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沒了，說什麼也是多餘的，記著也好，忘記也好，都是活人看重，逝者已經遠去，再見面大概也早忘了這一世的事。
這一世梁左是個作家，寫了很多字，大部分是讓人高興的，也留下了一些對人對事的看法，這些文字是厚道的，其中閃動著他的為人。關於他的作品最好讓讀者自己體味，無論如何那是他寫給他們看的。在這裡，我更想多談一談他這個人，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接觸很多，現在一想他，還能看到他生前的模樣，憂心忡忡急匆匆地低頭走過來，抬起頭時眼鏡遮住了半個臉，十分疲憊的樣子，欲言又止。
我和梁左是1992年認識的，通過梁天。宋丹丹要拍一個喜劇電影，找我寫劇本，我心裡沒底，想拉上一個墊背的。這之前聽過梁左寫的相聲，覺得好，我所不及，就找梁天要了他哥的電話，打過去相邀。
聽這人的名字，以為一定是個張揚外向的瘦子，左嘛。見了面發現是個胖胖的好好先生，和梁天一樣的小眼睛，隱在度數很深有放大效果的眼鏡後面，見人便帶三分笑，說起話來字斟句酌，很在乎對象的反應，個別咬字上有點大舌頭。沒話的時候很安靜，眼睛看著地，似乎怕人注意，有些訕訕的。後來翻揀他從前的照片，看到這副表情很小時候就掛在他臉上，幾乎每一張照片只要他在笑，眼睛就是朝下的，很不好意思的。僅從這表情看，這人似乎很害羞，很謹慎，對這個世界充滿緊張，是個自閉的人。
後來成了朋友，接觸多了，不太注意他的表情，也見過他喜不自禁高談闊論和吃飽喝足的樣子，還是覺得他是第一印象裡給人的感覺。他愛熱鬧，見生人又拘謹，給他打電話出來吃飯，他老要問都有誰呀，聽說不認識的人請，在座的還有不認識的，他就猶豫，猶豫再三說，我就不去了吧。這猶豫中有別人都在花天酒地自己在家單吃的不甘心，也有拒絕別人時賠的小心。
聽說都是朋友，就歡天喜地答應，但還要反覆來回擺架子：你們都想我，好好，那我就受累去一趟。到了地方又挑座位又挑菜，有時還挑服務員的禮，譬如小姐端著蹄膀上來，說“您的肉來了”，他就說怎麼說話呢，什麼叫“我的肉”呀，應該說“您要的肉來了”。後來大家成了習慣，請他吃飯先說這麼一套：大家想您，沒您不熱鬧，您就受累跑一趟。初次見面的人會覺得這人、我們這幫和他在一起的人都虛頭巴腦的，次數多了，知道是個好玩，也跟著說。
梁左好吃，雞湯翅、沙鍋魚頭、燉老母雞是他的最愛。沒人請就自己掏錢“做個小東”。遇到這幾樣東西，他都要吃兩輪，先跟大家吃一氣，待大家放下筷子，他就叫毛巾，摘眼鏡擦汗，讓服務員添湯、端到他跟前來，仔細揀著，一根骨頭不落擱嘴裡過一遍，然後灌湯。他在平谷插過隊，經常形容什麼叫素、寡、肚子飽了嘴沒飽。平谷是“京東肉餅”的發源地，那也是他念念不忘一說起來就垂涎三尺的美食。後來英達說，看來梁左是對的，吃什麼都該點雙份兒。
梁左是寫喜劇的，讀書的口味偏於歷史掌故，我和他經常交換書看，他推薦給我的大都是這一類。我有一套《文史資料》，他一直想據為己有，我不答應，他就五本五本藉著看，直到去世還有幾本在他書架上。老看這些書使他的談吐和打扮都有些老氣橫秋，一次他腳得了丹毒，穿著便宜的呢大衣拄著拐棍出來吃飯，我說他你可真像《人民日報》副總編。我願意和他一起出去，女孩見了都說，你們跟兩代人似的。梁左嘲笑我的一個主題就是我認為自己還年輕，他說人老了的特徵不在保守而在維新。他還愛說，我是一直沒好看過，王老師年輕的時候好看過，現在就老忘不了，還以為自己好看。說完狂笑，然後戛然而止，抬頭望天，愣在那裡，再看人一臉正經。他大笑時就是這樣，稍縱即收，好像自己先怯了，又好像被冥冥中一個聲音喝住。
梁左十分羨慕我的睡眠，他的睡眠是運動的，每天往後推兩個小時，從黑夜推到白天，再一步步推回來。最擰巴的時間是晚飯當口，掙扎著吃幾口就要回家瞇一覺，醒來總是深夜，群眾反映他經常一個人後半夜去各種酒吧獨逛。為了擰巴回來，他一直吃安眠藥，時而奏效時而起反作用。有一陣子他把睡眠調整到夜裡十一二點了，能連續睡五六個小時，他十分欣慰，比什麼都幸福似的對我感歎，還是白天好，街上都是人，商店也都開門，想去哪兒都行。那幾天他比任何時候都緊張，一到天黑就做睡前準備，也不打牌也不多聊，迪廳酒吧門都不敢看，生怕興奮了。過了幾天，我看他又坐得住了，還張羅通宵牌局，問他，他說又改早晨睡了。後來他家樓上裝修，他又添了一個毛病，睡覺時開著電視或錄音機。
我一般只在晚飯時給他打電話，沒人接是關了鈴在睡覺，接他就說在趕劇本，一年四季他大都是一個人在家。人民日報社前那條攤販街沒拆之前還見他孤零零出來買東西回家吃。我跟他說劇本是寫不完的，錢是掙不完的。他說是是，我是早晚要寫小說的。他在潘家園市場買了本解放初期一個小知識分子的日記，他準備根據這個日記寫一部長篇，那裡面有很多肺腑之言，掌握得當，能改變一代人的認識。他還有一個小說構思，跟《紅樓夢》和紅學家有關，聽他講已經很乖謬了，寫出來一定是超諷刺。這兩本小說都是一聽想法就對，也適合他發揮的東西，寫出來就佔一席之地。我勸他，寫吧，相聲你也禍害了，情景喜劇你也是頭牌，該往我們小說裡攪和攪和了。他美滋滋地說，真的，全瞧我啦？他對虛榮有一種孩子似的喜愛，拍《臨時家庭》投資方非要他做導演，一勸他就去了。我問他你導嗎，他說我給他們說戲，不說哪成啊。蔡明說，他在現場就愛聽人家管他叫“導演”，一聽就繃不住，閉著嘴張著倆鼻孔往外偷樂。
大概是導完《臨時家庭》之後，他說要寫小說了，閒了半年，每天愁眉苦臉，昨天一萬字了，今天只剩下三百。我說你就用劉震雲那法子，先往下蹚，最後一總改，這麼弄，一個自然段就能改一年。他說道理我明白，可是做不到。他那不是寫小說，是改筆路子，從電視劇下來都有那麼個曲折過程，在我看那甚至是改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寫劇本和寫小說是兩種活法，一個直通歡場一個自斷塵緣。他堅持了很久，又接戲了。一天說，沒辦法，得過日子，反正這倆小說在我腦子裡，丟不了。
他說他有憂鬱症，自己查書吃“百憂解”。
他說我跟你還是不一樣，有些事你早看開了，在我這兒就是大逆不道。
他說你相信有天堂嗎，上帝呢？他說我也想通了，以後好好過日子吧。他說有人給他算命，只要活過四十三，還有四十三年壽命，這後四十三年別提多可心了，想要什麼都有。他說太好了，從來沒這麼好過，以後不玩了。
現在知道，他最後一夜自己在三里屯酒吧街轉了兩小時；十點左右給他一個雲南的朋友打過電話，說他父親喪事的事；之後去了一個朋友的酒吧，想跟人聊天，可是所有人都在聊，他沒能參加進去；凌晨四點去了“佰金瀚”桑拿，有朋友看見他臉上蓋著小毛巾在桑拿室裡睡著了，於是叫醒了他；上午十點鄰居看見他拎著買的熟食回家；這之後沒人再見過他。他的電話記錄在傍晚六點來鍾有打出去的電話，一個照顧過他的劇務在同一時間給他打進一個電話，問他在幹什麼，他說準備熱點東西吃。
法醫鑒定他是當天晚上十點至第二天凌晨兩點之間去世的。胃內無食物。見到他的人說他很安詳，面帶微笑。桌上的錄音機正循環放著民樂改編的《梁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