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以降，中國學界探討西方「貴族精神」者漸多。在西方，「貴族精神」是有專指性的——第一須是有貴族身份的人；第二在國家義務方面是恪守責無旁貸的人；第三在言行方面是能遵循貴族教養的人。
而在當時的中國，「貴族精神」每被反解為「精神貴族」；「精神貴族」又每被狹釋為「文化貴族」，而一個被視為「文化貴族」的人，對於民間則必是一個不受歡迎的人，甚至會是一個討厭的人。
在西方，貴族人物是否具有貴族精神，主要以第二條而論，第三條屬於小節，並不求全責備。
在中國，被學界奉為「精神貴族」的古代人物，大抵是文人（嚴格地說是詩人），如李白、陶淵明、「竹林七賢」。
為什麼會有這種差別呢？
乃因——在大多數封建歷史時期，大多數的未入仕的文人，實際生活境遇並不太好。最低的時期，地位排在娼的後邊，僅在丐的前邊。所以，古代的中國文人從不曾有過什麼貴族精神，想要為國效力，通常也不受待見，一廂情願而已，便只能在文化上自標清流，在言行上特立獨行，以證明精神上的高蹈。
李白是有點兒「文化貴族」范兒的，因為他一度曾像西方的貴族一樣，獲得著皇家的恩賜的「津貼」。
俄法戰爭中，兩國都陣亡了許多貴族人物及其子弟；「一戰」中，俄德兩國的軍中貴族子弟也犧牲多多；「二戰」中，蘇、英兩國的前線指揮官中，貴族人物也不少。英軍中多於蘇軍中。本應蘇軍中更多的，但戰前被殺者眾，剩下的反而少於英軍了。
中國文人階層，總體上缺少為國家出生入死的歷練，陽剛之氣只能體現於詩文，也就從基因上難有西方所言的「貴族精神」。
據史家言，春秋時，各國貴族階級都以執戈披甲為榮，視衝鋒陷陣為勇，尚勇成風。
那算不算「貴族精神」呢？
竊以為，即使算，也與西方的貴族精神不是一個概念。
在《戰爭與和平》中，安德列伯爵因戰前患病，身體虛弱，本是有理由不上前線的，但他堅持帶病參戰——這是貴族精神的體現；他參加的不是征服戰而是國家自衛戰。
彼埃爾男爵，因為近視，沒被批准入伍。但他尋找到了一支槍，在法軍進入莫斯科後，打算進行一個人的抵抗戰爭。他甚至有機會瞄準了拿破侖，可一槍斃其命。卻沒扣扳機，感到了暗殺者的羞恥——這也是貴族精神的體現。
法軍大敗，許多士兵在嚴寒之季逃陷於湖中，生不如死。拿破侖給庫圖索夫留下一信，信上有言：「看上帝分上，憐憫我的士兵。」庫圖索夫對送信的法國下級軍官說：「請你們的皇帝放心，我一定照辦。」遂下令，不許屠殺法軍，對他們要盡量救助，放他們回國……
在美國進行獨立戰爭時，年輕的法國侯爵拉法耶特不顧法國國王的禁令與英國的威脅，男扮女裝，秘密赴美，以志願者身份參戰……
但中國文官階層代代相傳的「士大夫精神」，卻是有幾分像西方的「貴族精神」的。彼們的「貴族精神」其實是文化啟蒙運動之後才較明確提出的精神概念，顯示與時俱進的意味。中國的「士大夫精神」，那時作為一種階級精神已存在兩千多年了。
韓愈之《論佛骨表》，既是古代文官「諫」的精神的體現，亦是後來所謂「士大夫精神」的佐證——唐憲宗為迎佛指，舉行隆重的禮佛儀式。上行下效，致使長安城內，王公士庶，爭相破財，互競信佛之誠。民間有廢業當宅，燒頂灼臂而求佛保佑施福者。身為刑部侍郎的韓愈，於是上表反對，要求中止，表中多有不中聽的話——憲宗認為是那樣，怒甚。若非大臣們相勸，幾乎殺了韓愈——但這種「諫」的精神，說到底是「忠」的表現。
而西方之「貴族精神」，骨子裡是騎士精神的演變。它並不強調對君主的忠，只恪守對國家命運的責任。從社會倫理層面講，則更強調正義感。若非以「忠」論，他們倒是常以忠於友誼，忠於所愛的女子為榮；兩者內涵很不相同。
又，貴族在朝為官，自然也分文武。「下班」後，於私人關係中，則僅以志趣相投為交往準則。
而在中國的古代，貴族之間，往往文不習武，武不戀墨。
所以，西方的貴族若覺尊嚴受辱，動輒決鬥。政府雖三令五申，卻長期難禁。明知那麼做犯法，也還要偷偷地那麼做；寧肯那麼做了以後逃避國外。
韓信甘受胯下之辱的行為，在西方貴族中是絕不會發生的。
中西文化所形成的人格表現的差異，由來久矣。
從唐至宋，「士大夫精神」非但沒提升，反而在王權、皇權的高壓之下越來越淪落，每每自甘委瑣——孝武帝時，其寵妃亡，文臣紛作悲詞哀誄，以證明自己心裡疼著皇上的疼。皇上甚至當朝對某大臣說：「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於是該臣「應聲號慟」，捶胸頓足，涕泗交流。又讓一個大臣哭，其哭若喪考妣，極哀之狀不讓前者。更有文官中文名優上者，奉詔為皇上作緬妃文，以供皇上哀思時緩壓。若在春秋時期，那等詩文顯然會歸於「頌」的範疇。
姑且不論西方諸國有無那樣的皇帝；西方的歷史中斷無那等為臣的貴族，卻基本上是事實——在中國的古代，所謂「士大夫精神」，乃是皇帝、王室允許有才有，允許有多少才有多少，不允許有則完全不可能有的「精神」。
而在西方諸國的古代，「貴族精神」是不受王權左右，而受教皇支持並讚許的一種「精神」，是較為獨立的一種階級思想——皇帝也不敢輕意褻瀆。因為在教廷看來，皇帝也只不過是第一等級的貴族代表人物而已，也須以貴族原則律己。
中國的當代文化知識分子，其實不必學什麼西方的「貴族精神」，也不必學古代的「士大夫精神」——階層屬性不同，無的放矢。
若能將中國古代「士」的精神在當代發展幾分，便很有理由自尊自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