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陳吾是二十多年前，陳吾在人民大學念法律，我在白塔寺藥店當夥計。陳吾有個同學叫段毅，是我們院小孩，這個段毅是個侃爺，平生最愛把一幫人聚齊就著酒高談闊論。他們這個班是那種“文革”後的大齡班，多一半是在社會上混過的，又憋著當律師什麼的，去法庭上耍嘴皮子，能說會道者甚多，陳吾就是其中之一。他是那種人，永遠笑著，趕著人說話，張了嘴就攔不住，滔滔不絕，收音機一樣。飯桌上有他和段毅兩個人，就像同時收聽兩個台的廣播節目，誰也摁不住誰，各自說，各自樂，那個亂，經常有飯館經理跑進來，以為打架了。
陳吾的能說是無極限的。有一次我們一幫烏合之眾同去爬霧靈山，那是春天，漫山遍野開著杜鵑，一幫人稀稀拉拉，走走停停，散了一山。只見陳吾前奔後突，同時和所有行軍小組暴侃，剛才還在下面攀花折柳，轉眼又在前面盤踞在頑石上眉飛色舞。爬到下午，山頂在望，大部分人都痰喘了，口裡只剩游絲之氣，互相只有吠吠打手勢的份兒，哪裡還說得出話。這時陳吾居然唱起來了，各種北方梆子，還有大段方言念白，陝西的、山西的、河南的。他見大家都沒了說笑的力氣，自己在那裡嗆著風，逗自己玩。
當晚，我們宿在林場小屋，陳吾出去撿了樹枝，給大伙煮麵。他在農村插過隊，會燒柴灶。屋裡只有一扇炕，女的和女的指定的一些老實人睡炕，其他人睡地上。陳吾是睡地一族，在地上還嘰嘰呱呱說個不停。半夜，我先把睡我旁邊的女的擠坐起來，接著自己也被左右夾擊擠下炕，我踩著陳吾的肚子走出去，他一聲沒吭。
秋天，我們去爬海坨山，那一片原來是八路的平西根據地，很多村子被日本人燒得只剩石頭地基，我們住的老鄉家還當過八路的房山縣政府。在山上我們犯了一個方向性的錯誤，沒有沿著山脊走，而是下了看似近的山澗。這一下壞了事，溝太深，下到月亮出來也沒到底。人都走散了，前後相差四個小時的路，腳力健的已經進了村，隊尾的還沒踩著平地。我以為我們幾個是落在最後的，開始還一邊走一邊喊，前面還有回應，後來就沒聲了。後來又聽見後面似乎隱隱有人喊，停下來等，只聽雜樹棵子一通響，我們還嘀咕別是野獸。陳吾一頭鑽出來，張著嘴絲絲吐著氣，一臉驚恐從我們身邊躥過去，埋頭往前奔，被我們齊吼叫住。我們說你怎麼一人落後邊了。他說，就撒了泡尿，再抬頭怎麼喊都沒人答應了。還問我們，大部隊呢。我們說，我們也把嗓子喊劈了，前面再沒人了。見了人，陳吾恢復了發聲功能，又開始說，太可怕了，一個人丟這山裡，好像全山的野獸都知道了，喊喊就不敢喊了，誰知道把誰喊來了。然後他又樂了。海坨山是動物自然保護區，據說有大牲口，走在前邊的人還蹬了村民下的夾子。
那是中秋，月亮很大，黑影很重，溝底全是鵝卵石，每一腳都放不平，起碼硌倆石頭，都打了血泡，跟火燒似的，腿也軟了，低一步都要蹲著下，走走我們就集體出了幻覺，看見溝邊一座房子，怎麼看怎麼是，有窗戶有電視天線，摸過去，是一巨石。水也沒了，嗓子幹得冒煙，陳吾一路動員大家喝自己的尿，像上甘嶺的志願軍戰士一樣。我都被他說動了，腦子裡開始認真考慮這事，幸虧及時發現一潭死水，落的全是樹葉，還有魚蟲，大家也顧不上了，狗一樣趴在地上吹吹就喝了。
陳吾畢業有一陣在《法學週報》，辦公室租的我們院老段府的房子，我們院另一孩子也是這單位，大家混得更熟。我還給他當過一次差。我在家都睡了，他給我打一電話，說他新買了一電視，往家扛缺一幫手。我從玉泉路坐地鐵出來，他蹬一三輪，我和電視坐車上，拉到他們家，擱桌子上。我問他怎麼蹬三輪蹬得這麼油。他說工資太少，他下班蹬三輪送貨掙點外快。好像還說累出個好歹，什麼病記不真了。那年頭的人，真是什麼都干。
後來他去海關了。其實他幹什麼我也不知道，我們見面全是在酒桌上，一般是段毅從深圳殺回來大宴群朋。二十年裡這個格局沒變，大家還是狂喝胡聊，轉眼之間酒喝累了，人也老了，一班熟人變成生人。
最後見陳吾是在張小剛的涮肉館，去年，還是這幫人，他們一幫老同學加我們院一幫老孩子。他來得晚一點，聽說他剛動了心臟手術，看不出來，還是滿面笑容，灌酒，說個不停。這時我哥剛死，梁左也剛死，話雖有趣，笑不太動。
王燕打電話說陳吾猝死於深圳，我覺得2001年這年太凶了。追悼會我沒去，因為我剛辦了件損事，在“宜家”停車場撞了輛車，跑了，車號被群眾舉報，事主大怒，到交通隊查到這輛車，當天上午要我去解決問題。這是個理由，更重要的是我心裡也不想去，不想去八寶山遺體告別室，我不迷信，但那地方讓人窩心。在此特表歉意。
對於死者，我不知說什麼。說人的一生太短了，說我們會懷念你們，說祝你們在天堂安息，都讓人說過了。想想這一切挺沒意思。以前朋友的消息是誰結婚了，誰又生了，現在是誰又離了，誰又死了，也不知下一個該誰了。都死光了，這些回憶存往何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