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在北京，喜歡讀課外書。課外書中，以開明書店的出版品，影響我最大。「開明青年叢書」、「開明文學新刊」、「開明文史叢刊」、《中學生》月刊、《開明少年》月刊等等，都是我最喜歡的。由於喜歡它的出版品，連帶也喜歡上那家書店。在北京，我去過它在琉璃廠的分店；在上海，我去過它在福州路的總店。北京的分店比較大，上海的總店就小多了，但不論大小，比起附近的老字號書店像商務印書館、像中華書局來，都寒酸得不成樣子。雖然如此，但開明書店給青年人一股朝氣，它是左派的書店，比起它來，任何老字號的書店都顯得屍居餘氣了。
開明書店不單在北京有分店，在南京、重慶、成都、漢口、廣州、長沙、杭州、南昌、昆明也都有分店，最後一個分店，設到了台北，在台灣光復後，它把觸鬚延伸過台灣海峽，使在台灣的中國人一同感染它的朝氣。
不過，這股朝氣還沒感染了多久，國民黨偽政府就撤退到台灣來。這個偽政府既跟大陸斷掉了鎖鏈，在它狹窄的視野下，凡是大陸書店在台灣的分店，都要被迫剪斷了連鎖。商務印書館改名叫「台灣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改名叫「台灣中華書店」，開明書店也未能倖免，它改名叫「台灣開明書店」。比別人更慘的是，由於它是左派書店，它的出版品，大量地被查禁了。縱使內容不涉及政治的書，也因作者沒有來台，變得只敢印該書，作者名字卻不敢印出了。於是，葉紹鈞編的《十三經索引》，變成了「本店編」；夏丏尊、劉薰宇編的《文章作法》，變成了「本店編」；呂叔湘的《文言虛字》，變成了「本店編」；張沛霖的《英語發音》，變成了「本店編」；王峻岑的《數字列車》、黃幼雄編的《電動機》、陳岳生編譯的《原子能與原子彈》等等，等等，也都變成了「本店編」。只要人在大陸，哪怕是你編的談數學的、談電動機的、談原子能與原子彈的書，也都不能把作者拋頭露面！「本店」代替了大陸的一切，令人有點哭笑不得。
上面這種表態、這種小心翼翼，其實還是不夠的。於是，台灣開明書店啊，開始明目張膽地印出劉清波的《三民主義綱要》了、印出芮和泰的《三民主義總複習》了、印出李華柱的《國父革命之學》了——一個開明的書店降格到出版這種不開明的黨八股，它的無奈，也就可想而知了。
跟大陸上的開明書店不同的是，台灣的開明書店，坐落在台北中山北路，距坐落重慶南路的老字號的書店很遠。它孤零零地在中山北路一段77號開起店來，店面開得極不景氣，推門進去，書架分格未掃、書本塵封未除，冷冷清清、疏疏落落，一眼望去，令人備感淒涼。去中山北路太不方便，我在大學時候，每年會去上一次，有點似曾相識之感的，是我看到那位衰老的店員索非先生。索非先生編有《世界語入門》，開明書店出版，算是唯一跟大陸發生連鎖的老作者。他不曉得我知道他就是索非。他的《世界語入門》，書如其人，也早就落伍了，但他在那兒，多少還流露出一股味道。不過，似曾相識之感很快就被滄海桑田之感取代，索非先生人如其書、書如其店，他象徵了一個書店的沒落——政府可以流亡，書店不能流亡。一朝變成了流亡書店，它的精神就中斷了。
這幾年來，因為意興闌珊，沒有再去開明書店。去年的一天，我忽然心血來潮，要去看看它了。我到了中山北路、到了一段77號，卻連那家極不景氣的店面都找不到了。門牌一段77號的，卻分明是一家氣派堂皇的「馬可孛羅麵包公司」，營業項目包括「西點麵包/葡萄美酒/香醇咖啡/西式冷食自助餐」等，全然一片口腹之慾，沒有絲毫精神食糧。我呆了。開明書店呢？開明書店哪裡去了？難道連那麼一家極不景氣的店面，也開不成了麼？
我不死心，向麵包店的櫃檯小姐打聽打聽。小姐頭都沒抬，把手向上一指，又向後一指，聲音平直地說：「搬到三樓去了！它沒有門，你就從後面上樓梯。」我頓覺起死回生，謝謝她，遵命做了。走到後面，滿屋滿地都是麵包工廠狼藉，滿樓梯也是。我左閃右躲、九轉十繞，總算上了三樓。迎面的是一間小房，左邊有一點鐵櫃式書架，右邊就是四張辦公桌。要找的書，寥寥可數，就在書架上。辦事的是一位女孩子，她很親切地幫我包了書。我跟她談了幾句，她對開明書店卻很陌生。這時，一位老先生進來了，坐在朝窗的辦公桌旁。我想這位老先生一定知道得多些，我首先打聽索非先生的下落，他望著我，為之一怔。然後說：「索非在本店，已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下落早已不明。」我向他說：「四十多年前，我去過上海開明書店總店。」看他反應。他盯住我好一陣，慢慢地說：「你這位先生啊，你看到最風光時代的開明書店了。可是，這回開放探親後，我去了上海，上海的總店卻早就沒有了。所以，開明書店啊，全中國只剩下台北這一家。我們這一家也撐不下去了，只好把一樓房子租給麵包店，自己搬到三樓來了。這就是開明書店。沒有人認識它了，連我也不認識它了。」
抱著新買的一包書，我原路走下樓來。走出了「馬可孛羅麵包公司」。站在門口，我轉身仰望，在古老的建築沿線外，是一片蒼穹。像是死掉一個老朋友，我黯然而別。1992年2月9日追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