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
飛機在昆明下降是一截兒一截兒沉下去的，人坐在那兒像跳水，忽悠一下心蹦進嗓子眼兒忽悠一下心蹦進嗓子眼兒，腦子一陣陣空白。
這些年已經不愛坐飛機，每次坐，都覺得像被人放了一遍風箏，看空中小姐的眼光也越來越像看活烈士。想過一個坑人的死法，老了包一架飛機，把這輩子的朋友都請來，在空中讓駕駛員跳傘，然後請朋友們自便。
本來以為到昆明是一個小團自己玩，臨出發才知道那兒是個旅遊節，政府接待，要按規定的路線參觀。
這個開飛機的一定是個開戰鬥機的，著陸像落在航空母艦甲板上，乓的一聲砸在地上，飛機一通怪叫，邊喊邊跑，好在沒散架，最後全須全尾兒地停下了。
下飛機有風，當地接機的朋友說就是因為颳風，所以飛機在天上才晃。
出了候機樓有旅遊局的處長局長們迎上來握手，有一些拿照相機假裝媒體的男女在拍照，一幫穿金紅旗袍的“禮儀小姐”上來獻花一下把我膩著了，我也不知為什麼特別反感獻花這個動作，可能是覺得自己不配吧，我這種人表示客氣握一下手足矣，再多了我先臊了。處長還張羅著我們在大庭廣眾之下排隊照相，我說咱們別擾亂公共秩序了。
小時候在人群後面喊台上的人傻帽喊多了，現在怎麼也不習慣往人前站，總覺得還有一個自己遠遠躲在人後頭喊傻帽。
開車進城，看見很多新樓，也沒什麼新鮮的，和全國各城市蓋得一樣難看。我大約是老了，自己住得舒服了，為什麼不愛看新樓了？原來我也一看新蓋的大樓就認為是現代化了。有一座樓蓋得像煙盒，轉過來看字，果然是“紅塔集團”的。一路開到酒店，對昆明的印象像二十年前到深圳，樓太新，樹太小，滿眼是樓仍覺得這地方荒僻，蓋了一半。這麼下去有完嗎？反正現在誰要說北京是文化古城我跟誰急，明明是浦東郊區嘛。
酒店環境不錯，度假性質的，房間也舒服，水是溫泉。據說是新加坡人設計的。看過幾個新加坡人設計的會所、高爾夫球場，還是透著小國寡民的窮氣和算計勁兒。不過貝聿銘又怎麼樣？香山飯店擱在香山還是看著愣，一副鹽商北上的派頭。
下午是記者見面會，這是我的強項，“娛記”的思路就是那一套，注意事項就是別跟他們認真，這就百戰不殆。
有記者問我對“娛記”怎麼看。我說不容易云云。
其實在我看“娛記”等同於長舌婦，人們有飛短流長的生理需要，靠街道老太太撥弄是非已不能滿足，非要有專業人士去打聽去製造去擴散，以饗天下人耳目，同時賺錢。好的“娛記”應該像古埃及聖物金龜子，也叫屎殼郎，發現糞，勤勤懇懇扒，然後把它做大。不要小看這工作，如果叫扒糞難聽，可以換作為廣大讀者的知情權而奮鬥。我見過很多“娛記”在從事這項工作時甚至充滿正義感，這樣的“娛記”最出東西。
我在兩年前一次喝咖啡時的閒聊，被一個朋友整理後拿到上海《藝術世界》登出去了，那裡面是對中國美術的一些胡說，有記者問這事兒，我說這事辦得很不嚴肅，第一我不嚴肅，第二他們不嚴肅，至於嘛，沒的登了？要是底下聊天的話都登，我這還有更蠍虎的。
有記者問我是不是“江郎才盡”了，我說是，他們很滿意。這些孩子真是天真。
晚上吃飯，在賓館裡，淮揚菜，有官員作陪。官員們都是當過兵的，我和閻連科跟他們一桌。上來就放了心，官員們不喝酒。雲南官場這個風氣好，不灌人。隨便喝了點“雲南紅”葡萄酒，還行，據說是法國酒分裝的。
吃完飯就睡了。
星期二
早上起來覺得空氣很好，昆明人老說他們這兒空氣乾燥，我從北京來不覺得，再干能幹過北京嗎？用溫泉水洗澡，洗完發覺頭髮染了一層銅黃，若隱若現，跟韓國人似的，不敢相信，問殷紅，他說是硫黃。
早餐咖啡很不靠譜，別的還行，我看了一圈，喝了碗豆漿，主要是湊熱鬧坐著聊天。我吃早餐純粹是起哄，閒著也是閒著。我已經長完了，剩下是等死，一點點耗乾淨，所以已經不需要那麼多營養了，每天有一頓晚飯就夠。
邱華棟太能吃了，滿滿兩大盤子又是菜又是飯，晚生幾年真好，能吃的時候有的吃。像我，1958年生下來，剛斷奶就趕上三年自然災害，活活餓了三年。好容易大了，掙著點錢，吃飯不是問題了，又得了痛風，除了奶類和蛋類什麼也不能吃，接著又得膽結石，炒雞蛋也不許吃，活到四十歲又改喝奶了，算來算去中間沒踏踏實實吃過幾年飯。有一大夫讓我戒煙，我說您給我留個念想吧。
昨晚有中央的老師下榻這賓館，外面有很多警察和“奧迪”。中央的老師走後，外面清靜了。
吃完早飯去“民族村”看開村表演，每天都來一遍的，像升旗儀式。
廣場很大，種了很多假榕樹，水泥澆注的，這就是人工景觀的尷尬，什麼都能造，樹來不及長。儀式開始，很多少數民族少男少女輪番衝上來狂舞，主賓坐在斜對面，他們衝著主賓跳，從我站的這個角度看他們就全是側著身。那些少女真嬌小，她們天天在這獻舞一定是拿工資的。據說這兒的少數民族歌舞者向全國各地的“民族村”輸送，一些小民族差不多拿這個當專門職業了，不知道這麼世世代代跳下去，能不能出像黑人搖擺舞那樣改變風氣的東西。這個廣場上跳的舞沒什麼希望，大家都挺沒心沒肺的，表達的意思很簡單，就是一個歡迎，告訴客人我們很高興你來。
村裡很大，按不同民族安營紮寨，一些衣著華麗的年輕人假裝在裡面過節。我不大看得出這些寨子的區別，要不是每個寨子門口有牌子，說都是一個民族也說得過去。走在路上，看到一組少女慌慌張張跑過去，跑到池邊一塊空地忙不迭起舞，再看一行戴貴賓胸牌的西裝男人魚貫走來，少女們於是歡樂地拉住他們共舞。
走了一圈走得很累，在一個涼亭坐了一下，褲子粘上了一塊口香糖。有人拿了新出的報紙給我看，上面有昨天記者見面寫的報道。我昨天說“任何作品都不是完美的，《紅樓夢》也一樣”，今天報紙登著“我要罵《紅樓夢》”。這“娛記”真專業。有個電視台記者問我和“媒體”是不是共謀關係，我說共謀雙方要有利益，我現在不打算幹什麼，用不著媒體。
最後的節目是幾頭大象和一個台灣山歌男子組合表演，在同一個馬戲場裡。我接了一個北京的電話，突然有點不高興，不明白自己不遠千里跑來坐在這兒為什麼，圖新鮮？大象和台灣歌手都不新鮮；圖高興？我一點都不高興。那就剩讓接待方高興了，人家好心好意請你來，拿寶給你看，你始終興致勃勃，讓看什麼看什麼，這就主賓盡歡了。
鬧了半天，我出來玩，目的是讓人家高興，這麼一想我擰巴了。
中午回賓館吃飯，休息了一會兒。下午本來要去“世博會”，又是遊園性質，大家都不想去，改去昆明市內老城區轉轉。去了一個花卉市場，那幫女的買了一些干花。又去了一個攤販市場，賣東西的都是河南人。陪同指給我們看，說聶耳家就住在路邊一座破破爛爛的樓裡。路過一扇孤零零的大門，說當年蔡鍔的護國軍就是從這門裡出發的。還看到一幢古色古香的別墅，說這是當年龍雲的公館，現在當國賓館。我這麼說別以為老城區保存得很完整，不是，這幾件老東西都單立在繁華大街上，已經不成氣候了。
還去市博物館看了一座原地蓋頂保護起來的塔。還去看了著名的雲南講武堂。這所軍校保存得非常完整，回字形建築，很像巴黎拿破侖墓後面的法國軍事博物館。我們在那兒照了相，一群不三不四的男女，背景上的軍校已經破敗，校場上長滿荒草。辦一所軍校就打天下的時代已經過去，謝天謝地，武器有了進步，不是每一顆星星之火都能燎原，少談些起義，多研究些改良。
晚上省府宴請，處長講話“國宴”。我們是第四十桌。到了那個酒店，宴會廳台階上站滿穿黑西服兩手搭在襠前眼睛炯炯放光的男子，宴會廳裡穿金紅旗袍的服務員一個挨一個貼牆站了三面足有好幾百，看著眼暈。菜做得都跟壁畫似的，吃起來是老年人的口味，清淡稀爛。
飯後還要去看旅遊節開幕的大型文藝演出，我們都沒帶請柬，處長很不高興，忙著去找人填補我們落下的空兒，我們那幾張票是第二排很中間的位子，空了很不好看。
我們自己去了酒吧，一個叫“上河會館”的地方，這是雲南藝術家聚集的地方，開這酒吧的之一是著名前輩。酒吧裡掛著方力鈞、張曉剛等人的畫的印刷品。我們還是喝“雲南紅”。一會兒老闆娘出來聊天，她是“文革”時期跟著家裡從北京調到雲南的，原來住太平路工程兵那個院。提到當年雲南那件轟動一時的行刺大員案，她說槍響時，她爸爸第一個衝到隔壁。
喝到夜裡，我有點摟不住了，流氓相露出來，開始放肆，說一些輕浮的話，把在座的一個女士得罪了，我也不記得說什麼了，好像是攻擊了她祖籍湖南，出來時我要和她握手，她憤怒地撥開我的手。
星期三
早晨醒來，想起昨夜喝酒的事兒，內心不安。我最近控制力越來越差，屢屢喝大，放任自流，已經造成很多無法挽回的後果，這種狀態真是不適合出門，這種時候就應該一個人在家待著，我有點後悔這次來雲南了。
下樓到餐廳，向那位女士道歉，請她原諒我酒後失德。美國人不愛道歉，我跟他們不一樣，我道歉沒問題。他們看了電視早新聞的人說，美國也道了歉，機組人員今天回家。
今天的日程是去石林參加幾個節，接待方找了輛警車在前面開道，說那邊堵車，不這樣很難準時到。
我們一個男車，一個女車，加上那輛警車上了路。在高速公路開了一會兒又下來了，說是去看一個全國最大的鮮花批發市場，那兒賣花跟賣菜似的。到了，果然大，那幫女的又鑽進去了，我沒下車。
二十分鐘後上車又走，在高速公路上開了一會兒又下來了，說去看一個亞洲最大的高爾夫球場。那個高爾夫球場在幾個山頭上，很多房子沒蓋好，搭著腳手架。到了會館門口，處長去和人家聯繫，說這幫是旅遊節請的客人，領導很重視，讓人家帶我們參觀。人家很客氣，讓我們一人上了一輛電瓶車，帶我們上山。一個來打球的人問球童“他們不打球也能坐這車”。
山上風很大，有點涼，我坐在車上生自己的氣，誰也不怪，就怪我自己，貪圖蠅頭小利，受人擺佈。隨行的攝影記者回頭拿鏡頭對準我，我跟他說“你能不給我照相嗎”。轉了九個洞下來，處長又叫我去觀景台看湖，我不禮貌地回絕“不看”。我找到徐虹，跟她說我能不去中甸嗎，我想十四號直接從昆明回北京。她說行。
再上路就一直開下去了。到石林是中午，在賓館住下，吃了些簡單的飯。這個飯大家都覺得好吃，比較家常。吃完飯後來了兩個彝族女孩子導遊，穿著民族服裝，自稱阿詩瑪，她們帶我們逛了逛石林。這個石林我來過，再看也還是那樣兒。導遊的幽默都是編好的，民間故事也無非是男歡女愛那一套，聽著挺累的。
再回賓館，休息片刻，準備去看彝族的“賽裝節”和“鬥牛節”。這時我腹瀉了，可能是昨天酒喝多了，也可能是今天中午雞湯太油，我喝了兩碗，從我做了膽摘除手術，我就不能吃太油的東西，一吃就拉稀。我名正言順請了假，回屋上廁所。確實是腹瀉，我把一卷紙都用光了。這中間我就睡覺。
下午他們回來說“賽裝節”還挺好的，有些姑娘真是好看，去了不遺憾。
晚上到另一個賓館吃飯，有官員作陪。這個官員是學經濟學出身，話講得大膽，也生動，有個人見解在裡面。談到雲南有些少數民族的走婚制度，他表示不同意那是母系社會的殘餘。他是從民族溯源看這個問題的，他認為有些少數民族是蒙古人，如果是，那就不可能保留母系社會的習俗。談到我們的幹部選拔制度他也有很生動的比喻。同桌的另一個官員笑著說他是非黨的。
飯後去看“火把節”，在一個山坳裡，四周安了座椅，有一個多層的主席台。縣長介紹來賓，很多副職和“原黨組成員”。演出開始是一個團體操化了的改頭換面的祭神儀式。音樂中有低沉的咒語，一個男演員方陣晃著膀子入場，他們的表情接近癡迷。
演出完了在場地上生了幾堆篝火，山上的人都下去圍著火堆跳舞，從山上看下去倒也是人山人海，場面歡騰，有點大型銳舞派對的意思。
回到賓館，打了個電話，聊了會兒天。出來偵察了一番，發現樓上有個沒人的歌舞廳賣酒，約了昨天被我得罪的女士上去坐。聊得還行，誤會都消除了，又聊了一些隱私，以示彼此信任，都沒拿對方當外人。喝完一瓶“雲南紅”，下樓睡覺。
星期四
一早出去遛彎，石林中有霧，彝族農民牽著牛在巨石間一小塊一小塊的紅土地上耕種，狗在路上跑，小孩也在路上跑，一幅小家小戶單干的情景。幾百年前中國畫就歌頌這種場面，當做一美，今天再這麼畫，得叫裝孫子了吧。
縣長和管文教的副縣長來送行，大家一起吃早飯，喝豆漿吃油條，還有辣醬豆腐。兩位縣長都是少數民族，那位女副縣長還穿著民族服裝，叫我們猜，後來告訴我們她是佤族。縣長是彝族，教師出身，學過中文。他說他的孩子已經不會說彝話了。我說我是滿族，也不會說滿話。吃完飯大家合影留念，然後上車去另一個地方看溶洞，還是一個男車，一個女車。
這是條村鎮間的公路，有些地段是丘陵，車開得很快，也很顛。我們在車上聊天，閻連科說他們老家河南一個復旦畢業的縣長如何使盡渾身解數給縣裡辦事的故事非常有意思，直接寫出來就是小說。這位縣長最匪夷所思的想法是申請貸款去俄羅斯把列寧遺體買回來，放到他們縣的森林公園供人瞻仰。初聽可笑，待聽了他一系列所作所為就覺得這是順理成章的，在中國很多地方荒誕就是現實。李敬澤講了一些為老不尊的老作家、地方文霸的荒唐事，聽上去恍若隔世，都是左琴科筆下的題材。
開著開著，女車不見了，處長讓車在路邊停下等一會兒。我跑到田邊麥子地撒了泡野尿。等了半天不見女車，處長打手機才知道女車開到我們前面，早已到了，我們於是上車繼續走。
這個九鄉溶洞風景區修得很氣派，有華麗的大門和整齊的停車場，還有一個很像樣的貴賓接待室。管理局的局長們和當地縣的一位女副縣長在等我們，寒暄一番，就帶我們下去參觀。
溶洞在山澗裡，從山上下去先坐電梯，電梯開門是一個小碼頭，有一些小船，可以劃了沿著溪流看崖，幾百米長。下了船有一條在崖半腰鑿出來的小路，走一會兒就進洞了。洞很大，都有水，有的還在洞內形成瀑布。有的佈滿鐘乳石。這種洞猿人最愛。聽介紹這裡出土一些古人類啃過的獸骨化石的石器，在一個巨大的號稱舉辦過音樂會的溶洞大廳有這些出土文物的陳列。
坐纜車回到山頂，在風景區大門前大家一通狂照，互相合影。然後又上車去另一個三角洞吃午飯，野炊。
三角洞是假裝探險的那種洞，車開不到跟前，要走很長一段田埂小路，過一條小溪，才到。我們把車停在一個山口，下來走路，我們一行二十幾個人隊伍拉得很長，我和管理局一個叫楊美紅的女副局長走在最前頭，陳染林白她們幾個女的走在最後，間隔多遠呢，我都吃完飯了，陳染林白她們才到。
我看到的野炊是當地駐軍的幾個戰士拿著傢伙什到洞口給我們做彝族飯，有肉骨醬、豬血、紅豆子、青菜燉豆腐皮、豆子燜飯，還有烤雞翅什麼的。
他們還備了一種暗紅色的彝族甜米酒，用一個大塑料桶裝著，二十五公斤。
一上午看溶洞走了很多路，都挺累的，飯吃得很香。楊局長開始拿著紙杯挨個敬酒，他們說這酒沒度數，就是飲料。我們喝了幾口，也覺得沒度數。喝了一會兒，氣氛有些熱烈，不分男女大家開始亂喝。我已經覺出這酒有度數了，但自恃在北京是喝二鍋頭的，便有些逞能，來者不拒，喝了一陣，腔子整個灌滿了，一杯酒喝一半必須跳著腳蹲一蹲才能喝進去後一半。二十五公斤裝的塑料桶還剩二指寬的底兒，我對楊局長說，你是喝酒喝出的副局長吧，咱倆把這全喝了。
喝完酒我就不太記事兒了，只覺得場面有點亂，到處有人跑來跑去的，每個人都在大笑、亂叫，還有人聲嘶力竭地唱歌。
我們一幫人打著手電進洞探險，我和楊局長互相攙扶著走在隊伍中間。手電光在黑漆漆的洞壁上晃動，腳下出現兩行石頭，我一腳踩上去，腳一軟，帶著楊局長一齊撲向暗中發亮的水面——這是我最後一個印象。
再睜眼我已經躺在昆明滇池溫泉酒店的床上，電話鈴在響，我拿起話筒嗯嗯哼哼說了幾句，也不知對方是誰，把電話掛了。下床上廁所，發現襯衣被人洗了掛在衛生間，小吧檯上有很多電話留言的條子，看了一下手機上的時間，晚上十一點，喝了幾口水，又上床睡了。
星期五
早晨很早就起來了，發現腿疼，兩個膝蓋都破了，結血痂，其中一個腫得很高，右手也劃了很多血道子。在衛生間弄水洗澡，本來還想泡會兒，可惜盆太小，擱不進腿，只好算了。
鞋和褲子上也都是泥，穿不出去，打電話叫客房部拿去刷和洗。
知道昨天又惹事了，但無記憶，不知闖下多大禍，得罪多少人，不好意思出去，一個人在屋裡轉腰子。這個酒真不是好東西，最要命的是讓人不記事，很容易不得要領。
總不能不出門，硬著頭皮出了房間，作渾然清白狀下樓去餐廳，幾個人看見我都笑，問我記不記得昨天的事。他們說我當眾小便。說從洞裡到車上是縣公安局的兩個警員架過去的，很像從哪兒抓出來的現行犯。說楊局長破了相，臉上劃了個大口子，血流不止。說我的襯衣是旅遊局小張洗的。我嘿嘿然，半天說了三句：有辱斯文，有礙觀瞻，斯文掃地。接著向眾人告罪。這個早晨，我見到一個人就道歉，再三道歉，直到弄得人家比我還不好意思，心方稍安。
這時又來了兩個女記者，一見我也笑，顯然是知道了。她們說昨天就聽說我幹的好事了。
早飯後，他們去滇池龍門，我去過，也無心出門，就回房間和兩個女記者聊天。
她們問我和她們聊天會不會擔心她們亂寫。我跟她們說，我總要相信一些人，我寧願還是先相信人，直到這人證明不堪信任再一個個擇出去。初次見面無從辨別，我一般傾向相信女的，女的裡傾向相信年輕女子，年輕女子中傾向相信面貌姣好的，面貌姣好的傾向相信生活無憂的，因為這類人群社會壓力比其他人群要小，人性得以保存相對完好，環境允許她們善良，她們也沒理由不善良。再說如果被人騙是注定的，與其讓別人騙還不如讓她們騙。
儘管記者的職業似乎要求有聞必錄，但有幾個默契一般是不需要重申的，一是政治性話題說說完了；二過分隱私的內容和涉及他人特別是對朋友的議論要採訪對像認可一下；三不要抖事後機靈，把自己沒說過的話加進訪談好像自己提問多尖刻似的。
我們聊得很好，起碼我說話時沒什麼障礙。聊的內容可供發表的大概她們已分頭寫在她們的報紙上了。
我有印象的有兩個話題，一是她們問我對批評過的人有沒有後悔的，我說有，一是白巖松一是梁曉聲。梁曉聲純是誤傷，白巖松其實我對他沒那麼反感，只是對他那本書中的某些態度不舒服。批評某人也不是就恨鐵了這個人，大多數時候只是針對他的某一方面。
二是談到“心靈自由”。我把這當做生活好壞的標準。而且就因為心靈本不自由，所以要豁出去奔向自由，哪怕是步入歧途——那也注定無法自由。
聊天的過程中一直有電話打進來，有服務員進進出出。過了一會兒殷紅帶來一個叫李勃的人，這人也是北京藍靛廠空軍學院的小孩，當兵在雲南就留下，20世紀80年代也寫過小說，後來去海南，繼而深圳，現在昆明辦一個高爾夫球場。
李勃說昆明這地方就適合享樂，日子可以過得十分舒服，沒人思考。類似說法我在成都、杭州、南京甚至上海這些南方城市都聽當地人說過，他們都認為自己城市是天下過日子的首選之地。我想他們這話裡有指北京飲食粗糙、氣候惡劣不如南方的意思，也有北京是名利場是非地的意思，但我想過日子主要是心情，真打算過，在南極也能舒舒服服的。大概他們說的也是這些南方城市的市民氣質吧。
李勃說的話是吃喝玩樂一類的，有時透出商人的驕矜。他說他的深圳朋友剛操辦了一個什麼表演學會的活動，一幫老電影明星去了深圳，挨個酒店派飯，“這幫人你不理他不行，你老理他也不行”，舉出種種若干難伺候。都什麼時候了，還把吃飯當做盛舉，也不知是這幫老星兒可憐還是這幫商人無聊。
中午去“火車南站”吃飯，這是我此行吃得唯一一次地道的雲南飯，都很好吃。吃完飯又去隔壁的“上河會館”和《大家》雜誌的李巍、海南喝茶。和社會上的人比，搞文學的人還都是老實人，見面也覺得親。李巍他們拿來一本小冊子，是蘇童去年來雲南寫的遊記，還配了一些照片，有王干在上面。翻了翻，這類旅遊文章還是余秋雨寫得適合消食，寄情山水蘇童這個城裡孩子還缺那麼點酸腐氣和千秋之恨。
這中間發生了一點不愉快，一個前天見過的女記者帶來一個嚴肅的年輕男子，上來就嚴肅地對我說他有一個絕好的寫作題材要提供給我，“有關科學”的，我說我不寫別人的東西，“我也不懂科學”。我說的是老實話，我不是報告文學作家，也不是張平那樣關心民生疾苦的人民作家，我只寫我自己，除非你張羅著把我槍斃，我才改。我從事寫作之後受的最大騷擾就是老有人要給我講一個“特棒的題材”。我不需要。我也不知道怎麼才能向人解釋清楚我不需要，因而不勝其煩。我有讀者，所以也別拿文學脫離人民、人民拒絕文學這樣的廢話跟我說，即便有一天我沒有了讀者也不改其衷。
這件事讓我最不舒服的是我要拒絕一個看上去很誠懇的人，也許他還會覺得受了傷害，他也確實在一邊嘟嘟囔囔。這是那個女記者強加給我的，起碼你該問問我，有這麼一個人想見你，你願不願見，被迫當一個無禮的人讓我很生氣。
女記者問我，你對諾貝爾獎怎麼看。
我說，你能不採訪我嗎，你已經讓我有點煩了。
她帶一起來的男子起身走了。
下午去了李勃的高爾夫球場，坐在會館的休息廳看風景，和他聊了半天小時候的事兒。他的球場有一幫專門來和緬甸人打球的人，其中一個北京人，就是那種能說會道的北京人，說他一個大姐跟我是同學，說了名字我一時想不起來。
接了一個上海打來的電話，也是不愉快的事。下午的其他時間我找了一個房間一直在睡覺。
晚上在李勃的會館樓頂吃的燒烤，我們那夥人只來了陳染，其他人分頭吃飯去了。
吃飯時我給北京打電話，說我不去大理了。那邊急了，說別呀，都跟州里聯繫好了，我說那也沒辦法，只好抱歉了，我覺得我的痛風病要犯，我不想病在外頭。掛了電話，過一會兒北京又打過來，說小弟明天一早就飛昆明，我說見不著了，明天一早我就飛回北京。
回賓館的路上天已經黑了，方力鈞打進來一個電話，說他在昆明，我聽說他在大理買了房子，在昆明還開了家酒吧，我們約好的酒店見。
回到酒店我收拾行李，帶了兩個星期的換洗衣服都沒來及穿。箱子剛收拾好，方力鈞就敲門，我們坐他朋友開的車又出去。
“上河會館”坐了很多畫畫的朋友，聊了一氣，又換到方力鈞的酒吧坐著。
從下午開始我就一直在喝啤酒和葡萄酒，到方力鈞酒吧改喝黑扎啤。喝了兩扎後越喝越興，最後酒勁兒完全退下去了，坐在那兒像喝水。方力鈞說了很多雲南的見聞，看得出來他熱愛雲南和這兒的姑娘。我說我這次是擰巴了，怎麼也玩不好了，只能下次，自己再來。其實什麼地方也好，一起玩的人最重要，人對了，就永不擰巴。
一會兒又來了三位大姐，坐著一起聊。到半夜，我說明兒一早要趕飛機，先告辭了。出門兩位大哥正好也來了，我就順便坐大哥的車回酒店。
路上一位大哥說你住在這個酒店是昆明人週末帶姑娘去的酒店。
星期六
醒來看手機，夜裡三點。怎麼睡也睡不著了，心裡是空的，像一所空房子。覺得一切都遠，家、所有親人都遠，遠得像在另一個星球上，心裡難過，起來用賓館的信紙和圓珠筆寫字。賓館的筆不出水，寫出來的筆畫斷斷續續。
寫了兩頁，又上床睡覺，也睡不著，就干躺著。一會兒聽到外面有動靜，開門看是一服務員推著一輛早餐車從走廊經過。
又躺了會兒，聽見林白的說話聲，開門出來，他們去迪慶的出發了，我把李敬澤落在我房間的煙和遮陽帽給他，還有一副墨鏡，他說不是他的，我問是誰的，大家都說不是自己的。
我們告別，說北京見，其實在北京也都不見面。
我和陳染七點出發去機場，閻連科也出來送我們。他一個人去武漢，十點的飛機。我們說最後走的人最淒涼。
送我們去機場的有旅遊局的小張，一個很好的姑娘，雲大英語系畢業的。一路上我淨給她添麻煩，她都忍受了。他們處長也是一個很好的人，不知為什麼我覺得對不起他們。在機場小張和我們留影，我一個勁向她道歉。
然後就揮手告別，然後就進安檢，然後就上飛機，然後飛機就起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