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
9月20日上午11點，法蘭克福機場
還不曾踏上以色列的國土、還不曾見到一個以色列人，你就知道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國家，因為在諾大的法蘭克福國際機場，你手裡握著往以色列的機票，卻找不到劃座位的窗口。沒有。
前往以色列的旅客，提著行李和機票，必須在機場最偏遠的一個角落裡，先通過護照檢查，然後順著一個專用走廊，走向更隱蔽的角落。沿路全副武裝的警察，使你覺得背脊發麻。
長廊盡頭，行李經過儀器檢查，之後還要打開。每一個皮包中的皮包，每一隻塑料袋裡的塑料袋。「這個，」一個紅頭髮的女人有點尷尬的說，「是死海裡的一撮沙。」
進入另一段走廊，沒有擁擠的旅客，腳步的回聲很響，前面轉彎處有一面暗色的玻璃窗，走近了，才看得清楚，面對著你的臉是一架瞄準了的自動機關鎗。
回回轉轉深入地下，走下電梯，有人檢視你的機票，在武警的身邊。這才到了大廳，行李再搜檢一次：盥洗包打開、粉盒打開、電腦盒打開、照相機——請你按下快門一次；小皮包、中皮包、大皮包……然後再進入簾幕後，再度搜身。
這個時候，才開始check-in，劃座位。吸煙、不吸煙；靠窗、靠走廊——好像一切都很正常。候機室裡特別的安靜，沒有一般旅客的喧嘩騷動，武警手搭在機關鎗上，在角落裡徘徊，眼睛在搜尋。一切都很不正常。
和巴勒斯坦人簽和平協定，無非是想讓以色列人脫離土撥鼠的生存方式，讓劃機票的窗口明明亮亮的搬到地面上去吧？！
9月21日上午11點，以色列國會大廈。
每個人都知道，這是以色列自1948年立國以來最重大的議題、最關鍵的一刻——決定生存的一刻：129位國會議員開始三天的辯論，然後投票決定是否支持拉賓總理和阿拉法特所簽的和平協定。
近11點，議員紛紛入座。天氣熱，多數人穿著短襯衫，露出手臂和胸膛上的毛髮。長得粗壯的國會議員那種架勢和計程車司機相差不大。總理拉賓和外交部長佩雷斯倒是西裝筆挺，坐在馬蹄型會議室的中心，像兩個老謀深算的紳士。
11點，全體起立（我的天，要唱國歌嗎？）原來是以國總統魏斯曼來了，在二樓記者席的一個角落。坐下。
鬧哄哄的。各國記者在樓上走來走去，議員在樓下走來走去。總理拉賓上台了，開講了，鬧哄哄很慢的沉澱下來。
國會外面，反對和談的團體正在積極準備和拉賓對話的四天群眾大示威，就在國會對面的玫瑰山。和阿拉伯人誓不兩立的猶太人指控拉賓是賣國賊，置以色列於死地。昨天晚上，拉賓還對記者說：
「我是個軍人，還是個國防部長。相信我，兩萬還是四萬個示威者的吶喊，還遠不如一個兒子戰死的母親的眼淚的震撼……我是一個經過一將功成萬骨枯的人，所以我要尋找和平的出路……知道這是一個機會，雖然也是一個危機」
站在講台上的拉賓頭髮銀白、舉止溫馴，讓人看不出他曾是1967年那個使萬骨枯毀的英雄將軍，由浴血將軍來談母親的眼淚，更凸顯一個以色列人心路歷程的曲折回轉。「一百多年了，我們在尋找家土；一百多年了，我們試圖平靜的生活，種下一棵樹，鋪好一條路。一百多年了，我們試圖和鄰居修好，過免於恐懼的生活；一百多年了，我們一邊夢想一邊作戰……在這片苦難的土地上，我們和炮火、地雷、手榴彈生活在一起。我們深深種下，他們連根拔起；我們建築，他們摧毀；我們守衛，他們攻擊。我們幾乎每天在埋葬死者。一百年的戰爭和恐怖使我們傷痕纍纍，但並不會毀掉我們的夢想——我們百年來對和平的夢想……」
美麗動人的辭藻，可是拉賓是就著稿紙逐句誦讀的，而且是面無表情、聲調平坦的和尚唸經似的誦讀，他顯然是個糟糕透頂的演說者。但是當下面反對派的國會議員開始對他叫罵的時候，你就知道，和尚唸經也是拉賓的策略：他顯然決定不顧一切的把稿子念完。叫罵隨他叫罵，他假裝沒有聽見，在此起彼落的叫罵聲中，繼續面無表情、聲調平坦的逐句念下去……
以色列人和意大利人一樣，是手勢多的民族。議員對著拉賓揮手頓足的抗議，又引來了立場不同的其他成員揮手頓足搖頭晃腦的大聲回罵，主席在鬧聲哄哄中不斷呼籲敲著「驚堂木」，像叫罵聲的伴奏。拉賓唸經式的演說就在一團亂哄哄中結束。
圈在安全玻璃後面的一般民眾席上，卻突然傳來悶悶的敲打聲。兩個十來歲的阿拉伯少年扯出一面巴勒斯坦國旗，奮力拉開，展開在玻璃上。警衛三步兩步的衝下來，扯下國旗，把少年架走。
「你看吧！你看吧！」反對和談的議員指著樓上的騷動，證明給拉賓：敵人就在我們背後。
拉賓坐下，反對黨的領袖內塔尼亞胡站上講台。大概反對一般比執政容易些，這傢伙就不用講稿，他語調高昂的指責拉賓政府：和約勢必最後導致巴勒斯坦建國，成為以色列心腹大患；和約等於背棄了幾十萬的猶太墾民，他們將成為阿拉伯人的獵物；耶路撤冷聖城可能被巴勒斯坦人分割……
內塔尼亞胡的演講也在一片抗議叫罵聲中進行，只是叫罵聲這回來自一個不同的方向——執政黨工黨議員。
內塔尼亞胡的演講超過了拉賓所用的半個小時，長到45分鐘的時候，外交部長佩雷斯受不了了，搖搖頭，站起來走了出去。工黨有人大聲說：你怎麼可以講得比總理還長。反對黨領袖說：這是他的權利，對不起，拉賓也可以無限制的講，是他自己決定不那麼做。反對黨領袖講到一個小時的時候，拉賓搖搖頭，站起來走了出去。有人大聲罵：人家總統先生還坐在那裡，總理怎麼可以走了？有人說：為什麼不可以！
下午一點，一片亂哄哄中，反對黨領袖走下了講台。
這將是一場三天的辯論，夠嗆的。
9月21日晚上6時。天色已黑。國會大廈外玫瑰山。
《耶路撒冷郵報》上刊出全版廣告：
「國會將舉行三天辯論，我們將舉行四天示威。
讓人民自己決定！
以色列已深陷危機！」
6點鐘，黑夜已經降臨。接近國會大廈的路線全部管制交通，到玫瑰山必須棄車跋涉。
這是一場關於民族生死存亡的示威大會嗎？看起來倒像個歐洲的嘉年華會。一個帳篷接著一個帳篷，桌上擺著宣傳自己信念的刊物。賣棉花糖的、冷飲的、麵包三明治的，忙碌的做著生意。那裡傳來烤肉香味，和擴音器傳出的音樂，在夜空中織出一種祥和的氣氛。擁擠的人群（據估計有七八萬人），不是面露凶光的光頭少年，也不是撐黑旗的無政府主義者，也不是面容削瘦的礦工。絕大多數，是拖著長裙的母親，手裡提著食籃，裙邊圍著五六七八個高高矮矮的小孩，一臉鬍鬚的父親推著嬰兒車，車裡的小嬰兒正咕咕的和自己說話。
一家人找到草坪上一個小角落，擠擠靠靠坐下來，開始野餐。
10個猶太男人聚在一起就開始祈禱。
「他們一天要禱告三次。」一個帶美國口音的老人說。
他叫約翰，是個生在波蘭的猶太人，孩童時和父母因逃納粹到了南美，而後美國，而後以色列。
「我是以色列人，這是我的家。」
「你為什麼反對以阿和約？」
「因為這塊土地是我們的。在聖經上寫著這是神給我們的家園。我們第一次被放逐了70年，第二次被放逐了兩千年，現在我們回來了，我們死也不走的。」
「那在這兒也生活了好幾百年的巴勒斯坦人怎麼辦？」
老人瞪我一眼，很決斷的說：「沒有巴勒斯坦人這個東西。巴勒斯坦是我們的。他們是阿拉伯人！」
「好，隨你怎麼說，你說這些阿拉伯人該到哪裡去？」
「世界上有20來個阿拉伯人的國家，他們都是兄弟，讓他們去約旦、去敘利亞、去伊拉克、哪裡都可以，就是得把這塊地給我們留下來。我們是猶太人，世界上只有一個猶太國家，就是以色列，我們沒有別的地方可去……」
「可是你不讓出你佔領的土地——」
「沒有佔領這回事——」老人憤憤打斷我，「沒有佔領，那些地方是神給我們的地方。」
「好好好，」我揮揮手，「你寧可繼續活在戰鬥和恐怖手段的陰影下？你的下一代也是？」
「對，」他臉向著天，肅穆的說，「我當過兵，知道怎麼用槍。必要的時候我不會吝惜一顆子彈。我的下一代也一樣。」
隨著甜美的音樂，順著嘻笑的人群，經過一個帳篷，一個年輕人身上背著一管長槍。
「你背這槍幹嘛？」
「殺阿拉伯人，」年輕人輕快的說，「因為他們要殺我們。」
鑽出帳篷，差點撞上一個大牌，大牌上畫著阿拉法特和拉賓握手的卡通像；兩個人的手掌都淌著鮮紅的血——「拉賓是張伯倫、阿拉法特是希特勒！」
什麼角落傳來嬰兒的啼哭聲。
路透社的機器滴滴噠噠打出此刻發生的事情：迦薩走廊36歲的穆罕莫德·夏馬，一個活躍的阿拉法特支持者，在慶祝和約聚會回家的路上，被殺手用機關鎗射殺，當場死亡。
大約就在我和老人談話的同一時刻。
9月22日上午10點，國會大廈
拉賓和阿拉法特握手的鏡頭使全世界屏息注視。這兩個人的握手究竟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以色列國會馬拉松式的三天辯論，人們說是立國以來最重要或是最危險的一刻，原因在哪裡？把以色列今天面對的情況，用中國人的理解來看，以色列國會議員面對生死關頭的決定，表現算相當收斂而理性。
今天是辯論第三天早上，原來已經開溜的議員——有一度會議席上只剩下七個人和記者，又紛紛湧回來，等待最後的時刻。最後上台的是外交部長佩雷斯，也是以巴協定的幕後主腦，他採取了和拉賓截然不同的策略，演說時慷慨激昂，而且毫不留情的指著前任總理夏米爾（屬保守的聯合黨）的鼻子，指責後者言行不一致，因為夏米爾執政時曾經和巴解組織代表見面，並不曾抗議巴解代表自稱「代表巴勒斯坦人民」。
辯論中許多感情衝動的互罵也使一個中國人覺得熟悉。以色列人常年來拒絕承認巴勒斯坦問題的存在，在「漢賊不兩立」的堅持上與過去的台灣頗為相似。大辯論中從右派角落不斷傳出「賣國」的叫罵，和在台灣流行的「台奸」、「出賣台灣」的意識形態基礎差別也不太大。
此外，四百多萬人口的以色列覺得自己被大於自己兩百倍人口的阿拉伯世界所包圍，那種強烈的危機感，也容易令人聯想起台灣和大陸的緊張。在許多右派議員的觀念中、將耶利哥和迦薩走廊還給阿拉法特，等於給弱小的以色列定下了任人宰割的死刑。有一天，耶路撤冷將被吞掉，以色列人將被阿拉伯人趕入大海。
在激動的叫罵抗議聲中，佩雷斯結束演講。罵聲很大，但是沒有人敲桌子、丟椅子，沒有人衝上講台，沒有人講髒話。有的只是面紅耳赤、比手劃腳、大聲嚷嚷。
這畢竟是一個民主國家。投票結果公佈了：61票贊同，8票棄權，50票反對。執政黨可以鬆一口氣，雖然只是區區61票（其中還有5票來自阿拉伯裔議員，也就是說，投贊成票的猶太人只有56位）。
這個投票過程，也令人產生類似的憂慮：以色列小國是個民主國家，民主國家的運作是透明的，在某個程度上，也就有「敵暗我明」的弱點，龐大的阿拉伯國家卻有完全不同的運作方式——包括伊拉克的哈珊、伊朗的宗教執政者，都不會用議會來決定政策。
台灣，應該擦亮了眼睛仔細看看以色列。
9月23日，約旦河西岸
耶路撤冷中央車站斜對面有幾個站牌，等車的人不是形色匆匆趕著上班購物的現代都市人群，而是拖著及地長裙、抱著嬰兒的女人和全副武裝的士兵。這是專門開往屯墾區的車站。
巴士來了，看起來像一般的公車，開著冷氣，但是你知道，這車有特別的玻璃窗，它是防石頭的。猶太人屯墾區深入被佔領的約旦河西岸，巴士要經過一個又一個大大小小巴勒斯坦人的村莊。1987年「因地發打」爆發之後，這些來往屯墾區的汽車就成為石頭和子彈投射的目標。
在司機背後的位子坐下；司機正在收聽國會辯論的廣播。以色列人生活著呼吸著政治，駕駛入傾聽的不是輕鬆的音樂，而是新聞，無時無刻不豎耳聽著新聞，一種枕戈待旦的生活方式。
穿著草綠軍服的士兵在我身邊坐下，一雙手扶著黑色的機關鎗。
約旦河西岸佔領區有110萬的巴勒斯坦人，10萬猶太人。這少數猶太人群聚在一個個屯墾區的據點，有的，是為了想遠離城市生活方式而來到沙漠裡，多數，卻是為了一個宗教理想而離群索居，譬如在另一頭等候著我的簡妮和耶和華。
公車走在寂寥的路上，兩旁儘是石礫沙漠，寸草不生的貧瘠沙地。阿拉伯人的村子也毫無綠意，由石頭房舍構成，好像是沙漠的一部分。汽車在兵營前停車，讓士兵下車，繼續單調的行旅。到了第一個屯墾區，女人抱著嬰兒下車。屯墾區四周圍用鐵絲網圍著，大門有士兵守衛。這是狼群中的綿羊圈？
到了KOCHAV HASHACHAR屯墾區，在離開耶利哥20公里的沙漠裡，耶和華的兩個孩子在車站等著我——三歲的瑞貝可和一歲半的羅絲。瑞貝可領路到了她家，見到她另外6個兄嬸。耶和華有8個孩子，他們隔壁那一家有12個，對面那一家有6個；這個屯墾區有130家，總共大約有五、六百人口。
「猶太教鼓勵多生孩子，越多越好。」簡妮抓著一把生菜，隨手甩在桌上，開始切青椒，「而且我覺得，猶太人要壯大，必須先要增加人口。經過納粹屠殺，我們人少了那麼多，所以我們要努力多生……」
簡妮是個生在美國、長在美國的女性，但是她開口閉口說的是「我們」如何如何，不是「我」。
「為什麼離開美國？因為這裡才是我們的土地，這裡的人才是我的民族。為什麼來到沙漠？因為我覺得都市人口太多對以色列的發展是不好的，我們的國家需要往鄉村擴展，求取城鄉平衡，我做的是我認為以色列最需要的事……」
一個流鼻涕的孩子正在嚎啕大哭，一個拿著畫筆在桌面上塗鴉，一個坐在馬桶上喊沒有衛生紙了，一個正和另一個搶什麼東西扭成一團……簡妮將一盤烤焦了的魚端上桌，10個盤子裡分別放進一小片，再丟上一小撮生菜。果汁沖了大量的白水，只有一點點果汁的意思。八個孩子大大小小陸陸續續的入座，有的用爬的，有的用坐的。
現代的女性講追求自我，簡妮，你的「我」在哪裡？「在孩子、在信仰裡。猶太人流浪了兩千年，我們只有『我們』沒有『我』。你知道每個星期五在耶路撤冷街頭穿上黑衣服的女人吧？」
知道。參加和平運動的婦女，每個星期五，一身黑衣，立在街頭，抗議以色列的佔領政策，她們要求政府和巴勒斯坦人和談，停止殺戮。
「對，可是這些女人代表的是猶太人的少數；她們多半是大城市的現代婦女，要嘛就是單身，要嘛就只生兩個孩子，想想看，」簡妮扯來一塊抹布擦桌上正打困流下來的果汁，「10個黑衣婦女只代表10個猶太人；10個屯墾區的穿長裙的婦女，譬如我，代表的可是身後80個猶太人——我們才是猶太人的大多數……」
而這個猶太人的「大多數」認為：巴勒斯坦這片土地是神賦予以色列人的契約，地契白紙黑字的記載在舊約聖經裡。
聖經裡的白紙黑字作為二十世紀生活的依據？不是教徒的你睜大眼睛迷惑的看著這個猶太人。
簡妮不急著清廚房。「一個有8個孩子的家，必然是髒的，如果作母親的把精力放在孩子上而不放在打掃上的話。」她在搬盤子；這一疊，是不能沾到任何奶品的，那一疊，是可以沾奶品的。沾過奶品的不能再裝肉，裝了肉的絕不能碰奶品。因為聖經說的，你不能用牛的奶煮牛的肉……。
她把奶盤子和肉盤子仔細地分開，你突然靈光一閃的大悟：是了，如果連碗盤的分類都得以聖經的白紙黑字為依據，那麼土地的歸屬也以神的意旨為根本定義，實在是理所當然，天經地義。
她不是狡猾地以聖經來自圓其說，她確實死心塌地地相信聖經裡每一個字。
沿著屯墾區的鐵絲網走一圈。
「搭鐵絲網以前，我們曾經辯論過很久。反對搭網的說：把自己圈起來，等於承認，圈裡的土地是屬於我們的，圈外土地是屬於阿拉伯人，這是自打耳光。主張建網的人當然認為這樣比較安全，甚至網上應該通電，防止阿拉伯人偷襲。後來，有人說，搭鐵絲網只是為了避免阿拉伯人的驢子和山羊闖進來踩壞我們的草地——這麼一說，鐵絲網案就通過了。」
耶和華從城裡回來了，我站起來，向他伸出右手；他和我和氣地寒暄，對我伸出的右手卻視若無睹。
為什麼？為什麼你不和我握手？不能解釋嗎？
夫婦倆顧左右而言他，有點兒尷尬。好，我明白，這又是奶盤子和肉盤子的問題。（第二天，以色列作家葛仁向我解釋：傳統教派的猶太女人在月經過後一個星期，必須經過一個淨身儀式，然後才可以和男人接觸。也就是說，傳統教派的猶太男人根本就不和女人握手，因為他無從知道這個女人是否已經過那個淨身儀式。）
「以色列政府背叛了我們！」耶和華和一家九口陪著我到車站，「耶利哥還給阿拉伯人，耶利哥的界線在哪裡？我們這個屯墾區究竟屬於阿拉法特還是屬於以色列？政府要怎麼樣保護我們的安全？阿拉伯人現在要有他們自己的警察了，你知道嗎？他們的警察原來都是恐怖分子，你聽過恐怖分子如何保障人權嗎？」
只有一套盤子吃奶也吃肉的葛仁說：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屯墾民可以決定離開墾區，遷回以色列，要繼續留下去就得承認自己是巴勒斯坦國的居民，接受巴勒斯坦國的法律。我們以色列也有很多阿拉伯人，他們是以色列籍，遵守以色列的國法呀！那些屯墾民如果既決定留下來又不肯接受巴國的法律，那誰也幫不了他的忙了！」「十三年前，我們在政府的號召下為了以色列的前途來到沙漠中。」簡妮抱著一個小的，裙子兩邊拖著幾個大的，「現在政府卻將我們拋給狼群。我們撤下種子，讓青草在抄漠中長出來，屋前每一根草都是我們用手種出來的，現在，教我們到哪裡去呢？」
「我們哪裡都不去！」耶和華悶悶地說，「這是神許給我們的地方。我們死也死在這裡。」
巴士在夜色中駛向耶路撤冷。因為沒有任何樹遮住視野，所以月光特別亮，照著整片約旦河谷，沙漠在月光下發著白色的光，異常地森冷。
9月24日上午，迦薩走廊
從耶路撤冷到迦薩佔領區只是一百公里的路程，但怎麼去呢？租輛車開去，但開著以色列牌照的車進入巴勒斯坦人的地盤，有被亂石打死的可能。唯一的辦法是將車開到邊界再換當地車。
公路在高高低低的沙礫丘陵上蜿蜒。出發之前，讀到《耶路撒冷郵報》：審判節星期五當天清晨二時起關閉所有通往「區域」（以色列人不用「佔領」這個詞）的關口，因為據說恐怖份子可能在節日中有所行動，抗議以巴協定。瓦立每天早上從佔領區出來到耶路撒冷工作，今早就差點不讓出來。瓦立是我的翻譯。
遠遠看到關口，瓦立就把「記者用車」的牌子放在車窗，持槍士兵檢查別人的證件，揮揮手讓我們過去。一過邊界，瓦立就把一條頭巾——跟阿拉法特頭上那一塊一模一樣的頭巾——展開在車窗上，避免那個以色列車牌所可能帶來的麻煩。
邊界附近有個加油站。我們換車。所有的外國記者都將這兒當換車站。迦薩走廊，這塊被以色列佔領了26年流了不少血的地方，就在眼前。
沙，到處都是沙，建築、馬路、汽車、樹，全都是灰撲撲、髒兮兮的。垃圾堆在路上，看得出範圍越來越大。臭水溝沿著街道，騾車在沙路上軋出凹凸不平的軌跡。這是一個極端貧窮的都市，這是一個沒有人在收垃圾、管理所謂公共設施的都市。
80多萬戰爭難民住在這裡，構成世界上最大的難民營。聯合國為難民蓋了簡陋的房子，但是難民營和正常市區的差別不大，都那麼殘破灰敗。路，大多是沙或土路，披著頭巾長袍的女人圍成一圈聊天，就坐在土上。
前面有輛軍用吉普車，上面坐著全身武裝的以色列士兵。吉普車速度極慢，瓦立把車慢下。
「規定，」他解釋，「軍車不准超，會被當作挑釁的動作。」
轉角，士兵在路檢。巴勒斯坦人一一呈上證件。這個鏡頭，讓我想起當年佔領北平的日本兵檢查北平居民的歷史。一個士兵看到我們的記者車，揮揮手要我們超車通過。
「他們不希望外人看到這裡的情況。」瓦立說。
路上全是泥坑和無處可去的垃圾，家家戶戶的牆上，全是一種骯髒的五顏六色的塗鴉，政治塗鴉。26年淪陷生涯，壁上塗鴉顯然是一種控制不住的「言論自由」。
兩個星期前，迦薩人衝上街擁抱自己的鄰居：迦薩要還給巴勒斯坦了！家家戶戶飄著巴勒斯坦人的旗幟。沒有旗的人，就把自己家門、圍牆、電線桿塗成旗子的顏色。許多旗子顯然是趕工製造的，應該是綠色的一道竟然是青色、藍色。
沒有什麼樹，沒有球場、沒有電影院、沒有市立圖書館、沒有百貨店、沒有公共汽車：……這是一個貧窮的都市，而由於被敵人長期佔領，這也是一個沒有人在作公共設施和投資的都市。
垃圾的範圍不斷的擴大、擴大……
索非第達（33歲，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迦薩支部發言人）
問：請介紹一下你自己。
答：我生在迦薩難民營。後來在貝魯特阿拉伯大學讀社會學的時候，加入了抵抗組織。後來被抓了，被以色列人關了12年，今年四月才放出來。
問：迦薩的巴解組織做些什麼事？
答：現在最忙的是舉辦各種說明會，幫助老百姓理解阿拉法特（他今天在北京你知道嗎？）的和平計劃，爭取群眾的支持。另外，譬如說，我們得趕製國旗，一夜之間需要幾千面國旗分發。反正，我們執行阿拉法特從突尼斯交代下的政策。
問：對這個以巴協議，你最大的憂慮是什麼？
答：最擔心的是以色列兩年之後又是大患，新選政府上台不知是否還繼續這個和談政策，這我擔心。
問：你自己這邊的意見分裂你就不擔心嗎？
答：不怎麼擔心。我們的激進派是少數，支持阿拉法特的是大多數。和約簽定那天你看看迦薩的街道，真正是舉國歡騰。我們是有民意後盾的。
問：被關了12年，你現在最憧憬的前途是什麼？
答：是建國，建立巴勒斯坦人自己的國家，是盡一切力量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巴勒斯坦國。
問：對不起，這是不是一個不現實的夢想，因為在現有的20來個阿拉伯人所建的國家裡，還沒有一個是民主國家？
答：那當然還只是個夢想，但是巴勒斯坦人所受的磨難壓迫超過所有其他阿拉伯人——或許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會更努力的朝容忍、民主的方向走。
阿亞朱義（藥劑師，65歲，屬激進派伊斯蘭抵抗運動Hamas）
問：不支持阿拉法特的以巴協定？為什麼？
答：當然反對，絕對反對。我們要全部的巴勒斯坦，不是只有約旦河西岸和迦薩佔領區而已！這是我們的世世代代生長的聖地，是我們的，不是猶太人的，每一寸都要爭回來！阿拉法特不能說，我們現在較弱，所以就妥協，要一兩塊地回來就算了。你要知道，眼光要拉遠，我們這一代弱，下一代不見得弱，下下一代有可能強。我們這一代爭不過以色列，下一代要繼續作戰，一代之後還有一代，永遠戰鬥下去，一直到我們收復河山。阿拉法特沒有權力因為一時權宜就把巴勒斯坦人的祖產給讓出去了。
問：好，你反對這個和談，那麼你們Hamas有什麼提得出來可以取代的主張呢？光反對沒有用吧？
答：阿拉法特根本什麼也沒賺到。迦薩還給我們，可不是以色列什麼善意回報。他可是因為我們的反抗太強烈了，他覺得太頭疼，犧牲太大，他早想脫手了，阿拉法特還以為他得了個大獎。
說什麼過渡期看我們有沒有能力自治，我們當然能自己管自己的事，你看看我們有那麼多阿拉伯國家早已存在，說什麼觀察、什麼過渡！
問：你還是不曾回答我的問題：你們提得出什麼更好的方案？
答：唯一的回答，就是「抵抗到底」！這是我們的權利。
問：您的「抵抗」是什麼意思？包括恐怖暗殺？
答：我不稱它為「恐怖」。這是我們的國土，為了奪回自己的國土而奮鬥，你不能稱它為「恐怖」活動。我們拒絕被佔領，任何和「佔領」有關的人，都是我們抵抗的目標！
問：你們的最終目標是什麼？把猶太人全部趕走？
答：他們可以留下來，做為巴勒斯坦國的少數民族。巴勒斯坦土地——包括全部的耶路撒冷——都是我們的。他們可以留下來做「巴勒斯坦人」，由我們來保障他們平等的權利。
問：也就是說，在這個土地問題上，你們沒有任何妥協餘地？
答：沒有。而且任何妥協都一定會失敗，你看著吧！阿拉法特這個妥協命令也不會太長。我們不會讓出任何一分一寸的土地。
有人進來買藥，藥劑師站起身來，我伸出右手想和他道別，他只是面無表情地看著我懸空的手。我懂了，這又是一個拒絕和女人握手的人。
他不知道他和他的敵人在某些方面非常相似。
9月24日下午一點，迦薩走廊難民營
走出西藥房的當時，我當然並不知道，藥劑師的哈瑪斯夥伴們正把刀插進一個以色列工人的後背。工人的屍體要到這天黃昏才被人發現，撲倒在一棵果樹下。
走過幾條灰撲撲的路，就到了難民營。
1947年，聯合國分割了英國所托管的巴勒斯坦，56％的土地分給猶太人，其餘給阿拉伯人。1948年5月14日，猶太人對全世界宣佈以色列的建國。同一個晚上，五國聯軍——埃及、約旦、敘利亞、黎巴嫩、伊拉克——殺進以色列國界，他們要為巴勒斯坦人奪回土地，那分出去的56％必須全部搶回來。
五國聯軍敗得很慘。當停戰協定簽下的時候，以色列不只佔領那56％的土地，現在它佔了77％。
五國聯軍闖入以色列國界的時候，馬他只有18歲；他和所有村子裡的人一樣，守在家裡等候阿拉伯大軍趕走了以色列人的捷報。阿軍潰敗的消息來得太突然、太不可置信，他的一家人只來得及抓取幾件身邊細軟，攜老扶小的沒頭沒腦的往南逃，南邊，是埃及軍隊保護下的迦薩走廊。
連夜倉皇逃難。路上聽說，離耶路撒冷不遠的一個阿拉伯村子裡，250個村民被以軍冷血屠殺。往迦薩的路上，不斷有整村的難民加入。
馬他在背後的家鄉所留下來的，是一百平方公里大的家產：果園、牲畜、僕人，幾百年好幾代人建起來的家園。在逃亡的路上，他想：沒有關係，仗很快會打完，我們就回去。聯合國在迦薩搭起了難民營，幾十萬男女老少擠在帳篷裡等候救濟，等候回家。在這等候的過程中，以阿之間爆發過四次血腥戰爭，每一次戰爭都燃起重回家園的希望，現實卻和夢想相反：每一次戰爭所帶來的，是成千上萬流離失所的難民，一波一波的湧入迦薩。
現在的迦薩，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平均每平方公里有2356個人。躲入迦薩難民營的馬他當然做夢也設想到，1967年，連迦薩也被以色列佔領。到9月13日之前，他已經45年不曾見過飄揚的巴勒斯坦旗。
四五年之後，他終於知道他再也回不去老家，這難民營就是他埋骨的地方。他的9個孩子，全部在難民營中出生、長大。
「9個孩子，最小的18歲。每天到佔領區外以色列那邊去做工，今年4月，以色列關閉了佔領區，不能去工作，已經5個多月了。賺多少錢？平安無事的時候總共賺大約一個月三千塊（一千一百多美元），三千塊要養我一家37個人口，不夠，當然不夠，但是能怎麼辦呢？我們一家人每個月要吃七麻袋的麵粉……」
「我能夠和您太大談話嗎？」
肥胖胖的太太坐在地上的墊子，一雙眼睛顯然是瞎了。她看起來有60歲。
「你多大歲數？」
「45。」
「眼睛怎麼回事？」
「有天晚上，大家都睡了，以色列士兵闖進來，要抓走我的兒子，我哀求他們放我的孩子，後來很亂，士兵丟了個催淚彈，我的眼睛一黑，以後就看不見了。」
1987年，迦薩人開始了「因地發打」抗暴運動——民眾以罷工、罷市、丟石頭、丟汽油彈攻擊佔領區的以色列士兵。拉賓曾說過狠話，對「因地發打」的巴人，要「打碎他們的骨頭！」
「你有鼓勵你的孩子加入「因地發打」嗎？」
「我是一個母親，我愛我的孩子，我要他們好好的活著，不，我把他們鎖在家裡不讓他們去鬧事。」
「您從早到晚做些什麼事？」
「我坐著。」
「坐著？」
「坐著！」
「不悶嗎？」
「我悶得要瘋了。我要一個正常的、平安的生活，我悶得要瘋了。」
馬他蹣跚的站起來。清真寺響起呼喚的誦聲，他得去祈禱了。旁邊這位親戚還可以多談談。
親戚是個穿著白袍的男人，看起來有50歲。
「你多大歲數。」
「36。」
「36？」
「36。1956年生在這難民營裡。有4個孩子。我是迦薩醫院裡的清潔工，一個月大約賺四五百美金。」
「夠養家嗎？」
「這麼說吧！每個學期開學的時候，我連買麵粉的錢都不夠。」
「哪裡是你的家鄉？」
「這裡。迦薩難民營。我的父母還念念不忘他們家鄉的橄欖樹園，我什麼都沒有，我只有這個難民營，沒有可以想念的家。」
「對阿拉法特寄以什麼樣的希望？」
「希望孩子們可以有比較好的教育，希望我們會有比較好的醫院，我在醫院裡工作，我知道裡面的情形；你剛剛問我下了班做不做什麼運動，告訴你，我運動要是受了傷，醫院裡恐怕連消毒的藥水都沒有，讓你死掉。」
馬他回來了，又在牆角坐下。
「讓我為你們拍照嗎？」
馬他那像沙漠石頭一樣粗糙的臉，黯淡下來，「免了吧！」他說。
我收起相機。不錯，這裡不是個觀光勝地。40年來家園，三千里山河。馬他將和他記憶中的橄欖園永遠埋葬在一起。
9月24日下午3點，迦薩走廊
在躲避一輛騾車的時候，我一腳踩進水潭，菜市場的腐菜爛果積下來的臭水潭。大眼卷髮的十二三歲少年無所事事的坐在沙地上。破爛不堪的難民營旁有個以色列軍營，用鐵絲網圍著，天空飄著一面猶太人的國旗。
就在這條垃圾滿天飛的街上，在難民營和兵營之間，1987年12月9日，爆發了巴勒斯坦人的抗暴運動。
完全是突發性的。迦薩人剛剛埋葬了三個同胞，三個人死於車禍，但人們彼此耳語：車禍是預謀。從葬禮回來的人群經過兵營鐵絲網，和幾個以色列士兵擦肩，幾個大眼卷髮的少年隨手撿起石頭擲向武裝士兵，士兵出於自衛，齊向對空鳴槍，當群眾情緒激昂形成暴動時，士兵向群眾開槍。
「因地發打」就是這樣開始，出乎人的意料。在佔領了迦薩整整20年後，似乎一切都逐漸走上正常軌道，迦薩人的生計也依靠以色列人的合作，就在似乎日子可以永遠這麼過下去的時候，巴勒斯坦人爆發出排山倒海的反抗情緒。各個佔領地區都傳來石頭抗暴的消息，以軍以催淚彈、橡皮彈，大量逮捕作為應對。一個月之後，騷動漸漸平靜下來。突發性的「因地發打」進入第二個階段：組織化。
本來已經被打擊、馴化的反對組織又重新整合，組成了「因地發打聯合總部」，從事地下活動：印發傳單、組織罷工罷市，同時迫使與以軍合作的「巴奸」下台。更重要的，巴人抗暴活動得到外面世界的注目與同情，巴人得以獨立和歐洲共同體簽定貿易協定，排除了以色列的干涉。
這個階段的「因地發打」同時徹底改變了巴勒斯坦人自己的社會。敵愾同仇所激起的民族認同使原本鬆散的巴人體會到組織的重要；很快的，在佔領區所有的城市、村莊、難民營，都成了自治委員會：教育委員會管理學校（以軍關閉了所有學校），商務委員會組織罷工，撫養委員會照顧被以軍射殺或監禁的家屬。
巴人的種種自立救濟手段受到世界矚目，也給流亡在外的巴解組織帶來強大壓力。在佔領區內抗暴的巴人目標比阿拉法特的政府所要的來得小而明確：他們只要求以色列人退出佔領區，讓巴人建國。而阿拉法特的目標仍舊是1948年的老調：趕走以色列人，反攻耶路撤冷，收復河山。
1988年9月13日，在「因地發打」開始的10個月之後，阿拉法特在歐洲議會發表了破天荒的演說：巴解組織接受聯合國對中東問題的裁定，也等於說，巴解組織正式承認了以色列這個國家，奠定了以巴和談的第一粒種子。
也是9月13日，5年之後的1993年，阿拉法特和拉賓在全世界的驚愕注目中，簽約，握手。
握手？別小看了這個動作。在猶太教徒和回教徒同時拒絕和我握手之後，我才恍然，握手，在這個古老的世界裡還留著最原始的象徵意義。阿拉法特和拉賓對彼此伸出手來，那一握，要比戈爾巴喬夫和裡根的握手沉重得多。
沒有六年的「因地發打」抗暴運動，會不會有今天的以巴和談？答案恐怕是否定的。67歲的阿布達拉是迦薩的中學老師，曾經被以軍逮捕過44次，前後總共坐過15年的監牢，被刑求昏死過無數次，今天，他坐在家中佈置舒適的地毯上，抽著煙。
「15年，一天都沒白費。我們要自由、自主、和平。沒有人願意作奴隸。1947年，巴勒斯坦人有機會立國，但是那個時候我們昧於現實，與以色列人『漢賊不兩立』，『寧可玉碎，不可瓦全』，結果是一輸再輸。這一次如果我們再不把握機會，恐怕要萬劫不復。
「15年牢獄和抗暴，我學到兩個教訓：一個是人要勇於反抗，一個是要同時劃清夢想和現實。」
「因地發打」使以色列人疲於奔命，更嚴重挫傷了他的士氣。士兵用槍托搗碎丟石頭的少年的手，用坦克車夷平游擊隊藏匿的村莊，流彈射死婦孺老弱，激起外人對巴人的同情，也震動了以色列人自己不安的良心。阿拉法特的手，伸出的正是時候。
橫擺在迦薩人眼前最大的障礙，將不再是一個敵人，而是自己。敵人走了，人權就來了嗎？
不見得。
「因地發打」的種種運作之中，有一項是清除「巴奸」。為了便於控制，以軍收買巴人或者為它收集情報，或者居間作協調者。在「因地發打」的6年期間，已經有900多個所謂「巴奸」被蒙面人暗殺。典型的運作方式：被指認為「巴奸」的人被綁架，然後刑求——用利刀凌遲，或者用燒溶的塑料滴在皮膚上，然後就地槍斃。去年6月，阿拉法特的一個幕僚阿布何塞在迎薩公開呼籲停止私刑「巴奸」。三天之後，哈瑪斯（Hamas）將兩個五花大綁的「巴奸」丟到阿布何塞家門口台階上，開槍，呼嘯而去。
45歲的阿曼坐在我對面，臉上毫無表情。他是哈瑪斯的一員。
「在你眼中，什麼樣的人叫『巴奸』？」
「所有和佔領軍合作的人。」
「什麼樣程度的合作？為以軍收集情報出賣同胞的人？還是為以軍收垃圾掃廁所的人？還是兩者？」
阿曼瞪著我，慢慢說：「所有的出賣者，所有的叛徒。」
走出阿曼的雜貨店，我還是一直感覺到他黑色的眼光。
199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