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
孫甘露
時間：2006年7月20日下午
地點：北京北郊
孫：我就把它開著，就不關了。
王：行。
孫：說話，昨天我錄著聽還是挺清楚的。
王：我自己其實光靠寫作也沒掙到能活一輩子的錢。其實1991年以後我也沒寫什麼大東西，也是不願意重複自己，自己抄自己也沒勁。覺得要寫就寫一個跟以前不一樣的小說，但又不清楚是什麼。這幾年，大概有十幾年一直在寫，寫出來的都不是那意思，也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孫：有同感。
王：（笑）時間長了，總有經濟壓力，總是要掙點小錢維持基本需要，社會多勢利呀，我又那麼虛榮。又不想太勞心，所以沒事去做電視劇、電影策劃、編劇什麼的，主要從這行業掙錢度日。這一行整體水平確實不高，錢掙著不累。本來挺淺一池子水，前兩年開始往外冒所謂國產商業大片——所謂美元上了千萬的，亞洲一線紅人到齊的，吊起來打的，宣傳忠孝節義的。遭到狂宣，爭掛票房紅旗，好像中國人忽然會拍電影了，忽然愛看電影了。其實就我在這行裡做看客的感受，以為這種商業大片對本地電影市場是一種嚴重殺傷。因為這樣的片子，一個就差不多把全年國產電影的放映空間佔滿了。全國目前票房不到十個億，這裡還有二十部外國大片的票房收入，一部國產大片，譬如說賣了兩億四或一億四，就佔了整個國產片票房的大半。據中影公司人講，每年國產片票房百分之九十五就那兩三部片子拿。不是說它賣錢有罪，問題是賣到上億就一定意味著它對影院實行了壟斷性放映，應該說至少要在最佳檔期放三個月以上才賣得回來。誰也別說因為您好看影院勢利，把別人嚇著了，不敢來。那是結果。開始怎麼回事誰都知道，沒動用行政資源才叫見了鬼呢。你敢說電影這行沒有官商勾結？當然是為了提昇華語電影在本國市場的影響力，進而帶動整個民族電影的繁榮。動機沒的說，目標很高尚，通過行政手段分配檔期保證長時間獨家放映，比起過去下文件逼各公家單位集體買票看電影，我認為是一進步。但是，這種夢幻組合造成的市場瘋狂，或說市場熱烈反應，用某小報的興奮口氣說：老百姓又看電影了！能如預想帶動整個行業的繁榮嗎？
一部大片仨月，兩部半年，二十部進口片佔半年，甭算了，其他國產片不可能有檔期。但是，都想到了，不會想不到的，每年夏天最熱的天有一個月還是兩個月，不許上進口片，原來叫主旋律時段，現在叫國產片放映月，都來，沒人看也放，觀眾口碑叫愛國月。
中國電影目前年產大概維持在兩百部左右，聽說啊！沒兩百也有一百五六，大部分電影根本排不上檔期。而且檔期要拿錢砸的，不是光給你檔期就有人來看，要忽悠，拷貝差不多一萬一個，全國影院同時上映至少印兩百個，記者來聽一下，一人五百紅包，回去發一報屁股。定點連續大塊吹捧是朋友怎麼也得數給人家上萬、三五萬。還不能光收買一個記者，要一批大大小小，正反托兒，才折騰得起來，以為出大事了。聽說啊，我這可全是聽說。
小電影三五百萬拍的，拷貝費、宣傳費都付不起。一個電影要在全國煽得大小城市每隻耳朵都聽見，基本宣發費用去年問一個兄弟還說五百萬夠了。轉過年就聽說一千萬。昨天專門問一姐姐，這位專跑發行的大姐假裝腦子裡算，沉吟了片刻，中肯地說，怎麼也得兩千萬。其實都是瞎估，真發過上億片子的都不出來說話，免得讓人聽出省錢的地方來。但是，五百到兩千萬是一基本面這是一共識。你說你拍了個兩三百萬的片子，我會給你投兩千萬再損五百萬發行嗎？我要真有這心，我要瞧得上你，我為什麼不一開始就投你片子呢？就說你自己覺得好，周圍一幫朋友也都說好，請誰看都哭成淚人兒。沒宣發費，街上沒人知道，真正掏腰包進電影院那幫怕叫時髦落下的小姑娘小小子不知道。大片的成功只是一次性成功。這成功甚至都沒人敢說一定延續到其本人的下一部。如果說這幾年這幾部一巴掌數過來還有富餘手指頭的大片，對電影市場確實產生了影響，就是在新一輪進場的影視投資公司、國外基金經理什麼的新投資人心中打了一針雞血：投就投大的，全球分賬，進主流院線，一千萬美元以下的，上房不帶劍的，叫人瞧不出咱們從前心裡其實挺狠的，不叫電影。都成知道怎麼在電影市場賺錢的明白人了。什麼是商業電影，比你會聊：商業電影，就是全世界賣的，觀眾喜歡的。這不跟沒說一樣嘛。那也符合我們的思維習慣，我們特別喜歡找一條正確的道路，唯一的道路，就跟開車堵車似的，就瞧著旁邊隊走得快，掰出去並進來，就瞧他那兒忙跟馬路上編筐呢。其實本來也沒走在坑裡，就是見不得別人快，旁邊多過去一車頭，立刻覺得排錯隊了。就造成一個，全國一年只放一部電影，大片和大片還互相躲呢。放倆，今年就太熱鬧了。沒什麼見識的小報記者就得滿世界嚷嚷有擂台。
還不如樣板戲呢，那還八個呢。特別逗，好像天陰太陽忽然出來了，大家一起指著一幫古代人喊：這是電影。
孫：我十年也去不了幾次電影院，我一朋友王佳彥原先在上海影城的，有一回指著我開玩笑：中國電影就是叫你這樣人害的，不上電影院。
王：其實，原來我覺得電影從業人員還是很堅持青年時代的態度，用台灣跟咱們聊天的話說：一中各表。既反映別人，也反映自己；既反映主旋，又反映邊緣，還有個百花齊放的基本態度在這兒。老一茬投資者也是憑著個人興趣，胡亂掙來的錢胡亂扔出去，沒說指著電影掙錢的。基本上我接觸的投資者態度都是無所謂，你拍什麼都行只要能通過別讓我太糟心。沒有誰一口咬定必須什麼是電影，什麼不是電影。電影成功的標準還有口碑，還有獲獎。
孫：具體作品在暗示某種標準。
王：現在好像都知道什麼是電影了。這幾個片子起了示範作用，只有類型片才是電影，只有高票房才算成功，哪怕滿地撿罵呢。
其實算筆賬也未必掙錢吧。因為它投入大，國內就這麼大盤子，國外全叫沒準兒。當然投入也有水分。票房也有水分，特別是新浪上登的特別轟動，鼓掌多少分鐘什麼的。
《英雄》應該是掙著錢了，其他的國外賣沒賣咱就不知道了，沒見太吹，不像他們呀。就算都掙著錢了。至少已經造成了全市場投資意向全部轉向古裝武俠。每個投資者都在聊一個古裝武俠，全亞洲明星陣容。
孫：它甚至幻想這是為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提供了漂移的可能性或者存在空間，就像武俠或所謂玄幻作品中那些飛來飛去的人。
王：要說中國電影媚外，從來沒這麼媚過。過去說這些人拍電影是為了電影節，但電影節也是要求你多樣化。你不能老那樣，譬如說你拍到第四個，還是你們村，就換伊朗他們村韓國他們村了。還是有一股從沒人明說但人人感覺得到的壓力逼著所有人都在尋求變化，哪兒沒人去過奔哪兒。原來在我看來是天經地義的，就是一個所謂創作，你要保持原創性，你就不能重複。在武俠這類東西正好反過來，它可以說非常模式化。
孫：對，對。很多東西一模式化就死了，而有意思的是，武俠是靠這個活著的，特滋潤，咱們這兒還有好些這類東西，不過現在也難說了。
王：它，比如說《英雄》，這個政治嚴重不正確，我覺得其中包含著它一個正面的努力，它就是為了打破傳統武俠的那種狹隘。它的這個努力是正當的。結果，你不服從它這個模式不行。就像通俗小說似的，你不服從它這個模式，你就是錯。觀眾就會不認，而你又是專衝他們去的。當然，那到後來，創作的多樣化就被徹底取消了。
這個情形，我覺得就很像70年代了。那個時候，通過政治手段，通過示範樣板取消多樣化。今天也是這樣。你看市場多元選擇，但大家就追求利益最大化。哪個利益最大化，好嘛，我們所有模式都按這個來。其實這造成一個特別可笑的結果，誰都知道什麼賺錢，誰都拍不成。
孫：金錢是一種超級模式嘛。
王：譬如說，你必須有這個三千萬美元的投資，你必須有這幾個演員，就華語圈這幾個演員加上點日韓。你湊不齊，演員也不能分身一年拍兩百個電影，那你就別拍，全拍不了。電影院也都急功近利，除了這個別的它不愛放。我還費電呢。新人，你千方百計弄成了，沒地方放。
其實中國內地電影市場在全球微不足道，還不如香港呢，它完全無足輕重。養不活人。我說我電影只為本國人拍，就在國內放，愛國吧我？有志氣吧我？那對不起，你就不能超過一千萬。一千萬就需要三千萬票房。咱們這兒分配不合理是很明顯的。電影院和院線公司要拿走你每張票裡的百分之六七十。噢，拍電影的錢我全掏，放電影的錢我只能拿三分之一，誰能拿百分百的成本，靠百分之三十的收入，支撐這個局面？
孫：那這樣不就等於為電影院拍電影了。
王：甚至都不知道為誰。電影院完全是巧取豪奪的，老實說。放映一部電影真需要抽這麼高水嗎？不需要。你不就這點人工、電費和建電影院的折舊嗎？至少院線公司跟在裡頭抽百分之三十沒道理，他跟電影院是一家，都是老省一級國營發行公司變的，電影院上級。院線公司不承擔宣傳費，還是得製片公司自個兒掏錢。院線實際上也不管放映，也就是幫著安排點檔期，組織點首映權拍賣，開點記者會，跑前跑後，坐地收錢。他們完全是通過壟斷形成的強勢。
早年有人做過嘗試，跳過院線公司直接跟影院勾上放片子。你一部電影掙錢了吧。院線公司跟影院說了：全年供片我不供你了。特別是外國片。外國片最掙錢，又有人看，給外國片商分成又低，比國產片低，好像是百分之八，不知是不是保護國產片的舉措。外國片進口歸中影公司和華夏公司，兩家抓鬮分配額，到省市這個配額就分配給各地的院線公司，由院線再下影院。實際上現在叫院線公司了，還是起著過去省發行公司的主導地位，計劃經濟市場經濟兩頭好處都佔著。
那你說你要自己維持一條院線，一年至少要二十部電影。倆禮拜放一個新片不算多吧？你這個多廳的，就要再多買些電影花搭著，使你這個電影院裡才有電影可放。
孫：在我聽來腦子完全是蒙的，就跟看某些電影一樣。
王：國家電影廠基本不投電影了。投資主要靠民營公司支撐，一般民營公司上來，在2000年之前，投資千萬就算大手筆了，在市場上就算領跑了。2000年之後，開始出現投資三五千萬的，那就已經很有叱吒風雲的氣象了，可以為導演們傳誦一時了。我還真沒見過誰一把砸進來三五億的。三五千萬已經算很大了。三五千萬的投資，生產一兩部電影夠使，全是小成本可以玩十個八個，怎麼可能生產二十多部電影呢？當年北影廠，長影廠，上影廠，一年也就十幾部電影。一條院線的胃口靠一個製作單位是不可能滿足的。所以就造成享有進口片配額的院線公司在中間什麼也不干白抽三成影院還不敢得罪他。發行還得導演製片人自己去發，或者找民間獨立小發行公司。這個民間獨立小發行公司，像那個“保利博納”的於冬，就算做得最好的了，據說也主要是靠髮香港下腳料，在香港放完了拿到大陸來放的黑幫片掙點辛苦錢，利潤空間非常小。也就百分之幾的縫兒吧，那麼一口剩湯。
商務——就是企業贊助、貼片廣告，說起來好聽，其實大部分是媒體交換，不是現金。譬如說，當年《天下無賊》放映前就號稱拿下了三千萬的商務，那裡頭大概有一億條免費短信，多少家國美電視同時播你的片花什麼的，事實上這些個東西只起到宣傳效果。
孫：眼下任什麼都跟短信扯得上。
王：為什麼還那麼多人哭著喊著干電影，還真就拍成了也沒見誰餓死？應該說大部分人都是自己暈投資。暈著一個是一個，電影只要上了，工作人員就先在成本裡掙錢了。這個電影的成本裡，過去說一半是人員成本，三分之一是這個器材膠片洗印費用，剩下的是人吃車馬喂。宣發費還不算，過去沒有這一塊。現在一般來說宣發費和製片費你得按一比一投入，你拿十塊錢做片子，就得再拿十塊錢做宣發。這就造成完成一部片子到推向市場的總成本翻倍。
而且，現在人員成本又大幅上升，你請駭腕兒所謂大卡司的錢要另付，不在製片預算內，但還是在總成本裡。所以整個人員的成本就可能變成影片成本的三分之二，五分之四。器材膠片的增長不太嚇人，因為器材公司之間的競爭還在不斷打折，器材是趨於便宜，至少是沒怎麼增長。
這樣看來，電影成本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被人為擴大的。因為從業人員越從放映上看不到利潤，越不肯事後拿錢。必須先拿錢才有保證。有一種說法是，一個製片主任最後只從你的成本中拿走百分之二十，那他還真是拿你當朋友了。有的劇組，投資下來揣一半拿另一半拍戲，也有，拍出來也還行。
孫：那就是吃成本這塊兒，電影掙不掙錢再說了。
王：咱們這兒往往導演兼製片人嘛，他也是這種大權獨攬沒有監督的。所以說電影人他生活得不錯，相對於其他寫小說的，做音樂的，生活得都好。一個再爛的電影，一個再爛的電視劇，拍下來，按合同拿錢，一點不黑，也比一本最暢銷的小說版稅拿得多。再從成本裡省點，假如你是包製作，省的就全是你的。一個片子，五百萬也是拍，兩百萬也是拍，全看導演要求了，出品人一般看不大出來。實際上，你比如說像這個《夢想照進現實》。如果大家都先不拿錢，直接成本不會超過一百萬。這還是膠片呢。如果你又拿高清——數碼攝像機拍，沒洗印，當代戲，沒服裝，不搭景，實景拍，也就百十萬到頭了。當年拍地下電影和小成本電影，一直有十幾萬拍戲的傳說。還有笑話說，一電影節，設一巨獎，準備獎給全世界拍片最苦的導演。我們國家一哥們兒，用特別少錢忘了是多少了反正是駭人聽聞的數兒拍了一電影，心說沒比我再慘的了吧？就奔著這獎去了，以為必拿。結果，給俄羅斯一哥們得了去。因為這哥們更苦，是要了若干年飯湊齊錢才拍的片子。（呵呵大笑）
孫：這就給往後指著獲獎掙錢的導演出了難題，還有什麼比要飯更慘的招呢？
王：最極端的例子就是那《女巫布萊爾》。兩萬美元拍的，兩百萬被一個發行商買走了，在全世界賣了兩億。這就是電影它有奇跡，所有人都奔這兒想。反正隔幾年准有這麼一個奇跡。
孫：這誤導了不少做電影夢的年輕人，還包括些不年輕的呢。
王：就像當年李安那個《喜宴》吧，號稱性價比最高的一個，一比二十一，超過所有的大片。今天，你看大片，它再賣錢的美國大片，也不可能達到這樣一個性價比。它能翻一倍就不錯了。是不是？
所以嗎，當然就是，說實在，我覺得這件事兒電影的從業人員明白，電影學院的老師明白，電影管理人員明白：電影是豐富的，沒有一個限制。只要你膠片記錄下來，甚至現在你拿磁帶記錄下來，都算電影。就是一個用通過電子頭放映出來的影像而已。
只有觀眾和媒體，我覺得現在媒體特別奇怪，媒體也應該明白，但他們表現得好像很不明白。（孫笑）認為那個——大片才是電影。將來真要信了這個，要麼就拍這種誇張電影，要麼就不拍。
孫：（同時）不拍。
王：也不可能不拍。沒有人會放棄自我表達的權利。其實電影和小說一樣，最終目的都是表達。你說我表達能力不行，我也要表達。早期的拍攝是這樣，今天也是這樣，每個人的第一部電影都是倒貼錢也要拍。至少是不考慮拿錢。電影學院每年都畢業出很多學生來，他們都是要掙資歷的，他們開始都不在乎錢。
電影其實也沒什麼，演員也沒什麼。沒那麼神秘，專業性也沒有像飛行員啊，潛水員呀，需要長期的嚴格訓練，一絲不苟地執行。差點也挺好。
孫：所以有人生經驗的人大都覺得自己能搞藝術，演個電影，寫本小說什麼的，但是沒人覺得自己退休以後可以搞搞航空，開開潛水艇什麼的。
王：中國人特別崇拜技術，以為電影是汽車呢，管懂技術叫有才華，其實未必。當然咱們做什麼水準總是起伏不定的。這也是一特色。所以，你說，去年的時候，咱們一股風嘛，我也寫了一武則天，也是一古裝大戲。拿出去了。老外們，當然，老外們，我覺得是不知道中國現實，中國現實太複雜了。我們國家是有一定的管制，表現現實非常困難。你看五十多歲那幫人，有一個正經表現過現實嘛——這些第五代巨匠，最多是尚且黑白分明又被刻意簡化的昨天。現實總是讓人不愉快的，我們又不願意讓人覺得我們活得很猙獰。我覺得也就顧長衛的這兩部戲，《孔雀》和《立春》很不迴避。他那編劇挺棒的，像寫小說一樣努出屎來寫劇本。——但它也是正在遠去的今兒早上，雖然連著今天，但還不是此刻。
這個，也就是說，古代這點事，惹不出多大事。你說這武則天，老外也未必人人知道。但她不是一女皇帝嗎？人人都對女人有權力有興趣，他覺得這挺稀罕的：早聽說你們那兒婦女解放搞得好。你跟他大概一講，他就能假裝明白。但他一定會先去國際市場打聽打聽，相當於預售。你看，估計在歐洲，法語地區，德語地區，英語地區，北美，日本，韓國，這些都是能拿大價錢買中國電影，都有掏過百十萬美元買中國電影的記錄。他們是主要市場，主要被忽悠對象。
但是，就說這些從《臥虎藏龍》到《英雄》到《十面埋伏》到《無極》跟了一路的老外，已經跟噁心了。人家是愛看雜耍，但不等於天天要看這個，不看不答應——人怎麼那麼缺心眼呀？就跟第五代那種他媽的歷史宏大敘事似的，人家現在也看噁心了。雖然三大電影節主席都沾新左什麼五六的，對中國有特殊感情。像意大利的馬爾科，六幾年就來中國當留學生，中文說得很好。這幫當年都是歐洲憤青。中國當年是激進主義的代表。他們年輕時對中國的興趣保持到了今天，估計現在也是覺得沒勁了。我就聽《外婆橋》那法國製片人讓·路易說：中國現在越來越平庸了。他上中學時每天少吃一頓飯捐給英勇但是在挨餓的中國人民。
孫：宏大敘事、新左派、政治正確，我忽然想岔了，想起我正寫的一小說中人物，我借他的口，挪用歌德的話：生命是灰色的，而理論之樹常青。
王：說實在的，國外賣電影非常簡單，就問你誰演的，我必須知道。但華語地區他們知道誰呀？他們不就知道一兩個人嗎？別人還有誰他們都不知道。你跟人說，我這裡有武打，吊威亞，聽說你們好這個。人說誰說我們好這個？你有一個行，你他媽全是這個，你成火車往這兒拉，就跟賣鞋似的，不能誇你們，一誇你們，我們這兒就臭了街了。所以現在市場反應都是一聽武打古裝就要吐。
都說掙著錢了，誰掙了錢了？《甲方乙方》投四五百，北京收一千二，全國三百，總共一千五，本利和，稅前還是稅後滿掙二十萬。《不見不散》投一千，收兩千七，本利和。《天下無賊》投三千多四千，票房一億二，誰掙著錢了？反正我知道投資方之一“太合”沒掙著錢，一年之後投的一千還沒收全呢。票房成功，都是聊出來的。
只能拍小成本電影。小成本電影，比較可怕的是中間那種，五百萬到一千萬那種。低於兩百萬的小成本電影靠國外電影節和藝術院線、博物館、大學、基金會、私人拷貝就能把本錢拿回來，還能小賺。所以你看拍地下電影的日子都過得挺好，光聽說有投電影賠了跑路的，沒聽說拍電影的有活不下去改行的。
你知道前兩年那個劉慶邦小說改的電影《盲井》，得了一堆小獎。當年是賣得很好的，但是發行電影的所有的發行商都虧錢了，放到電影院裡沒人看。上座好才是真好，還有下回。比如說《小武》當年發得好，上座也好，那些歐洲左翼中產，忽然發現了中國另一面，一個非常真實到今天還像是戰後的小城鎮，而且人物也是以他們熟悉的那種意大利街頭罪犯的態度在對待生活，既自暴自棄又光明正大，甚至比一般人還要正直，硬著頭皮維持著自己的榮譽感，其實那榮譽感在他家人面前都不存在。我這是瞎說，但我確實覺得《小武》像意大利電影。他們看得懂，也會喜歡。那個電影大概是賈樟柯電影中最無心機的。接著《站台》野心就太大了，痕跡也出來了。我覺得賈樟柯同志成熟得太快了，他的訪談已經超過了他的電影。他越堅定自己要什麼，越像一個80年代的校園精英，無比正確但屬於強行跟人民站在一頭的。當然我認為他的《世界》是一次不成功的商業片試探，意圖太明顯了。關係太對應了，再也沒有比世界公園更笨拙的隱喻了。他顯然不是個萬能導演。也不必去尋求廣大觀眾的認同。商業片就是類型片，做元素嫁接是沒有意義的，一次成功也不能解決今後所有的問題。就像第五代導演一樣，第六代至今也沒一個有機會脫胎換骨成為真正的類型片導演，他們注定只能是擺脫不了個性的作者導演。要廣為大眾傳說，只能關心現實中的窮人了，這大概是每個小知識分子走投無路最方便的去處，但那最好不要去拍電影，不要把人家當資源。
比黑，比狠，地上電影永遠比不過地下電影。要拿票房當標準，地下電影也做不到這點。歐洲新紅資們再不是東方窮人天生的同情者，也是暗暗希望窮人有尊嚴地活著，在道德上和他們保持一致。《綠帽子》是試金石，有誰不清楚自己是不是中產階級，看那個片子就測出來了，出來喊髒，覺得大受冒犯的就是。那片子賣得也不好，全世界中產階級的趣味代表——發行商們一致拒絕。
孫：可惜了。那劉奮鬥可真是不錯，有股子狠勁。阿城可是有眼力，一看一個准。
王：獲獎容易，賣片難。國際上還有一套放映的技術標準。我們往往達不到。比如說，我們國家洗印車間，空氣潔淨度不夠。藥水太髒，老不換，還經常給你洗壞了，洗壞了意味著重拍，重拍，重新搭景，成本一下子上去了。你不敢相信他，樣片沒出來的時候，不敢拆景。
因為質量不保證，你要達到國外放映標準，比較穩的是到國外洗去。去日本，去澳大利亞，最損泰國，還不是錢？還不是成本？
孫：我在悉尼見過那洗印的地兒，人人都會告訴你，誰誰誰的片子在這兒洗的，成一景點了。
王：國內也有很好的混錄條件。長影也有最先進的，但是混錄師不靠譜。譬如說，我們這裡特別喜歡往聲音裡加混響，好聽。唱卡拉OK，那叫好聽。那你放電影上那叫做作。
孫：徐靜蕾也說這個，混響的事兒，說了好幾遍。
王：你說為什麼好多電影後期要拿到國外做？花錢也要出去做。膠片一批批坐飛機，上人家國外洗，就是這個問題。其實，不是政治原因，是技術原因。但是同時引發政治問題。很多電影拿國外去洗，底片擱國外了，你槍斃它槍斃不了。它從國外帶過去參加電影節。這又成政治問題了。
所以，五百至一千萬這一級別的投入，實際上就等於你既沒有國外市場，國內又根本吃不下來。比如說，你花了一千萬拍了，你還要花一千萬宣——現在要花兩千萬，合起來三千萬。一個億票房才打平手。這還不算財務成本、管理成本和稅收。所以五百至一千萬是個很危險的數。
孫：咱們這邊一直有這種說法，好像不學好萊塢，弄它幾千萬宣，就不是賣電影呢。
王：三百萬危險不危險？一樣危險。三百萬，一千萬的票房。口碑極好，一千萬票房，到頭了。《瘋狂的石頭》也就是一千來萬。再有，你是不是能如期收回分賬也是個問題。多少年，就是這樣，電視劇也一樣，每個收錢的環節它就不給你及時打錢，我欠著你。中間還有稅收，還有好多問題，你最後拿回來的毛利可能不到百分之幾，好多時候，錢沒回來，公司已經散了。
當然賣DVD，賣電影頻道，也是一筆收入。DVD一般四五十萬算高的，還在不斷往下滑，電影頻道一百萬上下。如果你有版權的話，還會有長期效益，國外電視台，上星節目偶爾會來買你的播映權，跟其他中國電影打捆買，好的一兩萬美金，少的比一台電視錢多點，如果你活的夠長，過一百年可能發了，你是不是願意等這麼多年？所以，顯然，三百萬也高。
那就兩百萬吧。兩百萬那您就不能搭景了。老實說，您也搭不起。你也用不起腕兒。因為電視劇，現在最駭的腕能給到一集二十萬吧。一線小腕兒十萬八萬都能給到。她演一個電視劇，電視劇覆蓋面廣。帶來的廣告效應高。你累死累活馬不停蹄拍戲，像張國立這樣一年干兩百多集，也能掙好幾千萬。
但，那個，你拍電影就不可能啦。你再怎麼，除非這位，說我拍電視劇拍噁心了，我換換口兒，我玩一個這個。因為電影畢竟拍攝時間短，戲集中，人物集中。葛優就演過這些，比如《卡拉是條狗》。我相信他不會要太多錢，比拍商業電影價格要低。這也是個傳統，相當於好多腕商業夠了，會演個話劇呀，藝術電影呀過過癮。
孫：好多藝術門類在今天還活著，是因為是等而下之的啊？
王：但是你不能指望這個呀，拍戲是很重要，也別到處求爺爺告奶奶。這個戲一開始也想過葛優，但後來就覺得，與其那樣不如做到極致。何必呢？而且小電影就不適應明星，它和商業電影要求不一樣。越陌生越好。大家看時也不會被他的特定形象帶出戲。像葛優，被固定了。讓他長頭髮，我看著都彆扭。最好找大家不熟的，小成本玩的就是新鮮。
再比如說，你可以找一家贊助，贊助你機器，贊助你膠片，贊助你洗印，這都可以。甚至，你把音樂版權預先賣了，音樂公司贊助你聲音。那剩下就是服裝、道具、人、景兒的錢。你這兒沒這預算，壓根。只能穿各自衣服，從自己家搬桌椅板凳茶杯茶。景兒不能搭，最多只能搭一堂主場景。演員不能多，都找實景拍。實景也只能在屋裡不能上街。上街就要給警察錢。
組織群眾場面要給群眾演員錢，哩哩啦啦二三百人，一個人三十元——從前啊！現在不知道。你還得管飯，少一頓不行！你管不起，攏共就一百來萬，那你群眾場面也不能要。
這樣一路盤算下來，還不如就一場景，還不如就倆人。而且當時也有《愛在日落前》和《愛在日出前》那兩個片子，人家兩人聊得挺好呀，而且，其實，平常大家經常聊。是吧？其實就看你聊得有意思沒意思。
它當然就不是一般電影。你再會聊，聊得特別有意思。也不是所有人都對這個話題有興趣。熱鬧嘛，大家都能站著看會兒，打架，都能站著看會。聊天，那就得跟朋友一起聊。所以，小成本電影注定是針對特定觀眾的，不是給大眾看的。
這個成本降到一百萬，老實講可以不上電影院。因為電影頻道給你吃進去了。它可以拿一百萬買你，你就不用多想了，不用想我他媽到哪兒找兩千萬來發行這一百萬。
而且你要一面對大眾，就有一嚴重後果。因為那種所謂的商業包裝，是他媽的不分對象，不分好歹的狂轟濫炸，可能把很多完全不適合看這電影的人都給轟進去了。人花八十元——正經一頓飯錢——進來，看了半天兩人聊天，那他看電視劇，看訪談節目好了。像《東方》這種訪談節目做得好的，他看著行，他也沒什麼不樂意，閒著也是閒著，我看你聊會天，不好我就換台，他有選擇性。但電影院是個強迫集中行為，而且我是被你蒙進來的，出來肯定不爽。而且這賬怎麼算呢？我花一百萬拍了部電影，花兩千萬發行。回來錢先分發行的，最後才輪到我這兒，到最後我沒準一百萬也收不回來。實際上，怎麼算都是不合適的。
孫：這些事兒聽著多像相聲，侯寶林拿去直接用都不帶編的。
王：《夢想》這個戲，最後硬著頭皮上院線的原因是拉來商務了。商務贊助要求你必須電影院放映多少場，它有這個要求。那當時就是見錢眼開了。你要不見錢眼開，你就說您這要求，對不起，我做不到，謝了。還是見錢眼開了，把自己擱在難受的位置了。
孫：倆人說話確實是件怪誕的事兒，就像咱倆現在這麼著……
王：當然，在寫這個劇本的過程中，我也有一種無力感。經常問自己有必要非弄這東西嗎？（笑）但是又覺得你作為演員也好，導演也好，你不能一年一年不拍戲呀。你總得拍，好賴你也得拍，當熱身了你也得拍，手不能生了。
說是不為別人，就這些對話一聊到底，還是感覺有壓力，來自大眾的壓力。說實在的，你就說兩億四的票房，八十塊錢一張票，三百萬觀眾，到哪兒你也不算全體觀眾呀，怎麼都不算。甭拿觀眾說事，誰不是觀眾啊？現在沒有誰在為大多數人在拍戲，也不可能，永遠——只能是少數人為少數人。所以也別一聽不為您拍戲就炸，覺得您花幾十塊錢就是上帝了。
孫：永遠在說為大多數人。
王：戲裡兩個角色一個女演員一個男導演，我當然也有目的。媒體不是經常愛搞那種曖昧猜測嗎？演員、導演這兩者關係先天給人感覺曖昧。得，那我就利用你這點下流吧，當然我這想法也不高尚。我不正派，我投機心理，我承認。
一男一女大夜裡聊天，聊什麼哪？很多人都奔那兒想去了——奔他媽生理需要那兒想了。但是，正常一個組，導演演員夜裡不睡一般還是想工作。真正使人感到需要聊聊的還是怎麼把自己想要的表達出來。當你努力半天，卻發現自己完全不知道在說什麼，你表達的完全不是自己。這種表達的錯亂，不全是外在原因的問題，是表達有先天的局限，語言它本身是一個不能完全表達人思想的工具。所以，陳村說過，最好的小說是腦子裡想的那個。你就得面臨一個表達減分的過程。其實拍電影，就是一個不斷減分的過程，從最初的想法開始。
孫：老話說，最好是好的敵人，求極致結果就是什麼也不做，什麼也做不了。
王：這個問題，其實是大家經常聊的，甚至拉下臉來互相大罵的。最狠的評價就是：您沒有自己。那我覺得在這個戲裡，這兩個人是既信任又不信任、既合作又懷疑的關係。其實演員和導演，包括製片人，包括組裡每個人之間的關係都是這樣。咱們現在合作，我們互相不可能絕對信任，甚至有時候我會遷怒於你。認為你沒有給我表達出來。
很多導演片子拍砸了，賴演員，你沒演好。演員拍砸了認為編劇不靠譜，導演不靠譜。好像自己的問題都是別人造成的。其實，都順，都隨你，你表達出來的也未必是你真想表達的。
孫：就像卡夫卡說的，我寫的不是我想的，我想的不是我應該想的，直至我的內心深處。呵呵。
王：在這個問題上，我絕對認為，沒有誰有能力把自己表達準確，還能完好無損地傳達出去，使對方一點不誤會。我自己就有這個感受。衝上來強烈誇你的全是前門樓子。你說這叫誤解，最大的誤解往往來自於擁鱉、飯廝。
孫：有人，只要是讚揚，誤解也行。是不是有這麼著的？
王：再惡毒的謾罵，你說他面目可憎吧，也有好的地方，決不讓你產生絲毫誤會，表達絕對清楚，就是罵你了。要說什麼時候人表達無障礙，就是罵人的時候。你記不記得《綠帽子》裡，那幾個演員，只要一開口怒罵，立刻無比真實，所有表演都順了。
我覺得，絕對無障礙的自由表達是不可能的，沒有人能，否則的話，在言論自由的國家，它就不會這麼多焦慮了。你表達不出來就是你的問題。不管商業，那些全是因素之一。完全自由是不可能的。就這意思。所以，什麼事光聊，到最後不可能有結果。
我這劇本，老實說，就對話而言，這個密度差不多兩萬五千字就夠了。情景喜劇的話，聊為主，差不多一萬二到一萬五千字，四十五分鐘就到了。電影的話，一個半小時，兩萬五足夠了，你中間總得留點縫吧。所以，原來我劇本都寫到兩萬就打住了，這個寫冒了，寫到後來，聊聊扯出別的了。
我其實是跟自個兒亂聊，全聊到我自個兒心裡頭去了，跟別人沒關係。我是自說自話，聊得倍兒他媽高興，我自己特別高興，就是自己說話說痛快了。所以，這個劇本大致就這樣的。（大笑）
孫：這個劇本，我看了，其實是拍了三分之二吧。不到三分之二。
王：從量來說，是二分之一。
孫：其實這裡頭，我看的就是說，我覺得可以作為一個小說來讀，一個對話體的小說來讀。而且這裡頭還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東西，是在你的敘述中。就是你在說這兩個人描繪這件事的時候，有很多。
王：我寫冒了的意思就是，好多話本來說完了又冒出來一小尾巴，明明到頭了還有，拉線屎，怎麼都拉不盡，怎麼都連著，該打住了，還有一串串話手拉手往外滋。這個其實讓我有極大的愉悅，這個愉悅就是終於無節制一把。
孫：寫高興了。
王：寫高興了。真要把話說盡了挺難的。不是回回都能趕上，過去我挺裝的，好耍那意猶未盡、話裡有話的范兒，推崇節制——這他媽是誰裝我腦袋裡的！其實日後，完全可以多場景再拍一次。我是準備，將來沒得玩的時候，重拍一次。從容點。畢竟這個戲太自我了，別人的處理上，有一定障礙。
孫：其實本來那個徐靜蕾也說你來導也很好，其實你來演也挺好。
王：我不行，我這人腦子想的和嘴說出來的不一樣。當著一堆不熟的人，一幫現場人員面前，我會覺得我跟他們說不著，我說得著嗎，我？那咱就別費工夫聊這事了。（孫笑）
其實我是個窩裡橫兒。出門就緊張，人多就肝顫，特別是我怕群眾。我見群眾有巨大精神壓力。為什麼我不愛去各種社交場所？到門口我進不去，人一多就把我嚇著了，驚著了。我覺得群眾挺操蛋的，你站在他們對面，他們就千方百計逼你逗他們高興，特別齊心想看你當場變成猴兒。我去過一次什麼狗屁大學年輕不自重的時候，剛上台我他媽的就覺得特別糟心，就覺得自己正一臉媚笑，想控也控制不住，我害怕呀！怕底下有人不喜歡我呀。所以什麼不得體的話只要有效果就噴，感覺在那兒演了一晚上流氓。中間有一胖大女生憤然起身走了，我頓時就覺得心裡掉了攝氏五度，好像做了什麼對不起這人的事，偷了人東西什麼的，一邊嘴裡繼續胡說，一邊想跳下台追上去，叫住她：哎，同學，我怎麼得罪你了？那胖姑娘後背我現在還有畫面，衣服顏色不是橘黃就是淡紅，肩膀上吊著一帶兒倍兒長的沉重書包。
所以，我最流暢最自信的時候，實際上就我一個人兒的時候。天生寫東西的胚子。過去，有一陣，1991年以前，我覺得寫作我是拿來當飯碗的。拿那個提升社會等級，中國這麼殘酷的社會，你敢往下掉，你就不是人了，大家能踩死你。我必須往上，蹲到一個至少不挨欺負的位置。我不是說我上去要幹嗎，我信這句話：貧窮既罪惡。也不能最後他媽的被日常中的那種可怕摧殘了，自信全磨滅了。那後來，我感覺掙錢和寫作這倆事纏在一塊了，也挺擰巴的。很長時間我完全忘了寫作其實是我一愛好。就覺得是一飯碗。你想我這麼想這事，天天寫作就等於天天悶家裡做飯，我能覺得有意思嗎？用《綠帽子》裡的台詞：我他媽能舒服嗎？所以1991年以後我決定不寫了，出去玩幾年，我一點也不遺憾。我還記得在上海寫了一傻逼告別宣言之類的東西發在《新民晚報》上，好像還是鍾紅明幫新民約的稿。
我現在等於是，把這倆事分開了。寫東西就是純粹愛好，掙錢就是電影了。這回一發雜誌，好像又不像了。好像又有點見錢眼開了。心裡一股很熟悉的過去那種追名逐利的幹勁又湧了上來。我他媽就不能該著我的錢不拿！這是我一大弱點。跟，就是不能讓人把我當傻逼！並列為兩大過不去。
電影最終是導演的。錢製片人掙，名兒導演出，編劇夾在中間，本來就不是最大受益者，我幹嗎要負責？我使一半力已經很對得起大家了。我覺得不為錢寫作確實非常愉快，真的！我這幾年不是還寫了倆長篇嘛，當然我不準備發了。不發的原因是我覺得寫得不好。寫寫就發現，其實還是在千方百計偷偷滿足公眾要求，比如話到包袱口了，必須抖一下，不抖顯不出我機靈。靠。我真不是無時無刻都準備諂媚各種惡勢力。我怎麼這操性啊？我估計啊，什麼時候我目中完全無人了，我就算成了。這是我對自己的要求：一輩子不老實，一輩子說瞎話，老了一定要敞開一把。
孫：我正相反，公眾沒要求，反正你扯什麼咱們也不怎麼明白。就有年輕的朋友拿亨利·米肖的話來安慰我，說是一個人要是有兩千個以上的讀者就該去自殺。人總有辦法寬慰自己和別人。（王大笑）
王：過去，還不說社會要求你一作家要有責任感，你自己也覺得說出去的話最好別太烏七八糟，做不到正確，就盡量圓滑。最近我越想過去這些也不知誰灌進我耳朵裡，就當行為準則約束自己的東西——越覺得可氣。我怎麼可能每句話都正確？我是誰呀？憑什麼我就得正確？而且什麼是正確啊？哪兒刻著呢？我對你負責，我怎麼可能對你負責？沒可能！我都不認識你。
僅僅是不為錢寫作，就感到從沒有過的自由感。原來，說實在的別看我這操性還有很大的自我克制：這句話能發嗎？不能發，我就別這兒費勁了。我絕對自個兒跟家瞎琢磨：這段我不這麼寫，我拐個彎兒，你們看不出來了吧？好像很巧。其實是把真正想說的，主要的意思，那個原來的壞就放棄了。
因為原來我，大家都說，你寫出來的東西是給大家看的，那麼你就要對大家負責，大家都挺容易學壞的。我覺得我現在寫的——當然我不是指這個劇本了——我寫的其他東西，就為我自己看，我就不為大家負責，我甚至都不為我自己負責。
孫：“大家”其實是這樣一種東西，你指望他的時候，他就跑沒了，你不指望的時候，他就蹦到你跟前了。
王：但是生活總是要買很多東西的，有時候人家把錢擱在你面前，就拿走你幾句話，我憑什麼不讓人拿走？幾句話嘛，想要還有。但是扛著，不發，不缺錢，等我死後吧。為錢寫作多不牛逼啊！回來一進家，真缺這兩塊錢。有這兩塊錢跟沒這兩塊錢還真就不一樣。說不要，但是回家想。想怎麼說服自己：你不是那人啊，讓誰將住也別讓自個兒將住啊。扛到今兒，一下禿嚕了，一禿嚕百禿嚕。守志很難的。
我想我將來就是，現在因為有這種可能，現在有這種可能。現在這個東西寫出來賣出去需要一個中介，比如出版社呀，比如說電視台呀，比如說電影發行公司。這些中介呢，有他們自己的喜好，而且是不問對像向全社會推廣，那你就要照顧全社會的道德水平，全社會——就是連小孩也算，精神不正常不能對自己行為負責的人也算，那水平就是最低水平。是啊，他不能負責，只能你負責了。這要求很合理，你要連小孩、精神病的錢都賺，那你當然要負責。
那互聯網就提供了一種可能：我東西擱這兒，小孩不許進來，精神病不許進來，就像黃色網站似的，先屏蔽了他們。我相信這技術不難。成年人進來，能為自己負責的人進來，大家先看，看著不滿意，您可以不花錢，看著還行，要下載，您就付我這下載的錢，一頁一毛，就咱倆之間，一對一，不許中間那些烏七八糟的人抽成兒。事先說好了，出門您打家劫舍可跟我沒關係，要簽同意書的。或者我在網頁底下寫上一條：點擊下載就意味著您已經承諾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並自動放棄因您本人行為失當對本網主進行的所有精神追償權利——將來直至永遠。您不能說因為我受了刺激。
我們倆這交易就算完成了。——我就說，避免大量冤魂進來。這想法我覺得挺好。儘管現在未必能做到，趕明日後一定可能。
孫：這就是你寫得痛快，買的人也覺得值。
王：就是你這話我看著高興。或者哪天您看著不高興了，扭臉罵我一頓，我也知道是誰在罵。不是莫名其妙冤進來看熱鬧，以為我這是熱鬧，但一看完全不是熱鬧。這種人最冤，那我覺得這些人不必了。我也不覺得一毛錢叫錢。當然，那位，花錢不多，脾氣也沒那麼暴。
孫：有些人以摻和為主，仗著人多，覺得自己離真理比較近。
王：我個人有兩個夢想，或者說是自我要求：一個現在不能說，一個是希望能最終真實地表達一次。巴金先生說過，講真話。我覺得講真話特別難。講真話就算是有條件和環境，你講出來的可能未必是真話，可能是被別人灌輸的，甚至為了討好聽眾說的話，那個可能不是內心真正想說的話。人其實很複雜，內心不斷地被遮蔽，最終那個自己，我覺得認識起來挺難的。
孫：“遮蔽”這詞兒也時髦了好一陣子了，海德格爾啦、貝托魯奇的電影啦。
王：我過去講過的以為是自己的話，大部分是流行觀念，是別人的看法被我用了。我都忘了這話從哪裡聽來的，所有感覺都是別人給的。我覺得這裡沒有是否正確的問題，我希望我再說的話都是自己的，哪怕是錯的，只要是我自己的。當然我也不覺得有些詞誰有專利，他說過的話別人說就是受他影響，詞兒不重要，自個兒琢磨也能說出差不多的。不好意思，我頂不愛看一本書裡亂引用名人原話，好像跟人多熟似的。我當然覺得崇拜是最惡劣的品質，崇拜中最卑微的是崇拜名人。貨真價實就不是炫耀了嗎？
到今天我也不敢說我完全找到了自己，我說出來的話真是我想說的話。
聽說咱們以後是信息社會了？我覺得信息社會，就是社會財富主要靠信息流通互相收費產生。原創信息——原始信息最寶貴。不必經過媒介進一步放大，把你修改成可愛的樣子。我希望將來我自己可以不經過媒介加工，直接通過互聯網將自己的信息提交給欣賞者，也使對方接收信息的成本大幅降低。一本書、一個電影，中間批發零售環節掙了百分之七十，他就是把這個話遞給別人，有必要通過他遞嗎？他還挺事兒。
《紐約時報》還是一什麼美國報估計說，二十年之內報紙會消失，你沒必要去街上買報紙，從互聯網看新聞就可以了，大量的信息完全可以通過更簡單的操作獲得。報紙消失的話，雜誌沒有理由不消失。我覺得電影也沒有理由通過電影院來放映。少了中間盤剝，人們互相欣賞的成本會大大降低。
孫：一種科技進步所展現出來的烏托邦。願景。這個詞是我新學的，好像大公司裡都這麼用。
王：我算過賬，每月汽油費加煙錢加物業費，吃飯又不貴，我其實一個月一萬塊錢就可以過去了。這樣我一年掙二十萬就夠維持。我要賣書的話，現在一本書最多給百分之十六的版稅，一本書定價二十塊錢，百分之十六是三塊多錢，刨去百分之二十的稅淨掙二十萬塊錢，至少要賣八萬本。如果沒有中間環節，我直接面對讀者，一本書定價十塊，刨去物流印刷之類，賣一萬冊就可以掙八萬，賣三萬本一年就齊了，我也不用到處吆喝去了。可是，現在我得給中間多少人弄錢，顯得光我愛錢似的，不像話。
孫：好多人都為這事兒堵得慌。
王：到那時候，信息交流的成本大大下降，拍一部電影的成本也將大大下降。吃流通飯的，說實在的，二十年之內，這碗飯肯定不好吃了。誰用你當二傳手呀！仗著你佔著這塊地方，你有銀幕，你掙大頭。沒那事，我們以後都虛擬空間了，不需要你在那兒放映信息了。
不生產信息的人在掙最多的錢，這是本末倒置。“我給你編編。”誰用你編了，編的過程意味著什麼？到那時候，言論自由反而可以接受。言論自由大家有顧慮，是怕不該聽的人聽到。要這樣很簡單，該你聽的給你聽，不該你聽的就不讓你聽，譬如小孩，成年人的性生活您就別跟著聽了，大家都自覺點，別弄得我們這些成年人現在都只能聊小孩的事。
我想那時候，每個作者、詩人、導演、歌手，都有自己的網站，你需要買他的產品，瞭解他的信息，可以直接上網購買，大家可以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比現在消費一些所謂的信息產品便宜很多。藝術不是信息嗎？
在藝術領域的自由表達，我覺得指日可待，我相信我活著能看到那時候，只怕到那時候我無話可說了。
孫：無話可說有一部分原因是不想說，沒了那興致。
王：潮流這事，得趕在點兒上。趕早了，說了等於沒說。早年間，多損的稿費，按字算，賣得越多給得越少。將來，到那個時候，信息家——咱們都算信息家吧？容易生活，不用為了生活，摧眉折腰。流通成本沒有了，需要一點製作成本的東西，比如電影、唱片，也不是那麼可怕了，可以很便宜自己搞。
我覺得，三五年之後，數字會代替膠片，膠片實在太複雜，又要洗印又有很多不穩定的東西，膠片會變成經典，如京劇、歌劇啊，有些人喜歡這些的東西，就像喜歡手工活。
數字化以後，完全可以自己編輯，製作成本大量下降，小富即可承擔。當然，你可以拍超級的，人類生活那麼多元，可以無限地拍。反正有電腦特技，軟件越來越發達，肯定會有。
一般寫小說都是寫完了定稿了給你看，我想搞一個在線寫作，過程中的。因為寫作中，至少在知識上是會出現偏差，表述上會出現問題，甚至邏輯上出現混亂。如果在線上，可以像一個在線遊戲，以某人為主導，大家一起參與創作。但這種小說，需要一個特殊的類型。如果寫我自己的生活，別人沒法參與。如果是寫公共生活，涉及所有人問題的，別人就會參與，紀實和報告文學就可以這麼做。比如寫個反腐倡廉的，有人會說“這不是腐敗”，有人會說“制度不公平”，那個過程我認為是所謂說話寫作本來所要達到的，最古典的藝術目的。那種有教化意義的作品，在線寫作是最好的。當然，這要服務器充分支持才能達到。現在看起來，這是肯定要實現的，就是我在那兒一百個不樂意，我喜歡紙版書或者喜歡頂風冒雨上書店，懷著崇敬的心情買一本書，回家摸著書，感覺那紙，啊，像熟人皮膚。——就算一百個不樂意，也得眼睜睜看著它發生，到時那逛書店就變成玩古董了。
孫：這個電影裡兩個人在說話，有點交互的意思。
王：人就是和人交流。有的時候，一間房子就是一個世界，非常豐富。剛寫完的時候，我還跟人聊過，我覺得現在拍的是討巧省事的方法，是一個粗枝大葉的方法。其實屋子裡有很多特殊的地方，那得細細地去觀察，要用不同的光把它表現出來，每個人屋裡有好多燈，不同的燈光下感受不同，我覺得這是非常可觀的變化，可以請攝影全部拍到，然後想明白擱在哪個段落。人那張臉上充滿多少細節。當然那有點費琢磨，而且週期要比較長。
你說你在一個城市拍，你在一塊平原拍，你哪怕出外景出到天邊去，也跟在一個屋子裡拍是一樣的。只不過大家都覺得外邊才叫風景。
人在講話時在表演時在行為時，他的情緒一直在不停變化，有起有落。所謂情景交融，一個人一間屋子很夠了。
年輕的時候，在屋裡待不住，老覺得屋外可看性更高，到這歲數以後，外面逛煩了，在屋裡才待得住，才有興趣觀察到自己的房間。當然這個屋子最好受外界影響少，如果住樓房，外面走路裝修打電話，你也不相信這屋子是完全屬於你的。外界因素降低之後，你會慢慢看出這屋子裡的東西，當然也能人為地改變屋子。
將來我可能還真要去做一陣導演，沒人攔著我還真想不出不幹這事的理由。我做電影目的就是錢嘛，只有當導演才能取得利益最大化。指得上誰呀？誰也指不上，求人不如求己，我必須把死前最後這二三十年的錢寬寬裕裕掙出來，早掙夠早歇，七十了還為小錢奔波太可憐了。怕的是要受累。所以一直猶豫。有人說你行，因為導演就一條：你得明白你要的是什麼。底下人拿出一方案，你得馬上給出意見行還是不行。這我估計問題不大，我不想明白了我也不動啊。再說我建組我得全找熟人啊，我這麼大歲數我就別再去受人治了。
也有人說你不行，說做導演畢竟要跟人打交道，必須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把不樂意都藏心裡至少不能當場跟人碼。而我現在太愛跟人急，不許別人說話，而且跟誰一翻了臉就再也翻不回來了。別一部戲沒排完，人都得罪光了，老了找誰玩呢？
其實我最擔心、覺得最恐怖的是到電影院見人，鋪著紅地毯進去和戴著腳鐐進去是一回事，我不覺得這些導演演員誰真覺得好，大概第一次被觀眾矚目挺好，後來簡直是千夫所指，指著誇你也不舒服，這種東西嘗一次就夠了。
孫：好多人干電影是衝著這個去的，沒到那上頭溜躂一圈，都不算拍電影吧？就跟落獎似的，沒得著，那就算白寫。（大笑）
王：有個做電影的跟我說，他發自己片子的時候，大中午的跟各省院線公司成箱地喝白酒，喝趴下了才答應放幾場。這種流通環節讓人瞧不上，哪兒都不挨著哪兒，讓人瞧不上。它就是夾在中間的那張皮，就是個張羅人兒，什麼和什麼呀？弄得跟大爺似的，莫名其妙。
當然還有大量的所謂媒體，飛短流長，古代長舌婦今天的傳人！最可氣的是他們還經常問別人是不是在作秀，你們丫就是正宗作秀界人士。這些人特別討厭。他冒充觀眾代表，經常拿觀眾知情權說事，誰告你觀眾什麼事都非得知道了？媒婆把自己當新娘了，人家結婚她入洞房，這太可笑了！振振有詞冒充在行使憲法更可笑！還不就因為現在大家還處於有線廣播階段，社會上有什麼事還要大喇叭廣播，要通知必須經過喇叭，喇叭自己就活了，自己在那兒瞎說。這幫孫子現在都開始編瞎話了，假裝見面採訪，假裝自己回答特機智。
孫：我現在一半時間就冒充一喇叭。（笑）
王：當然還有電影管理人員。“我們的前提是要拍部正確的電影，正確的標準在我這兒，你先跟我聊，我來告訴你是否正確，不正確修改到正確，嚴重不正確你就算了。”我倒覺得實際操作往往不在於政治上的大是大非，誰吃飽了撐的真在電影裡反黨反社會主義呀？大量的爭執發生在趣味不同，他是學古典的，心裡有幾個碰不得的，你不同樣尊重就是冒犯了。
孫：這使事情簡單化了，但是審查大概都是簡單化的吧。不然沒個完了。研究幾千年，不下定論，也沒法下。文化的多樣性，複雜性，詩歌不可譯，誤讀，過度闡釋，希臘如何，印度如何……知識分子拿手這個。
王：當然觀眾也有很多壞人，過去被槍斃的電影基本上都是觀眾寫信告的狀。電影局多為難啊。過去的年代真培養出很多懂文藝座談會的人、愛寫信但不愛寫自己名字的人，愛騷擾行政機關的人。所以第一，別再說拍電影你不愛看就是浪費人民的錢，人民早不掏錢了。電影早不是福利了，甚至也不是基本人權，是商品，是交易。您逛商店一定不說那些您不買的東西擺在那兒是浪費錢。第二，別再說現在電影不反映人民群眾現實生活了，因為你們太愛急。
估計我還要等一等，等互聯網再發展得好一點，看情況吧。也許，後來我可能不寫小說了，我現在覺得拍電影和寫中篇是一回事，信息量和篇幅都差不多，而且現在我覺得文字有很大的局限，簡體字簡化畫面，是殘缺的信息。我相信日後人與人交流完全可以依靠畫面，接受的信息更全面，是叫全息嗎？
文字簡化信息簡化到最後必然剩下一概念，概唸經過串聯經過公證就會形成公共價值觀，就會形成反對一個概念就是反公共——本來沒多大事。
我當然認為所有寫小說的作家都有資格做導演。小說多具體呀，每一個細節，都要想到還不能和人重樣兒，重了就算抄襲。跟拿嘴蓋一座樓差不多。導演都沒這個本事，我不是擠兌他們。我見過的，能完全獨立想像一部電影細節的只有一個姜文。大部分導演的想像是靠編劇提供，靠編劇激發，再由攝影美術道具一項項做實。導演是所有藝術門類中最不真實的人，他就是一個總匯，是一個整合資源的人，設計打法的人，相當於部隊打仗時的參謀長。司令是野心和金錢。參謀長臭點，司令堅決，士兵英勇，仗還是能打的。
孫：我認識的導演少，沒見過他們拍戲，不明白是怎麼回事。一想到拍戲得捎上那麼多人、事、東西，先就想躺下了。當導演先得身體好。
王：日本管導演叫監督，監督大家幹活，我覺得挺準確的。在好萊塢，錢、最終剪接權都被製片人拿在手裡，導演無非就是現場工頭，相當於造房子時的施工監理。所以你只要瞭解這個流程，有各方面信任，就可以幹這個事情。
現在大家不敢幹，是對這個行業不瞭解，以為很深，沒一個創作行當帶這麼多幫手的，活都讓人家干，自己蹲一邊光點頭搖頭說對不對。噢，聽說畫畫的賣錢了也有這麼幹的，叫導畫。我還準備導音呢。所有攝影美術其實是提供技術支持的人。這個行業專業化以後，不分是誰，他們現在也不分是誰，無論你想沒想明白，只要你按時付錢。
有了技術支持，再省了中間費用，拍一個自己日常生活電影，然後在網上傳播，我覺得真花不了多少錢。剩下的就是演員錢。這也是我們常問自己的：你是花五百萬請一個明星演，還是花五百萬砸一個新人出來，哪個合適？一個電影的成功除了當年票房，更成功的是捧出一個人，隨便一個電視劇一線小腕兒只要不心疼自個兒什麼戲都上什麼廣告都接，一年掙千萬玩似的。要不現在重點戲用新人出品公司必須跟你簽經紀。
每個人都有權利也有可能，也表達得起自己的生活了，那時候，就逼得藝術家徹底平民了。估計將來每個人的成長過程，都會拍一個電影，就像過去每個人青春期都寫歌詞一樣。拍下來，自然有人好有人不好，不好的就淘汰了。咱們是文字接文字很熟，畫面接畫面不熟，咱們也試一下，接得好，就留下，接得不好，那就拉個洋片，我覺得相當多的導演是拉洋片的。
孫：沒準我下回得一機會也拉一次。圓夢。
王：其實電影不是夢，也是日常生活畫面的截取和重拾，再奇幻再未來也是建立在人情和現實生活邏輯上的。說夢只不過是誇大其辭給自己吹牛逼。我沒見過一部電影不是人類生活投射，動物也全擬人了。誰有什麼想像力啊？咱都別給自己吹牛逼。
孫：其實是觀看別人的生活。
王：《星球大戰》、《指環王》，還不是孩子氣的天真神話？壞人那麼好滅？正義那麼好實現？當然電腦特技人員仍然可以高度敬業，懷揣一顆童心，定期製造出視覺奇觀讓孩子們過一個快樂的暑假。
這種嬰兒食品我覺得中國也有特別好的，孫悟空大鬧天宮，《西遊記》一路上妖妖道道，孫悟空的性格多小孩啊，特別適合小孩子看，學點反大人。
給小孩吃最甜的，看最甜的，慣著他，中學畢業，想賴著不長大也不可能了。到時可以看一點粗糙的，黑白不那麼分明的，你不看，現實也要摁著你看。世間往往正義是最大的邪惡，這個小孩子怎麼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