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時節，我向來不特別的注意。拿清明說吧，上墳燒紙不必非我去不可，又搭著不常住在家鄉，所以每逢看見柳枝發青便曉得快到了清明，或者是已經過去。對重陽也是這樣，生平沒在九月九登過高，於是重陽和清明一樣的沒有多大作用。
端陽，中秋，新年，三個大節可不能這麼馬虎過去。即使我故意躲著它們，賬條是不會忘記了我的。也奇怪，一個無名之輩，到了三節會有許多人惦記著，不但來信，送賬條，而且要找上門來！
設若故意躲著借款，著急，設計自殺等等，而專講三節的熱鬧有趣那一面兒，我似乎是最喜愛中秋。「似乎」，因為我實在不敢說准了。幼年時，中秋必是個很可喜的節，要不然我怎麼還記得清清楚楚那些「兔兒爺」的樣子呢？有「兔兒爺」玩，這個節必是過得十二分有勁。可是從另一方面說，至少有三次喝醉是在中秋；酒入愁腸呀！所以說「似乎」最喜愛中秋。
事真湊巧，這三次「非楊貴妃式」的醉酒我還都記得很清楚。那麼，就說上一說呀。第一次是在北平，我正住在翊教寺一家公寓裡。好友盧嵩庵從柳泉居運來一罈子「竹葉青」。又約來兩位朋友—內中有一位是不會喝的—大家就抄起茶碗來。罈子雖大，架不住茶碗一個勁進攻；月亮還沒上來，罈子已空。幹什麼去呢？打牌玩吧。各拿出銅元百枚，約合大洋七角多，因這是古時候的事了。第一把牌將立起來，不曉得—至今還不曉得—我怎麼上了床。牌必是沒打成，因為我一睜眼已經紅日東昇了。
第二次是在天津，和朱蔭棠在同福樓吃飯，各飲綠茵陳二兩。吃完飯，到一家茶肆去品茗。我朝窗坐著，看見了一輪明月，我就吐了。這回決不是酒的作用，毛病是在月亮。
第三次是在倫敦。那裡的秋月是什麼樣子，我說不上來—也許根本沒有月亮其物。中國工人俱樂部裡有多人湊熱鬧，我和沈剛伯也去喝酒。我們倆喝了兩瓶葡萄酒。酒是用葡萄還是葡萄葉兒釀的，不可得而知，反正價錢很便宜；我們倆自古至今總沒作過財主。喝完，各自回寓所。一上公眾汽車，我的腳忽然長了眼睛，專找別人的腳尖去踩。這回可不是月亮的毛病。
對於中秋，大致如此—無論如何也不能說它壞。就此打住。
至若端陽，似乎可有可無。粽子，不愛吃。城隍爺現在也不出巡；即使再出巡，大概也沒有跟隨著走幾里路的興趣。櫻桃真是好東西，可惜被黑白桑葚給帶累壞了。
新年最熱鬧，也最沒勁，我對它老是冷淡的。自從一記事兒起，家中就似乎很窮。爆竹總是聽別人放，我們自己是靜寂無嘩。記得最真的是家中一張《王羲之換鵝》圖。每逢除夕，母親必把它從個神秘的地方找出來，掛在堂屋裡。姑母就給說那個故事；到如今還不十分明白這故事到底有什麼意思，只覺得「王羲之」三個字倒很響亮好聽。後來入學，讀了《蘭亭序》，我告訴先生，王羲之是在我的家裡。
長大了些，記得有一年的除夕，大概是光緒三十年前的一二年，母親在院中接神，雪已下了一尺多厚。高香燒起，雪片由漆黑的空中落下，落到火光的圈裡，非常的白，緊接著飛到火苗的附近，舞出些金光，即行消滅；先下來的滅了，上面又緊跟著下來許多，像一把「太平花」倒放。我還記著這個。我也的確感覺到，那年的神仙一定是真由天上回到世間。
中學的時期是最憂鬱的，四五個新年中只記得一個，最淒涼的一個。那是頭一次改用陽曆，舊歷的除夕必須回學校去，不准請假。姑母剛死兩個多月，她和我們同住了三十年的樣子。她有時候很厲害，但大體上說，她很愛我。哥哥當差，不能回來。家中只剩母親一人。我在四點多鐘回到家中，母親並沒有把「王羲之」找出來。吃過晚飯，我不能不告訴母親了—我還得回校。她愣了半天，沒說什麼。我慢慢的走出去，她跟著走到街門。摸著袋中的幾個銅子，我不知道走了多少時候，才走到了學校。路上必是很熱鬧，可是我並沒看見，我似乎失了感覺。到了學校，學監先生正在學監室門口站著。他先問我：「回來了？」我行了個禮。他點了點頭，笑著叫了我一聲：「你還回去吧。」這一笑，永遠印在我心中。假如我將來死後能入天堂，我必把這一笑帶給上帝去看。
我好像沒走就又到了家，母親正對著一枝紅燭坐著呢。她的淚不輕易落，她又慈善又剛強。見我回來了，她臉上有了笑容，拿出一個細草紙包兒來：「給你買的雜拌兒，剛才一忙，也忘了給你。」母子好像有千言萬語，只是沒精神說。早早的就睡了。母親也沒精神。
中學畢業以後，新年，除了為還債著急，似乎已和我不發生關係。我在哪裡，除夕便由我照管著哪裡。別人都回家去過年，我老是早早關上門，在床上聽著爆竹響。平日我也好吃個嘴兒，到了新年反倒想不起弄點什麼吃，連酒也不喝。在爆竹稍靜下些的時節，我老看見些過去的苦境。可是我既不落淚，也不狂歌，我只靜靜的躺著。躺著躺著，多喒燭光在壁上幻出一個「抬頭見喜」，那就快睡去了。
原載1934年1月《良友畫報》第8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