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49年4月12日到台灣，再過四個月，就是四十年了。四十年來，我結交台灣人無算，從賢到不肖，各類俱全。但我的生活範圍很窄，所結交者，多以同學為骨幹。我在台灣從台中一中初二上念起，念到台大研究所自動退學，結交了不少同學，其中尚有可記者，足資警世，老同學施啟揚，便是其中之一。
我在1949年暑假後進台中一中，那時台中一中比較難考，外省子弟多去台中二中。兩個學校我都跳班考取了插班，台中一中較好，我就上了一中。一中的台灣人最多，外省子弟比例極低，約佔十分之一以下，我分在初二上甲班。那時初二上有甲、乙、丙、丁、戊、己六班，教室相連，同學很自然就認識了，其中之一，就是施啟揚，他在戊班。
施啟揚小時候長得就高高的，人頗斯文，但斯文得近乎討厭，不知什麼緣故，惹毛了外省同學陳士寬等人，結果被揍了一頓。那時我跟他不熟，直到進了高中，同分在高一上甲班，座位比鄰，才熟起來。他請我去他家玩，也來我家。他為人少年老成，像個小大人，脾氣雖好，但也喜歡爭辯。我那時知識成長已經極為快速，在班上喜放厥詞，頗為張狂。當時班上同學很吃我不消，王文振甚至寫匿名信丟在我書包裡痛罵我。不過我的張狂，純是知識上的，只是恃才傲物，但不傲人，所以人緣亦佳，跟朋友只抬槓，不翻臉。施啟揚由於像個小大人，卻不為同學所喜。人又很笨，爭辯起來，被我口舌修理，亦是一景。王新德有一次勸我：「你不要同施啟揚爭辯了，施啟揚這個人頭腦不行，你何必費唇舌。」這話使我印象深刻，至今不忘。
由於我自己年復一年在知識上「獨與天地精神往來」，基本上，學校和同學是不能滿足我的「境界」的，因此我雖然人緣亦佳，但內心深處，我卻與人頗為疏離，我有一種「知識上的傲慢」（IntellectualArrogance），不大看得起人，尤其討厭制式的學校生活。讀到高二完了，高三上念了十幾天，就因痛惡中學教育制度的斲喪性靈，自願休學在家。我父親是1926年在北京大學畢業的，充分具備著北大那種「老子不管兒子」的自由精神，他隨我的便，輕鬆地說：「好！你小子要休學，就休罷！」
我父親當時正是第一中學國文科主任，他跑到學校，向教務主任說：「我那寶貝兒子不要唸書啦！你們給他辦休學手續吧！」
於是我蹲在家裡，在我那四面是書的兩個榻榻米大的書房兼臥室裡，痛痛快快地養了一年浩然之氣。
在我在家養氣的時候，一天施啟揚跑來找我，他央我向王孟仁講人情。王孟仁是我父親老友，北京師範大學化學系畢業，為人鷹隼精明，講了一口好日本語，也在一中教書，他最不喜施啟揚，不曉得什麼事，施啟揚開罪了他，求我去說人情。王老師住在一中宿舍，日式房子，討了台灣寡婦。他又深沉又喜歡寫打油詩，與許文葵老師互罵，人頗有趣，我偶爾登門同他聊天。這次為了施啟揚，乃親去王府。不料我說明來意，王老師卻滿面怒容，他說施啟揚是職業學生，早晚會大做國民黨狗腿！我當時弄不清他們師徒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也不便深問，敗興而歸。三十多年後回想此事，我還百思不解，只是每思及王老師的話，真要佩服他是預言家！
1954年暑假，我以同等學力的資格考進台灣大學法律系司法組，讀了不到一年，又不想念了，乃重施故技，自動休學。痛快了幾個月，然後考入台大歷史系。在歷史系後期，我住在溫州街73號，台大第一宿舍第四室。第一宿舍頗多法學院的同學，因為法學院是我「娘家」，所以跟他們更熟。施啟揚那時在法律系法學組，常來看我，我也去看過他。有一件事是他的「義舉」，值得詳記。
我的好朋友孟大中在物理系，他的父親孟昭常和他母親早在印度離婚，離婚後他和弟弟孟大強都隨父親到台灣讀書，母親仍在印度。有一次聊天，我忽然想起，如果離婚時，離婚證書上兄弟跟了母親，那麼兄弟兩人即可視同僑生，不必當國民黨的鬼兵了。孟大中聽了，為之心動，希望我幫他假造一張離婚證書。我說可以，可是其中法律問題得找施啟揚。於是找到施啟揚，告以原委，遂由施啟揚起草，捏造了一封符合當年印度離婚情況的「離書」，其中每一細節，包括幣值換算，都做得天衣無縫。造好後，由我親自刻印二枚，作為證人。一人名彭立雲，一名為孔昭慶，用印後，全紙用茶水泡過，再予曬乾，於是大功告成。為求妥善，我建議孟大中去找台大訓導長查良釗，查良釗當年也在印度，與孟昭常為舊識，可做人證。查良釗在西南聯大時外號「查婆婆」，樂於助人，又為人糊塗，如告之以離婚時兄弟跟了母親，他必然會跟著說模糊記得，如此在「離書」以外，可多一人證。於是一切依計行事，孟大中果然不必當兵，遠走高飛矣！我在《大學後期日記》中1958年5月13日條下寫「昨今日皆研究離書」及刻印的事，即隱指此事。7月10日條下寫「夜大中請我和啟揚晚飯，後去新生看God』sLittleAcre，我是老馬請的。」就是事成後孟大中的慶功宴。施啟揚當年肯這樣義助朋友，冒險一起偽造文書，我至今感謝他。
我在大學的畢業論文題目是《夫妻同體主義下的宋代婚姻的無效撤銷解消及其效力與手續》，寫作過程中，因為牽涉到中國法制史，特別到法學院找材料。施啟揚陪我，拜訪了戴炎輝教授。後來我發現原來戴炎輝的著作，多是抄襲日本學者仁井田陞的，特別告訴了施啟揚，他大吃一驚。那時他也研究中國法制史，可是法學院的仁井田陞及其他有關法制史的著作，都被戴炎輝借走，別人都無法看到，他乃向我借去不少。他寫的借書信，經常是這樣子的：
李敖兄惠鑒：
下列諸書寫報告須做參考之用，不知貴系圖書室或中文系圖書室可否借到？若可借到請即交由家弟敏雄攜至法學院是幸：
（一）楊鴻烈?《中國法律思想史》（上冊）
（二）程樹德?《中國法制史》望能速借，勞神之處謹先在此致謝。專此敬頌學安
（請代向貴室諸室友問好。）啟揚上5月16日
李敖兄：
來訪未遇。《中國法制史》《中國法律發達史》及《歷代刑法志》我已取去，學期結束前（1月15日前後）奉還。
祝愉快！啟揚留12月24日中午
我們在大學的時候，書籍貧乏，今日不難找的書，當時都視為奇貨。從這兩封信中，也可約略看出那時大學生的處境。
1958年8月2日，我大學畢業返回台中，有日記如下：「四時十分與弘、祝公、庭生、鼓應、克斌同車赴車站，華俊與又亮已先赴車站辦好行李。至車站時，已人群一片，今日送行者：1周弘2景新漢3馬宏祥4白紹康5華昌平6李華俊7陳又亮8陳鼓應9祝庭生10張克斌11袁祝泰12朱廣誠13黃錫昌14施啟揚15佟耀勳16闕至正17孫英善18林淑美19楊祖燕20楊世彭21袁天中22蕭啟慶23王尚義24陳良矩25王曾才26李耀祖。」由這段日記中，可見我交遊廣闊、人緣亦佳。送行人中，李華俊、朱廣誠、施啟揚都是我台中一中舊識，最早認識的。
我返回台中後，等待南下入營做預備軍官。施啟揚有信來，也談到借書的事：
敖兄：
大函敬悉，謝謝您。在校時勞費您代借書籍，至以為謝，並在此致感激之意。您要當兵了，而且是最壞的一種步兵，7日入伍，我因學校有事（現在在系裡任助教，無法隨便跑）不克返台中送行，又未能到您家吃蛋炒飯、見見靜波，甚覺可惜。蕭啟慶已考取研究所了（羅某亦取了），今後可以勞煩他代借書了。我記得上次在您寢室，見您曾借得商務《萬有文庫》裡的《唐律疏義》，不知您從何處借得，如尚記得請以後來函時，順便惠示，因蕭啟慶對多處書籍恐無閣下之熟悉，故先問妥。專此敬頌近安
並請向靜波問好啟揚上9月5日
從這封信裡，可以看出施啟揚他們研究法制史，竟連《唐律疏義》等起碼的書都不得見，當時大學生的貧困與孤陋，由此可見。
我當兵後，施啟揚也有信：
李敖兄惠鑒：
華翰已敬悉，因雜務纏身，迄今始奉復，謹致最深歉意，並望鑒諒是幸。
前日往第九宿舍，訪蕭先生未果，因第九宿舍並無蕭先生之名（宿籍），想蕭先生是住他人床位吧！歸途在校總區見到王文振，他是梁仰芝先生最得意的學生，但現在學的卻是化學。他領我參觀他的研究室，儀器書籍滿室，使我慚愧不堪，您知道高一我數學在「戊組」，而且經常在及格邊緣，高二、高三時對理化等更無興趣，在那段日子學理科的課真是受罪，您是高三的逃兵，並未吃過苦頭，我現在看了理化數學的儀器書籍內心猶有餘悸，想您必亦有同感。
王文振住第九宿舍，我就托他找蕭先生，昨天他來函說蕭先生已找到，並將《唐律疏義》寄托他處待我去拿。我很感激您及蕭先生，因為我需用的書籍大都是勞費您代借的，謹在此致最高謝忱，並請您在給蕭先生函中代我向他致謝意。我向您借的書除《唐令拾遺》《中國婦女生活史》，明日攜往蕭先生處請他還給圖書館外，《唐明律合編》《明律集解》及《故唐律疏義》假如可以繼續借而不麻煩的話，就準備再借下去，因為我的報告必須再加修改補充，現共有七萬字，我很想利用假期再加補改。蕭先生說他可以將《唐明律合編》等之書改換他的名字繼續借，如果您認為不會打擾他，就要麻煩他了。
您軍中生活恐還不慣，秀才當兵，一輩子當不好，好在入伍訓練即將結束，屆時在台北當可再看到您。最後祝您軍中起居作業一切安好。並保重身體。
啟揚敬上12月10日晚
1961年我當兵歸來，住在台北新生南路三段六十巷1號四席小屋，施啟揚那時正在軍法學校服役，擔任教官。有信如下：
李敖兄惠鑒：
顯昌已將您的信交給我，首先我應感謝您幫我借這許多書；再者我以為那些書已經由蕭啟慶兄轉借，因為我曾經寫信給他，請他設法繼借，他函復說已繼借，我以為已由啟慶兄過戶。看您的信後才知道尚未過戶，使您極為尷尬，深致歉意，並請您鑒諒為幸。我在軍法學校頗為忙碌，除星期六回宿舍與黃狗等玩牌之外，其餘都關在軍營中。專此奉復，並頌
近佳弟啟揚4月27日
這信中所說玩牌的事，是施啟揚一大特色。施啟揚在1958年畢業於台大法律系法學組，並以第一名考入台大法律研究所，同年10月又考上高考狀元。論者以為施啟揚一定非常用功，其實不然。事實上，他是一個考試匠。他所知不多，但有本領在考場一小時內，用他清楚端秀的寫字，把所知發揮得淋漓盡致。因此在「考工記」上，佔了大便宜。他平時在宿舍不是最用功的，玩牌時間很多。他的天資也不高，悟性尤差。有一次在我宿舍，和孟大中等看漫畫，別人一看就笑了，他卻看不懂。王新德說他「頭腦不行」，可謂一語中的。
1961年年底，我在《文星》開始興風作浪。後來施啟揚退伍，時相過從。他的法制史研究幾乎全靠我提供資料。我保有一張他親筆的借書條如下：
啟揚借：
一、《支那身份法史》
二、《中國婚姻史》
三、《東方學報》
四、《婚姻與家庭》（中、日文）
五、《現行親屬法論》
六、《中國親屬法》元月21日
仁井田陞
《中國法制史》（刑法）
1984年5月22日《政治家》週刊第十五期登說：「早在台大唸書的時候，施啟揚即相當活躍，他和丘宏達、陳繼盛、陳隆志等人，被認為是法律系最傑出的學生。在《大學雜誌》全盛時期，他和陳少廷、關中、陳鼓應、丘宏達、李鍾桂、許信良、張俊宏等人，都是國內一時的精英，為文批評時政，廣受矚目。他也曾在《文星》雜誌幫過一些忙。」說到施啟揚和《文星》的關係，這是不確實的。施啟揚從來沒在《文星》雜誌幫過忙，他只在留學德國時，寫過一篇稿子——《從歌德學院到海德堡大學》。關於投稿給《文星》的事，1963年1月9日，他有信給吳章銓、魏廷朝、史靜波，全文如下：
章銓、廷朝、靜波兄：
新年如何度過？在台灣還是舊歷年熱鬧吧！
除夕夜二十餘名中國人在基督教宿舍聚餐，甚為難得。可惜有不諳中文之中國人，大家以中國話交談，使他們頗感寂寞。中國在東南亞有千餘萬華僑，中國若能強盛，這些華僑將是不可忽視之潛力。
最近看了一場令人憤慨的電影，名mondoCane（《狗的世界》），意大利片，內容諷刺中國人吃狗肉，許多德國人看了都認為中國人不文明。本來文明與否原不以西方風俗作為價值判斷的唯一標準，狗肉的營養亦許很豐富，但時值東西文化逐漸融合之際，許多文明的標準還是要以西方的觀念為斷。我不知有多少中國人喜吃狗肉，這些中國人顯然在外國被認為不文明，同時外國人誤以為狗肉系中國人的普遍佳餚，把所有中國人都罵在一起，真是氣人。
台灣最近有何消息否？報載留歐公費生生活費用每月從一百美元提高為一百二十美元，這是對公費生最佳消息。教育部公費生（如翁岳生）每次都說DAAD學生待遇好，我們則謂之「國寶」（國家公費生）待遇好。
最近因涉及洩露國家機密罪被捕之DerSpiegel（《鏡報》雜誌）發行人及編輯等已有公開審判之消息。DerSpiegel系德國的《自由中國》，專摘發政府劣行，發行遍全國及國外，去年10月間因再攻擊國防部長Strauss，被指為洩露國家機密，由司法部羈押在監，結果Adenauer內閣幾因之垮台（全國大學、學術機關、學生團體均舉行示威，我也跑去湊熱鬧），結果Strauss去職，內閣改組，民心大失，DerSpiegel則照常出版，至於發行人及總編輯因發表NATO軍事演習之機密文件涉嫌犯罪，現仍偵訊中（出版人洩露軍事機密是另一回事，新任司法部長已下令速行公開審判），以後發展如何不得而知。
上次所寄稿件，如《文星》有意採用，所附照片一張可做插圖，如未蒙採用則留兄等處作為紀念！
弟啟揚上1月9日Heidbg
施啟揚的文章，我把它登在1963年2月的《文星》第六十四期。全文六千五百字，稿費三百二十五元。這封信中提到德國學生為爭言論自由舉行示威，他「也跑去湊熱鬧」之事，可以看出施啟揚的熱情一面。在他留學期間，1964年，台北發生了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被捕案。這案當事人是他的老師和同班同學，聽說他曾寫信回來向台灣當局抗議。這一抗議，害得他在1967年回台後，被當局冷凍了好一陣子。使他深知利害，膽為之寒。他回台後，有信給我如下：
李敖兄：
近況可好，甚念！我已於6月底回國，將在法律系任教，現住在基隆路學校招待所。最近在正澄那裡看了《大學後期日記》。
聽趙天儀說現在有車子，有時間歡迎來玩！專此?並祝近安！弟啟揚上10月22日
根據我舊日記，收信後半個月，11月6日，我跟施啟揚見了面，五年闊別，相談甚歡，中午連家立請於李園，有空中小姐王芳華、施啟揚在座。十八天後，11月24日，汪中磊請於美而廉，施啟揚、張、陳二小姐在座。12月3日，施啟揚請我於李園，陳正澄、陳小姐、施敏雄夫婦、小蕾在座。十一天後，12月14日，與施啟揚去中德文化協會看材料，請他於美而廉。……這段時間，是我和施啟揚交往較密切的一段日子，他那時回台不久，頗為索寞。名片上印的是
雖未投閒置散，但是並沒蒙國民黨當局重用。
到了第二年，1968年，他跟國民黨當局的情況開始變化，他做了國際關係研究所副研究員，兼任國民黨中央設計考核委員會委員。這年5月13日，他打電話告訴我，說看到4月23日的香港《大公報》，有張其義寫的專欄文字，標題是《台灣的「文星集團」事件》，可看出中共方面如何看《文星》被封，請我注意。這時他日漸「歸正」，我則因《文星》已垮，處境日惡。這年10月28日，他和李鍾桂在台北中山堂光復廳結婚，由國際關係研究所主任吳俊才證婚，在所有他的外省同學中，只請了我一人。
施啟揚結婚後，夫妻兩人，相激相蕩，求仕之心越濃，物慾也越強。有一次我賣了一套《古今圖書集成》給國際關係研究所，他居然從中要了我的紅包！那是1969年1月26日，紅包是當時價值新台幣兩千八百元的《社會科學國際百科全書》（The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theSocialSciences），虹橋書店翻印的，原版要當時美金五百四十元。為了使《古今圖書集成》順利賣成，我送他了。但是心裡一直覺得不是味道。因為書是我直接寫信給我的老師吳俊才賣成的，施啟揚實在沒有攔腰打劫的道理。我回想起他回台時一直表示羨慕我有小汽車的事，我想這位老朋友一定窮瘋了。
有一次，有外國友人向我要台灣鉗制言論自由的法令，為了使譯名準確地出自法律行家之手，我到施啟揚家，請他代譯成英文。他猶豫了一陣，慢慢地翻譯如下：
出版法ThePublicationLaw
社會教育法TheSocialEducationLaw
戒嚴法TheMartialLaw
台灣省戒嚴期間新聞紙雜誌圖書管制辦法
RulesGoverningtheControlovertheNewspapers，MagazinesandBooRsduringtheMartialTime
內政部台（47）內警字第22479號函
LetteroftheMinistryofInteriortoPoliceOrganizations〔No.Tai（47）Nei-Chin-Tze22479〕
為了使他安心，我機警地當場照他的譯稿抄了一份，不帶他的筆跡出門。不料到了門口，他忽然冒出了一句話，他說：「李敖兄啊，也該為政府留點餘地啊！」我聽了，大吃一驚。我所認識的施啟揚怎麼說出這種話！我心裡想，這位老兄大概跟國民黨搭線搭得有眉目了。我很不高興，義形於色，說：「啟揚啊，這樣的政府，它給我這種人留了什麼餘地呢？」從此以後，我就沒再見過施啟揚了，如今轉眼二十年了。
1970年12月11日，每年一次的台中一中同學會在台北舉行，這次是在桃太郎餐廳，我沒有去，事前寫信給老同學林益宣請假。全信如下：
益宣兄：
今天收到你寄來的台中一中同學會聚餐請帖，抱歉這次我不能來了。
從彭明敏偷渡後，我即被跟蹤，直到今天，已十個多月。每天二十四小時，專車一輛，四人小組，偵視不停。我如來參加同學會，一定帶給老同學們不方便，於心何忍？
老同學中，謝聰敏也被跟蹤，是三人小組。不過跟他的是警察，跟我的一開始是警察，後來改為警備總司令部的特工。
老同學中，「飛上枝頭做鳳凰」——在世俗眼中，飛黃騰達者——亦有之，施啟揚是也，已官拜國民黨中央五組副主任。啟揚是好好的唸書人，何苦如此？一定是書念得太多，念糊塗了，這話並非背後罵他，當他面，我也這樣說過。
弗羅斯特（RobertFrost）說他選了更少人走的路，所以結果就大不相同。（Tworoadspergedinawood，andI/Itooktheonelesstravelledby/Andthathasmadeallthedifference.）二十年前同聚一堂的老同學，如今竟「幽明異路」（這四個字沒用錯）如此，思念起來，好不可歎！
請代我向各位致意。如這封信給各位傳觀一下也無不可。祝你好！李敖1970年12月6日
這封信寫後三個半月，1971年3月19日，我就被捕了，這是我第一次政治犯入獄，前後坐了五年八個月的牢。在坐牢最後一年時，被送到土城「仁愛教育實驗所」，開始被「實驗」，也就是「洗腦」。為了優待也為了隔離，國民黨把我和謝聰敏、魏廷朝、李政一四人開了專班。前後請來的國民黨來「上課」的，有陶滌亞、毛樹清、項乃光、周道濟、王洗、屠炳春、林鍾雄、任卓宣、柴松林等等，其中竟然還有施敏雄！施敏雄是施啟揚的弟弟，本來跟在我和他大哥旁邊，又吃飯又跑腿的，如今居然裝作不認識，前來給李敖、謝聰敏、魏廷朝「上課」了，我感到一陣厭惡，我冷眼相向，一言不發。深覺施家兄弟，為謀幹進，竟不入流如此也！
我出獄前，施啟揚已由中央五組副主任調為中央青工會副主任、代理主任。我出獄第二個月，就升任「教育部」常務次長，後來又升為政務次長，再調為「法務部」政務次長。
1981年8月10日，我第二次政治犯入獄半年，這案子表面是蕭孟能告我，骨子裡卻是王昇等政治力量介入整我（此案幾年後已平反，蕭孟能已因誣告被法院判刑，現正通緝中）。在入獄前六天，8月4日，我寫了一封信給施啟揚，內容如下：
啟揚兄：
昨天中午收到台北地檢處七十年執字第5000號傳票，要我在8月10號下午3點報到服刑，我想了想，決定還是寫這封信給你。
關於我又遭到冤獄的情況，我有《給黃少谷先生的一封公開信》發表，這裡不詳談了。我要談的是：在我這六個月的刑期中，你所掌管的監獄，究竟是以什麼樣的方式對待我？監獄內部的情況，為你所深知，為我所略知，你是我三十二年的老同學，你我立場不同，但是交情應在，我以項羽最後「吾為若德」對老朋友馬童的心情對你、告訴你：我不願在你任內寫公開信給你，或寫《台灣古拉格群島》（theGulagArchipelag）發表。我希望你依情理法注意我這六個月的牢居生活，我想這樣對大家都好。
「浮雲一別後，流水十二年。」我現在重讀你寫給我的四封信、重讀你在大學時期的大作、重讀你給章銓、廷朝、靜波三位的信……回想我們當年的交情，真有不勝今昔之感！嗚呼啟揚，知我心哉？
問你好，也問新娘子鍾桂好（寫到這裡，我又想起新娘子結婚那一幕，俊才老師證的婚，恍然如昨。我的冤獄，已告訴俊才老師，他有電話給我，說注意此事，順便告訴你）。李敖1981年8月4日
施啟揚收信後，打電話給劉會雲，詳談他跟我的多年交情，表示在他的權責範圍內，一定對我照顧，請她轉告我。事實上，他為了避嫌，我看不出他對我有何照顧，就一如魏廷朝後來坐牢，施啟揚在「立法院」公開宣揚他同魏廷朝的交情，但實際上卻對魏廷朝沒有任何照顧一樣。1981年11月23日早上，我在土城看守所籃球場運動的時候，獄吏跑來，說：「所長緊急通知，法務部次長到所裡來了，想見見李先生。」我說：「可是，我不想見他啊！」傳聞開來，上下人人稱奇，都說李敖架子可真大。那次施啟揚到土城看守所，是陪「監察委員」來的，順便要見見我，結果吃了我大架子而歸。事實上，施啟揚真的有誠意要見人，可以直接從所長辦公室走進押房來，但他不敢。我出獄後當天，1982年2月10日，就發表文章攻擊監獄黑暗，引起軒然大波和監獄逃亡和暴動。第一是2月27日花蓮看守所喧鬧事件。由二十七名人犯鬧起，看守所急電警察局請求協助，警察全副武裝趕到，才告平定。第二是3月8日新竹少年監獄暴動事件。一千四百七十六名人犯全體出動，監獄急調鎮暴部隊（三個中隊）及新竹警方各分局人員彈壓，才告平定，暴動長達二十四個小時，監獄設備幾乎全毀。「法務部」大官人（監所司副司長王濟中）公開發表談話，說作家李敖出獄寫文章，引起社會大眾注目，給了少年受刑人心理上的後盾，認為鬧得越大，越能得到社會大眾的支持與同情，所以，都是李敖惹出來的云云。同時，「行政院長」孫運璿在「行政院」院會裡已對獄政表示疑慮，「法務部長」李元簇在院會裡、立法院裡、報章上、電視上，不斷對我「點名批判」，官方為封殺我，盡量一面倒傳播批判我的，而不傳播我的。但官方的一些議員，為了選票及其他，卻忍不住這個好題目，「立法院」中游榮茂、李志鵬等國民黨議員，提出質詢，黨外的當然也不放過。最好玩的是國民黨「立委」溫士源（「司法委員會」召集委員），他在2月23日書面質詢，反對對李敖做「跡近英雄式的報道」，「對青少年人來說，各報雖無獎勵犯罪之意，亦恐有導引不當行為之可慮」……在滿城風雨中，施啟揚初則沉默，繼則加入「法務部」批判李敖陣營，說李敖所寫，訊息多是間接得自傳聞的。我立刻反駁他，我說這位「法務部」次長連監獄押房都不敢實際去看，他得到的訊息，又直接到哪兒呢？他比我還間接啊！
雖然如此，我的揭發獄政黑暗，終於促使了李元簇的下台，陰錯陽差地，施啟揚反倒成了受益人——升任「法務部長」。
施啟揚的升任「部長」，基本原因，是他深知為官之道，為人全無鋒芒與野心，又具有「崔苔菁」（吹牛、台灣人、青年人）的條件，且是外省人的女婿、德國的博士，自是國民黨提拔的最佳樣板。事實上，他的本質是十足的官僚，膽小怕事，但求做官，其他推托。他在「法務部長」任內，我寫過幾封信指責司法與獄政黑暗，不但寄給他，並且一一公開發表。他除了請老同學程國強回我一次電話外，一直龜縮不理。我在1984年10月6日的信裡，有這樣兩段：
啟揚老兄：
我在周清玉發行的《關懷》第35期上，寫了一篇《你有鄭文良，我有賴文良——給施啟揚的公開信》，已於10月5日上市，我盼你找來一讀，如果你老兄還重視輿論的話。
我這篇文章是應周清玉主持的「監牢暴行與監獄人權」座談會而作，因我概不參加任何集會，故以書面代之。在我文章後面有座談會摘要，中有劉峰松的談話，劉峰松說：（中略）啟揚老兄，你看了上面劉峰松這些談話，你到底做何感想？如果是做官，當然你可以一切視而不見、一切掩耳盜鈴、一切說我們是「幻想」；但是，如果是做人、做有良知有血性的知識分子，你恐怕就無法這樣拖下去，你怎能把所學和所用變成兩截、把你精湛的法學只當成謀幹祿的工具而不當成救世的良方？所學和所用絕不能變成兩截的，如果變成兩截，那就真的「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了！
也許我要求你改善積弊已深的獄政，是一種苛求；但我要求你面對積弊而不掩飾它，應不算苛求。你如果沒有力量去改善，我們不全怪你；但你沒有勇氣去承認、去面對、去辭職、去不做這同流合污的官吏，我們就要怪你了。你是我的老同學，又是我爸爸的學生，我實在忍不住要再寫信正告你。請你回我一信，明確表明態度，不要再托國強轉話來，如果你老兄眼裡還有老同學的話。李敖1984年10月6日
但是，這時候的施啟揚，早已不是當年的施啟揚了，他一心做官，眼裡早已沒有老同學了。在做官的熱衷下，他曲學阿世，一路朝所學和所用變成兩截的絕路走去。為了取媚當道，今天他搞出「刑法修正案」來保護「元首」、明天宣稱「長期戒嚴合法」來維繫政權；今天重申此時此地不宜組黨來一黨專政、明天聲言調查局絕不會監聽「立委」電話來掩護「錦衣衛」；今天表示台灣沒有政治犯來歪曲事實、明天又大興土木蓋新監所來蹂躪人權……這樣一個高級知識分子為了做官，自我作賤，豈不太令人寒心了嗎？
回想施啟揚當年，在大學生李敖公開寫文章給雷震《自由中國》半月刊的時候，他也匿名「揚正民」，寫《一個大學生的信念與看法》，投稿給《自由中國》（《自由中國》第十七卷第七期），並偷偷去造訪雷震（據1957年4月1日雷震秘密日記），可見當年的施啟揚，尚不失其真誠的一面。但是曾幾何時，人就變了人，變成了官場中人，醜陋不堪了。這是什麼緣故呢？
多年以前，有一次施啟揚跟我聊天，談到老學弟朱石炎。他說：「朱石炎是司法界一個很正直的人，是不肯同流合污的，但是如果你把為了國家等大帽子來說動他，他也會糊里糊塗一起做同流合污的事。」如今施啟揚變了，但他的本質又不是什麼壞人，難道這種變化，是被國民黨套上為了國家等大帽子嗎？我但願如此。
杜甫《秋興八首》有句是：「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裘馬自輕肥。」施啟揚與我同歲，出生晚我十天，同學少年，而今「自賤」如此，想來不無悵惘。台灣是小地方，施啟揚賣身投靠國民黨，「五陵裘馬」亦不可得，至多只是討個姨太太終老而已，何苦來啊！這是「自輕肥」嗎？非也！「人焉瘦哉」耳!1988年12月19日
附錄一一個大學生的信念與看法（施啟揚）——讀《大學教育的悲哀》有感（編者略）附錄二從歌德學院到海德堡大學（施啟揚）（編者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