哪個,那就十分困難了。我看來看去,眼睛都看花了。我眼前彷彿成了一片紅領巾和紅綠蝴蝶結的海洋,我只覺得五彩繽紛,絢麗奪目。可是要想在這一片海洋裡撈什麼東西,卻毫無希望了。一直等到這一大群孩子排著隊退出會場,那一張有著金黃色的頭髮、上面長著兩隻圓而大的眼睛和稀稀落落的雀斑的臉,卻無論如何也沒有找到。

我真是從內心深處感到失望。但是我卻是一點兒辦法都沒有。只怪我自己疏忽大意,既沒有打聽那一個男孩的名字,也沒有打聽他的住處、他的學校和班級。當我們第二次見面,他告訴我要來獻花的時候,我絲毫也沒有想到,我們竟會見不到面。現在想打聽,也無從打聽起了。

會議眼看就要結束了。一結束,我們就要離開這裡。我一想到這一點,心裡就焦急不堪。但是我也並沒有完全放棄了希望。每一次走過廣場的時候,我都特別注意向四下裡看,我暗暗地想:也許會像我們第二次見面那樣,那個男孩子會驀地從人叢中跳出來,兩隻手抱住我的腰。

但是結果卻仍然是失望。

會議終於結束了。第二天我們就要暫時離開這裡,到哈薩克加盟共和國的首都阿拉木圖去做五天的訪問。在這一天的黃昏,我特意到廣場上去散步,目的就是尋找那一個男孩子。

我走到一個書亭附近去,看到檯子上擺滿了書。亞非各國作家作品的俄文和烏茲別克文譯本特別多,特別引人注目。有許多人擠在那裡買書。我在那裡站了一會兒,想在擁擠的人堆裡發現那個男孩子。

我走到大噴水池旁。這是一個大而圓的池子,中間豎著一排噴水的石柱。這時候,所有的噴水管都一齊開放,水像發怒似的往外噴,一直噴到兩三丈高,然後再落下來,落到墨綠的水池子裡去。噴水柱裡面裝著紅綠電燈,燈光從白練似的水流裡面透了出來,紅紅綠綠,變幻不定,活像天空裡的彩虹。水花濺在黑色的水面上,翻湧起一顆顆的珍珠。

我喜歡這一個噴水池,我在這裡站了很久。但是我卻無心欣賞這些紅紅綠綠的彩虹和一顆顆的白色珍珠;我是希望能夠在這裡找到那一個小孩子的。

我走到廣場兩旁的玫瑰花叢裡去,這也是我特別喜歡的地方。這裡的玫瑰花又高又大又多,簡直數不清有多少棵。人走進去,就彷彿走進了一片矮小的樹林子。在黃昏的微光中,碗口大的花朵顏色有點暗淡了,分不清哪一朵是黃的,哪一朵是紅的,哪一朵又是紅裡透紫的。但是,芬芳的香氣卻比白天陽光普照下還要濃烈。我繞著玫瑰花叢走了幾周,不管玫瑰花的香氣是多麼濃烈,我卻仍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是來尋找那一個男孩子的。

我當時就想到,我這種做法實在很可笑,哪裡就會那樣湊巧呢?但是我又不願意承認我這種舉動毫無意義。天底下湊巧的事情不是很多很多的嗎?我為什麼就一定遇不到這樣的事情呢?我決不放棄這萬一的希望。

但是,結果並不像想像的那樣,我到處找來找去,終於懷著一顆失望的心走回旅館去。

第二天,天還沒有明,我們就乘飛機到阿拉木圖去了。在這個美麗的山城裡訪問了五天之後,又在一天的下午飛回塔什干來。

我們這一次回來,只能算是過路,第二天天一亮,我們就要離開這裡了。這一次離開同上一次不一樣,這是真正的離開。

這一次我心裡真正有點兒急了。

吃過晚飯,我又走到廣場上去。我走近書亭,上面寫著人名書名的木牌還立在那裡。我走過噴水池,白練似的流水照舊泛出了紅紅綠綠的光彩。我走過玫瑰花叢,玫瑰在寂寞地散放著濃烈的香氣。我到處徘徊流連,我是懷著滿腔依依難捨的心情,到這裡來同塔什干和塔什干人民告別的。

實在出我意料,當我走回旅館的時候,我從遠處看到旅館門口有幾個小男孩擠在那裡,向裡面探頭探腦。我剛走上台階,一個小孩子一轉身,突然撲到我的身邊來:這正是我已經尋找了許久而沒有找到的那一個男孩。這一次的見面帶給他的喜悅,不但遠非第一次見面時的喜悅可比,也決非第二次見面時他的喜悅可比。他緊緊地抓住我的雙手,雙腳都在跳;鬆了我的手,又抱住我的腰,臉上興奮得一片紅,連氣都喘不上來了。

他斷斷續續地告訴我,他是來找我的,過去五天,他天天都來。

“你怎麼知道我還在這裡呢?”

“我猜您還在這裡。”

“別的代表都已經走了,你這猜想未免太大膽了。”

“一點兒也不大膽,我現在不是找到您了嗎?”

我大笑起來,不得不承認他是對的。

這是一次在瀕於絕望中的意外的會見。中國舊小說裡有兩句話:“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並不能寫出我當時的全部心情。“驀然回頭,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也只能描繪出我的心情的一小部分。我從來不相信世界上會有什麼奇跡;現在我卻感覺到,世界上畢竟是有奇跡的,雖然我對這一個名詞的理解同許多人都不一樣。

我當時十分興奮,甚至有點兒慌張。我說了聲:“你在這裡等我,不要走!”就跑進旅館,連電梯也來不及上,飛快地爬上五層樓,把我早已經準備好了的禮物拿下來,又跑到餐廳裡找中國同志要毛主席紀念章,然後匆匆忙忙地跑出去。我送給那一個男孩子一張織著天安門的杭州織錦和一枚毛主席像的紀念章,我親手給他別在衣襟上。同他在一塊兒的三四個男孩子,我也在每個人的衣襟上別了一枚毛主席像的紀念章。這一些孩子簡直像一群小老虎,一下子撲到我身上來,摟住我的脖子,在我臉上使勁地親吻。在驚惶失措中,我清清楚楚地聽到清脆的吻聲。

我現在再不能放過機會了,我要問一下他的姓名和住址。他就在我的筆記本上寫了:謝尼亞‧黎維斯坦。我們認識了也好多天了,在這臨別的一剎那,我才知道了他的名字。我叫了他一聲:“謝尼亞!”心裡有說不出的感覺。只寫了姓名和地址,他似乎還不滿意,他又在後面加上了幾句話:

我永遠也不會忘記您,親愛的季羨林!希望您以後再回到塔什干來。再見吧,從遙遠的中國來的朋友!

謝尼亞

有人在裡面喊我,我不得不同謝尼亞和他的小朋友們告別了。

因為過於興奮,過於高興,我在塔什干最後的一夜又是一個失眠之夜。我翻來覆去地想到這一次奇跡似的會見。這一次會見雖然時間仍然不長,但是卻很有意義。在我這方面,我得到機會問清楚這個小孩子的姓名和地址,以便以後聯繫;不然的話,他就像是一滴雨水落在大海裡,永遠不會再找到了。在小孩子方面,他找到了我,在他那充滿了對中國的熱愛的小小的心靈裡,也不會永遠感到缺了什麼東西。這十幾分鐘會見的意義是無法用言語表達的。

想來想去,無論如何再也睡不著。我站起來,拉開窗幔:對面納瓦依大劇院的霓虹燈還在閃閃發光。廣場上只有稀稀落落的幾個人影。那一叢叢的玫瑰花的確是看不清楚了;但是,根據方向,我依然能夠知道它們在什麼地方;我也知道,在黑暗中,它們仍然在散發著芬芳濃烈的香氣。

1961年7月5日

《一花一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