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文字稱雄，可說「打遍天下無敵手」，我的敵人可以用種種方法對我糾纏，唯獨在用筆桿方面，他們全無出手之力。這一情況，基本原因是李敖博學和他們不學的結果。不學固然好笑，但更好笑的是，他們竟不知其無知，反倒以疑神疑鬼來自欺欺人，這就太離譜了。
對這種「敵人」的離譜，我試舉一二例子。
1962年1月1日，我在《文星》第五十一期發表《播種者胡適》，其中有兩段話說：
民國八年（1919）間，有件事情對胡適來說可能是不幸的，那就是五四運動。五四運動把胡適所希望的一個單純的文化運動轉變為政治運動，擾亂了他那為中國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礎的夢想，對這個夢想的達成而言，五四顯然是一條岔路。新文化運動本來該是針對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而做的非政治的革命，當時那些健將們都相信唯有思想革命成功，政治革命才有了真正的保障，才不會一垮再垮。半道殺出的五四運動，對新文化運動當然有「廣為流傳」的貢獻，但它也未嘗不是新文化運動的「罪人」，因為它使許多優秀的知識分子都紛紛忍不住了，紛紛忘了他們真正的深遠的使命了，他們不怕「任重」但卻有點嫌「道遠」了。最後，他們終於暴露了狂熱的本質，選擇了感情的求近功的反應方式，大家都不肯再靜下心來研究問題了，大家都跑到十字街頭，投身到黨派的陣營裡，高倡他們的主義去了。
首先忍不住的是陳獨秀和李大釗，他們發起了談政治的《每週評論》，只有胡適仍然守住不談政治的諾言。七個月後，軍閥捕去了陳獨秀，胡適接辦這雜誌，那時正是安福盛行和會分贓的時代，知識分子們閉口不談具體的政治問題，卻高談馬克思和無政府，胡適於是「看不過去了，忍不住了」，「方纔有不能不談政治的感覺」，而「發誓要想談政治」。……
文章發表後，鄭學稼在4月1日的《文星》第五十四期上，發表《論白話文和白話文學的運動——附答李敖先生》來反駁我，他說：
後來胡適自己如此地說明不敢在《每週評論》寫文章的理由：「我回國時……打定不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又說：1918年12月，「我的朋友陳獨秀、李守常等發起《每週評論》，那是一個談政治的報，但我在《每週評論》做的文學，總不過是小說文藝一類，不曾談過政治」。（《我的歧路》）以「原始資料」嚇唬人的李敖先生，把胡適這段話做這樣寫：
據我所知，《每週評論》是七年12月由陳獨秀李大釗發起的，當時胡適嫌他們不肯守相約不談政治的諾言，所以他在《每週評論》做的文字總不過是小說文藝一類，不曾談政治。（五十三期第60頁）
大家都知道，李敖是收集原始資料專家，在這段只能引胡適的《我的歧路》（這篇文章遠東版《胡適文存》被檢察官胡適刪去）中的話，不敢採取「我可以告訴這段史實」（五十三期第58頁）來對別人示威，和說不出該刊出版的日期。不僅如此，他還說：「據我所知，『胡適嫌他們不肯守相約不談政治諾言』。」李敖先生，你「據」什麼確知陳、李有和胡的「相約」？難道是胡適親口告你嗎？鄭學稼問我「據」什麼確知他們有不談政治的「相約」，他懷疑是胡適親口告訴我的，真實並沒有胡適親口告訴我的事，而是早就載諸文獻了的。據1954年張靜廬《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第7頁至第12頁，收有1920年年底至1921年陳獨秀、胡適、魯迅、李大釗四人的通信，其中胡適回陳獨秀信中，明明就有這樣的一段：
若要《新青年》「改變內容」，非恢復我們「不談政治」的戒約，不能做到。但此時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著，兄似更不便，因為不願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正不妨如此宣言。故我主張趁兄離滬的機會，將《新青年》編輯的事，自九卷一號移到北京來。由北京同人於九卷一號內發表一個新宣言，略根據七卷一號的宣言，而注重學術思想藝文的改造，聲明不談政治。
可見他們「相約」不談政治，確有此事，只因鄭學稼的不學無知，所以反倒把胡適跟我的關係，疑神疑鬼起來了。
鄭學稼在1970年1月出版《中共興亡史》時，曾加引用張靜廬的《中國現代出版史料》，那是在他和我筆仗後八年的事了——筆仗當時，他大概沒看過或沒好好看過這部張靜廬的書，所以一出手就鬧了笑話，這種勾結國民黨總政治部的學者的程度，可真教人歎息也！1987年7月24日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