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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和他的同時代作家比起來，起點不算高。在劉索拉寫出她的《你別無選擇》；徐星寫出《無主題變奏》；莫言寫出《透明的紅蘿蔔》、《紅高粱》；馬原寫出《岡底斯的誘惑》、《虛構》的時候，他在寫什麼呢？在寫《空中小姐》。這是什麼東西？通俗言情故事而已，無論是立意、結構和貫穿其中的情調，都是對西格爾那風靡20世紀70年代的流行小說《愛情故事》的模仿。王朔那時的趣味相當於今天一個剛失戀的十八歲女孩，自以為歷盡風雨，有大款出錢讓她做歌手，於是在自己的第一支單曲中哀怨地演唱那一段痛史。這痛史其實是一段感情遊戲，一唱起來也知道這東西的無聊，於是拚命誇大感受，針尖大的窟窿透過一火車的眼淚，使這看上去多少像是一次心碎，賺回一些眼淚就覺得是個成功了。
後來被他當做資本，津津樂道說個不休，一遇批評便拿出來遮羞的所謂反英雄反文化顛覆主流話語記錄大亂之後一代青年行狀和心路歷程云云，其實是當年劉索拉和徐星首創的寫作風格和路數。王朔只是一個跟著哄的，或叫效顰者。我以為王朔在那時並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作者，他幾乎沒有什麼獨立的生活態度和觀察角度，基本處在他人風格的影響之下，這在他第二部小說《浮出海面》中同樣可以看得很清楚。這是雷馬克《凱旋門》和《三夥伴》以及海明威《太陽照常升起》的中國版。另一個左右著他的趣味，甚至直接成為他抄襲對象的是一個叫禮平的中國作家。禮平寫的《晚霞消失的時候》是20世紀80年代最好的情感小說，曾把王朔看得神魂顛倒，至少一頓飯沒吃，一周夜不成寐。他的小說所達到的文字優美和情感撼人程度是王朔從來沒在一篇小說中同時達到的。我不是說王朔在情節和語言上對禮平進行了抄襲，他抄襲的是美感，具體說是他筆下的女性人物。他在《浮出海面》中那個女孩子晶身上投注的是禮平在《晚霞消失的時候》中對那個叫南什麼的女孩投注的同樣目光和絲毫不變的感念。對那種清秀乾淨有書卷氣的女孩子的迷戀從此成為王朔小說中的一個套路。他對女性的認識和欣賞再也沒往前走一步，說穿了就是把女性一直當孩子看，這不是女性的幼稚而是他的幼稚和一廂情願。若說他和禮平在對待女性的態度上有什麼區別的話，禮平筆下的女性還刻意強調她們的冰雪聰明，而王朔鍾情的對象除了單純就是越來越像傻大姐。我覺得王朔對知識女性有一種恐懼，也許這和他在街上長大的經歷有關，像他這路人很容易接受“只有難看的姑娘才讀書”的流行偏見，我們都知道這不是事實，這若是真的，那大學裡的男生也太可憐了。人總是要找一點優越感才可以繼續活下去，什麼都不具備的人最後就進行性別歧視。
“一半火焰”是王朔被閱讀最多的小說，作為小說實在沒什麼可說的，那就是一個聳人聽聞的小報社會新聞一類的故事，後半部分是十足的敗筆。如果你不知道什麼叫畫蛇添足，看那個小說就知道了。我最不喜歡的是王朔在那裡面流露的自我欣賞和自以為得計的小賣弄，好像誰一見他都要愛上他，只有他甩人家，人家對他都是苦苦追求，乃至痛不欲生。哪有這回事情？不要自己寫小說，就把自己搞成萬人迷，過什麼癮呢？最噁心的還要人家為你殉情，完後你很悲壯，這是典型的小資產階級白日夢和自我吹噓，討厭！為什麼王朔往往給人俗的感覺，他那粗語村言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他在小說中，那些看似花裡胡哨的都市情景下流露出的極其陳腐極其庸俗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不是一寫當代生活、飯店、時裝、酒吧、放任的男女關係和譏諷一切就天然變得現代、激進和時尚，或者再噁心一點說：前衛。王朔的很多觀念，特別是對兩性關係的認識，其實既不現代又不西方，純粹是中國人骨子裡的下流。什麼是動物性，就是爭做一群母羊中的公羊，並以此沾沾自喜，這是用什麼性解放玩頹廢也提升不了的。
王朔的下流使得他的言情小說不那麼純粹，說這因此具有了社會性或說揭露性真是誤會。當他不那麼下流時，又顯得可笑，這在《永失我愛》這類小說（有的小說我實在是懶得再提名字）中最為明顯。他對高尚的情感實在是陌生，只得使用最濫的通俗劇手法，讓其中一人得不治之症，大家哭一場拉倒。他還說人家瓊瑤呢，我看他在這點上還不如瓊瑤。既不純情又不堅信，這是王朔的困境，這等於讓一個沒吸過毒的人去想像戒毒，寫得不成樣子也是情理之中，令我敬佩的只是這個人的膽兒大。
《過把癮就死》本來可以寫成很好的情感小說，這時就看出王朔把握結構能力的嚴重不足，像理發那樣推著寫，最後仍然是一堆素材，面裡和了水，也揉了半天，就是蒸不熟，始終沒發出應有的香味兒，止步於一場家庭風波。
王朔的問題在於他只是個經驗主義者，像狗的眼睛一樣看到多少就以為是全部了，基本上沒有想像力，或者說想像力能達到的長度不超過身體，也就能由胳膊想到胸脯，再想到性交已經是意外之喜，很為自己的智力自豪了。當一個作家光眼睛大是不行的，也不是說要像一個笨蛋，幹什麼之前先把觀點立場想好了拿尺子量著步子走，那應該是一種天賦，在講故事的同時完成抽像過程，最終探及到事物的本質，將一件孤立的偶發的事件和人們不可逃脫的命運聯繫起來，這才可能有大發現。這是好作家和壞作家的區別。非常遺憾，王朔在他那些言情小說中只能指給我們看那是一條魚，因為脫水而死，但沒能告訴我們魚總是要死的，一直在水裡也終有一死——事後想到，愣給說出來不叫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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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王朔把自己看成誰，我一直認為他應該待的地方是當一個正經的通俗小說作家如果他堅持要寫的話。在他的創作過程中，只有一次做出了正確的選擇，就是寫那本偵探小說《單立人探案集》。十分可惜的是這次他又碰到了困擾他的老問題：想法和能力的差別——想到了卻做不到。邏輯思維能力也不是誰想有就能有的。他，老王，如果說有，也只有一點點，夠沖一次馬桶的，卻完全不足以應付哪怕是最簡單的一件刑事案件的破案。這本書裡涉及的角色大概是我看過的一幫最愚蠢的罪犯和警察。王朔在某種程度上不但侮辱了我們的專政機關也貶低了我國的犯罪水平，進而言之，降低了我國人民的平均智力水平。偵探小說的有趣之處既不是展示暴力也不在乎歌頌警官和什麼震懾犯罪，而是大家一起做一個智力遊戲，猜一猜誰是壞人，他是怎麼被發現的。給讀者下一個套是不夠的，要保持作品的緊張和讀者始終不衰的興趣，就要設下連環套，幾乎每一步都要反向思維，窮盡所有可能之後找出最不可能又是最合情理的那個“真相”，就是成語說的“匪夷所思”。作者的智力若是等同於讀者乃至低於讀者，這個遊戲就沒法玩了，正如俗話所說，你一撅尾巴，別人就知道你拉什麼屎，那你還神神鬼鬼拉個什麼勁？
不要以為通俗小說就很好寫，那差不多首先要求你成為這一行中的專家，像王朔這種半瓶子醋，既無專業能力又無敬業態度，憑小聰明混的寫手也就是在中國，各行各業都是一個業餘水平，才有可能才敢什麼都插一腳，失敗，搞什麼也都是個業餘水平，貽笑大方也是在所難免。
偵探小說的寫作失敗對王朔而言是悲劇性的，這幾乎徹底堵死了他成為一個合乎自己智力水平的、正派的、規規矩矩作家的最後機會。後來他那樣折騰，拚命借助小說之外的因素哄抬自己，若他肯接受一次心理醫生的催眠，一定可以追溯到這一發生在1986年的心靈創傷。我國的文學創作一向不分層次，通俗小說御用文學和純文學混為一談，如同賣茄子的賣電腦的賣珍珠翡翠的都擱一個櫃檯，這幫顧客都往一塊擠，擠著擠著也忘了自己兜裡的錢夠買什麼的，指著大傢伙，貴的，亂紛紛喊：給我們拿給我們拿。給你拿你接得住嗎？日常生活中我們看到的悲劇不都發生在忘了自己姓什麼之後嗎？
“有志者事竟成”也是一句坑人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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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浪得虛名主要是靠他那批以調侃語言為主的《頑主》系列。這批小說有功，功也不在他。語言不是數學公式，發明權不在個人而在已經在使用這種語言的人群，這是不可以顛倒的。說哪個作家發明了一種語言那是胡扯，你不能說莎士比亞發明了現代英語，但丁發明了意大利語，他充其量是一個整理者，第一個最出名的使用者，或者反過來說，他是借此而揚名的。當代北京話，城市流行語，這種種所謂以“調侃”冠之的語言風格和態度，是全北京公共汽車售票員、街頭瞎混的小痞子、打麻將打撲克的賭棍、飯館裡喝酒聊天的侃爺們集體創造的。王朔僅僅是因為身在其中，聽到了，記住了，學會了，並因為沒有書面語表達能力，不得已用在自己的小說中，本來是討巧，不留神倒讓他成了事兒。
“玩的就是心跳”是他們一起玩撲克的北京作家蘇雷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被他偷了；“過把癮就死”是東方歌舞團後台流行的一句玩笑語，被他看演出聽去了；“千萬別把我當人”是當時市公安局宣傳科的付緒文一跟人開玩笑開急了就說的；“早死早超生”是梁左打麻將時勸人快出牌時的用語。四川的一個作家喬瑜也曾給了他大量的語言輔導，在《玩的就是心跳》那本小說中很多惡毒的議論便是直接來自他們一起去海南途中喬瑜酒後的漫談。一個作家，生活在人群中，如同一條蛔蟲生活在人的大腸中，不是說你不可以吸收他人的營養把別人的話作為自己的語言，但要知道感恩，王朔要再說那些北京話是他的獨創，我第一個抽丫的。
王朔這個人經常標榜自己“跟誰都玩真的”，假裝性情中人。他最愛聽的奉承話大概就是別人說他“真實”，並以此自驕驕人，裝瘋賣傻有，藉機撒潑有，最多的是說別人都是偽君子，好像全中國就他一個人敢說真話。且不說他藉機搭售了多少肉麻無聊和欺世之談，就是“真實”這一條他做到了嗎？為什麼他從不說他的作品受過哪些人的影響？是真沒有還是一說出來就覺得跌份，生怕自己的原創性和獨立完成作品的能力受到了懷疑因而三緘其口？？
早期他受到雷馬克海明威西格爾禮平的直接影響，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其實後來他也一直沒斷了受別人和別的作品的影響，有些是技巧上的，有些是觀念上的，有些乾脆是從別人那兒拿來的故事和結構。《玩的就是心跳》就是源自法國作家莫裡亞克的《暗店街》，只是他學了個皮毛，只學會了把水攪渾，卻無能力再次澄清，因而到後來不能自圓其說。
《我是你爸爸》是馮小剛最初的一個電視劇設想，整個故事脈絡都是馮氏想好的，後來馮氏因故不拍了，被王朔拿去寫了小說。在這件事上，王朔做得很雞賊，一聽就知道是好故事，遂起了霸佔之心，利用馮氏對他的信任，胡說一氣，做了一些工作，讓馮小剛放棄了這個想法。
《你不是一個俗人》中的很多情節是李曉明平日經常和鄭小龍開玩笑時繪影繪形描述的，如其中的重要情節是夢想當巴頓將軍，在北京郊區檢閱一次雜牌軍。而李曉明本人時常叨嘮的小夢想就是當一個會彈巴赫的穿黑皮大衣的蓋世太保，在夜裡彬彬有禮地去拜訪無辜市民。
《許爺》是姜文的一部電影構思，在想像中說日本話，激動起來高唱愛國歌曲，唱了半天才反應過來唱的是西哈努克親王寫的《親愛的中國》，這些個情節都是姜文為自己設計的表演高潮。
《無人喝彩》應該說是王朔和李少紅、英達共同創作的，那是一次有關電影劇本的合作，後來李少紅覺得不理想，放棄了，王朔就腆著臉將這劇本連綴成小說，用自己的名字發表了，轉手又賣給夏剛一道。
《千萬別把我當人》同樣是一次集體創作，參加者有張藝謀、楊鳳良、謝園、顧長衛，大家談了一個星期，把每一場的內容甚至人物的調度都談到了，後來大家覺得不理想，放棄了，王朔腆著臉把劇本的場號改為小說的章節拿去發表了，這就是為什麼這本小說全是對話而無敘事段落的緣故。我記得王朔還在哪裡談到這本小說的創作風格，說他有意大量使用對話，直到給自己寫噁心了。我知道他這不是不要臉，而是真忘了，有的人就是可以做到這一點，能十分真誠地忘掉別人起過的作用，然後當自己是天才。
《永失我愛》同樣是一個從劇本到小說的創作過程，被王朔隱去的合作者這一次是葉大鷹。
《癡人》是對一部保加利亞小說改頭換面的抄襲。我忘了這部小說的名字，記得是發表在《譯林》上，非常觸動人的一本小說，王朔只是把原小說中的女性換成了男性。
《動物兇猛》中有《美國往事》的影子嗎？我倒寧願說是因另一部美國電影而起。那部電影的名字好像是叫《夏日戀情》。這電影是講一個放暑假的少年和一個住在海邊的美國大兵的妻子、一個少婦的曖昧故事。這是北京作協組織在門頭溝一個什麼地方開會時放映的，我印象很深，電影裡一個小流氓走路撅著屁股一扭一扭的，臉上總是掛著無恥的笑容，大家一致認為這個美國小壞孩很像李曉明。
王朔在街上東聽一耳朵西聽一耳朵得來大量新鮮有趣的語言材料，怎麼組織這些材料，使人物的對話間充滿試探和不盡之意，他是學《紅樓夢》，細讀他作品中男女初遇時的對話還能看到《紅樓夢》的影子。
對幽默感的處置和重視，寫《二十二條軍規》的約瑟夫·海勒對他有決定性影響，說魯迅對他有影響，那是他的攀附。還有梁左，梁左對怎樣把一句家常話說得有意思，一波三折，最終使人笑出聲，他們相聲行叫抖包袱，頗有心得，這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王朔小說的句式。
有兩個人的生活態度深深影響了王朔的前期創作，直接反映到他部分作品的人物面貌上，一個是付緒文，一個是馮小剛。付緒文是那種口無遮攔的人，有點拿人不當人，也不拿自己當人，不管說誰說什麼先把自己墊腳底下，踩著自己說話，所以無論他的話怎麼過分，別人也不好說什麼，這倒也獲得一種自由表達的特權。馮小剛是眼風極佳，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誇起人來十分捨得自己，他的邏輯是：我就是把人誇過了他也不能跟我急。誇的時候就把什麼事都辦了。這都是北京小人物的生存智慧，在嚴酷的社會環境下自保同時又能吃得開，聽上去挺悲哀的，其實是小人物唯一可以多少保持一點自尊的方法。這兩個人都教王朔懂得了很多東西，豐富了他的創作和對人群的認識。老實講，王朔創作中極招眼的一些觀念，譬如什麼也不堅持，不知醜焉知美等等，皆來自這二人。所以，也不要羞羞答答老是暗示誰是老師誰是學生，大家都是互相利用，各取所需，誰也沒虧了誰，王朔做調侃一類文風開山人掌門人的姿態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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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並不像他常愛擺出來的向人標榜的那樣心胸開闊，不在乎，誰愛說什麼說什麼，都當是替自己揚腕兒了。他的反文化反精英的姿態是被迫的，你想，他確實是沒念過幾年書，至今看羅素還要打瞌睡，要他做知識分子那就是趕著黃花魚登陸猴子尾巴立刻露出來，一天也混不下去。他是聰明的，知道揚長避短，不具備的東西，索性站到反面，這就有話說了，不是咱不懂，而是瞧不上！如果中國沒有大眾媒體這一光明大道1992年鋪在了他腳下，仍然像那之前，一個寫作的人想出頭，必須開討論會，有評論家在專業刊物予以肯定，就是說必須有知識分子勢力認可，他未必敢那麼有恃無恐，還是權衡過利弊得失，覺得所得大於所失才那樣去做。
他也未必一開始真想和知識分子鬧翻，內心大約還是想得個滿貫百分才好，所以起初的姿態並非挑戰，更多是挑逗撒嬌，打情罵俏，撐死了是扮演一個淘氣的孩子，以引人注目。壞孩子才需要更多關心嘛。走的是梁山宋江和張作霖們的路子，造反只是為了招安，目的是曲線做官。到知識分子真的批評他了，他面兒上坦然，心裡還是有點急了，抱怨人家沒有看到他暗藏的那些優點，沒好好讀他的書。“痞子”這個命名其實相當激怒了他，因為他一直是用經濟地位劃分階層的，無論是出身還是現實收入水平他都自認為是屬於中等階級的，甚至還不大瞧得起大學中那些貧寒的教師，非常勢利地視他們為“窮人”。痞子這個詞把他歸入社會下層，這幾乎是一個侮辱，如同一個將軍被人家當成了衣著花哨的飯店把門的。可憐的王朔，十年以後才反應過來這是一個文化稱謂，這之前淨跟人家辯論我趁多少錢我們家是部隊的，我小時候，管你們才叫痞子呢。
這個人是記仇的，尤其是獻媚不成反遭架出去，這是雙倍的羞辱，用北京話說，這就叫“結下樑子”了。小人是不能得罪的，這是中國人都知道的。我不知道批評王朔的那些人是出於什麼樣嚴肅的動機，王朔這邊，從一開始就是純粹的個人恩怨。這個事兒從一開始就俗了，王朔的戰法也很簡單，你們說我不是東西，你們有一個算一個也都不是東西，可天下沒一個是東西的。在這裡，爭論的前提被偷換了，學術的事情變成了人格上的比較。王朔的優勢也僅在於搶先一步宣佈自己是流氓，先卸去道德包袱，還落個坦誠的口碑，接著就對人家大舉揭發，發現一個人小節有虧就指其虛偽，就洋洋得意，就得勝還朝。這基本上是“文化大革命”貼大字報那一套，搞臭一個算一個。王朔的知識涵度本不值得和他進行認真的討論和批評，他不可能有理性的回應和進一步的辨識能力，任何學理上的討論到他這裡最終都會變成打架，口舌之爭，人和人的針鋒相對。更下作一點，他還會把對他的所有批評說成是對他的嫉妒，把中國人國民性的黑暗之處拿出來當髒水潑到對手頭上，這是他那種人的拿手好戲。很多明白人早看出對待王朔最好的辦法，那就是臊著他，全不理他，由著他自生自滅，這叫“好鞋不踩臭狗屎”。
王朔是很會利用大眾媒體的，用他的話說“講見報率”，除非全國媒體封殺此人，否則罵他的文章也要被他統計到見報率中去，這是善良的人們無從想像的。一個人不要臉到這種地步，正派人是無法和他對話的，總是等於受利用。上海陳思和教授最近有一段評論王朔挑釁金庸那件無聊之事的話深得我心。他講（大意啊）：王朔這是炒作（這不新鮮，誰都這麼說），他新寫的小說反應不好，而金庸又迫切想從江湖進入文學廟堂，所以在這場紛爭中他們是共謀關係。
我想陳教授所說這“共謀”並不是指這倆人私底下捏咕好了，一齊出來現一把，而是指他們實際希望也確實如願達到了的媒體效果。陳教授的這番話聽上去像瘋話（我的第一反應是：虧他想得出來），卻道出了我們現在所處的這個大眾媒體無處不在任意製造話題將無聊當有趣的無奈環境。在這樣的環境中，任何有意義的話傳達到大眾耳朵裡都會變味兒，都能感到那後面可疑的商業動機，從這個意義說，實際已經沒有什麼有意義的話存在了。
陳教授的話代表著一班清醒的知識分子，可悲的是這樣清醒的話一旦講出來，同樣淪為大眾媒體的炒作對象，成為“金王之爭”這把虛火中的一根柴火，這是不是可以叫“集體共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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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作為一個作家，到底還是要用作品說話的，我指他的小說創作，而不是在報紙上的飛短流長和他搞過的那些狗屁電視劇。他還能走多遠，他是不是早已成了一具行屍走肉，我們所說的“文化殭屍”，這是一個值得分析並應當大聲發問的問題。
王朔作為一個作家的缺陷，我們聽到很多說法，很多人也看得比較清楚，一說他沒上過大學，學養先天不足，這是認為好作家應當是學者型那一派的意見，我還可以給這一派補充一些材料，他不但沒上過中國大學，也沒留過洋，不會外語，不能直接閱讀原著。這一派的邏輯是文學要先講傳承，沒上過學，就不可能充分瞭解前人已經有的成就，因而注定是井底之蛙。這一派重作品的思想性，他們為思想軌跡畫出的圖示是梯形，一級蹬著一級往上走，一級不落走到高台頂上才有可能再往上砌。從這一派的觀點講，我們可以斷定王朔是沒希望的。
二是才盡說，這個1992年就有人說，到1999年王朔新作《看上去很美》出版後講這個話的人就更多了。這種說法還是比較直觀和樸素的，差不多直接訴諸閱讀感受，可以畫出一條從滿意到失望的下滑曲線。這一派的觀點因其包含的深刻宿命態度即便今天很難將來也終有一天會被證明是正確的。不妨說這是一個預言，像人總是要死的一樣的鐵論，除非王朔能自我證明——這相當於一個有罪推定——否則我們毫無理由樂觀。
我在四川聽到一個最新說法，是參加成都電視台一個節目的觀眾說的。他說王朔日後沒戲在於他缺乏詩情，論據主要是王朔前些年出過一盤磁帶，裡面的流行歌曲的詞是他寫的，比較差，基本上不能叫詩或者詞。
不多舉例了，對一個老作家，大家總是有理由對他的前途感到悲觀。這些悲觀都很有道理，也許王朔的問題不是某一方面的問題，而是這些問題的綜合。當然，沒有人是十全十美的，也不能要求一個作家像新出廠的汽車，都安裝好了，十萬公里無故障再上路跑。大家，只要是個人，都帶著一身故障在路上邊修邊跑，跑得遠的那個只是故障少，修理及時的。就目前王朔的表現來看，我們有理由懷疑他的自我維修能力。
我是個唯心論者，我認為王朔的主要問題還在他自己，在於他內心對自己最後要求是什麼。我認為他現在並不是很清楚這件事。他要的東西太多，和這個社會的聯繫太密切，背著太多東西又不辨方向的人是跑不快也走不遠的。
你真是想記錄時代還是更關注自己的內心成長？
你要最多的讀者嗎以不枉托生在這個人口最多的國家一遭？
什麼是大眾？對全體人民而言，哪個最暢銷的作品獲得的不是小眾？這個問題是不是可以改成你要哪部分小眾？
留名百世在這個時代每個神經健全的人都當這是笑話，你不至於這麼傻吧？
貌似有意義有意思的事很多，你不可能都做了，你必須取捨，望著好東西唾手可得而不去動。
你要明白你不是文曲星下凡，你的能力極其有限，既不足度他人也不足度自己，至多給自己能有個小小的交代，這是你的局限也是你的宿命。
四十歲的人了，這個生活還有什麼留戀的？不要再拿別人的標準當標準了。有些人該忘了就忘了吧，離開這個是非之地，大千世界芸芸眾生跟你有什麼關係？什麼對頭到最後還不是一齊完蛋，交給老天爺去收拾他們吧。再有一萬來天，你這人就沒了，而且萬劫不復，再也不回來了——靠！話說到這份兒上，似乎小說也沒有必要寫了，也成了一多餘的奢侈，不對不對，我這是勸王朔上進呢。其實我也知道他怎麼能寫出好小說來，只是這招兒損點，不好拿出來。
——給丫關起來，判二十年徒刑，那他就能最損寫出一《飄》，一不留神就是一《紅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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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及其作品對我們這個社會的負面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從他開始，譁眾取寵似乎成了作家成功必須採取的一個姿態，連累得其他很多老實本分的作家也跟著失去了社會的尊重，大家對他的憤怒，瞧不起他也是順理成章的。我不知道我們是否真的需要一個王朔才能證明我們的文學是繁榮的、百花齊放的。這是一個偶遇還是一個代價是我一直在想的問題。一個民族，沒有文化藝術的發達僅有規模龐大的經濟是不能受到世人的尊敬的。在新千年，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包括文化藝術的復興。我們談到漢唐時期的偉大燦爛，總是先說文化的燦爛，國民富足，經濟良好那是其次的。文明之光普照，遠人來歸，四方朝拜，第一束投射出去的，波長所達最遠的還是文化之光。文化的核心是文學，即便大眾文化，聲光音像製品，腳還是要站在文學的基礎上，這些玩意兒並非是文學的終結者，而是文學這一母體下的崽兒甩的子兒變出的蛾子。也許我們最終不用紙張傳播思想和情調，而用因特網，用電子出版物、光盤什麼的，但我們總不至於放棄文字吧？
只用圖像聲音起碼在可見的將來還難以表達抽像的概念和複雜的感悟，因特網上還不是一筐一筐的大把文字垃圾，所以，至少下一千年，作家還不會像恐龍一樣滅絕，我們的成就感，生活質量還有很大部分要取決於文學的發展。
一個東西要發展、進化，達到高級階段，總是要先出生，再取捨、淘汰、演變。黑暗是為光明顯得重要而存在的，新生兒是伴隨著痛苦、血水、骯髒和一塌糊塗出生的，如果我們注定要付出代價，我同意把王朔付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