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劍橋大學東方系的演講
同學們、老師們：
今天我們的話題似乎大了些，大就大點吧；也許我說出的話會空些，那空些就空些吧。我說——每一個在人類數千年綿延的歷史中能夠生存下來的民族，都是一個偉大的民族，都是一個充滿著苦難和掙扎的民族。
每一個民族的歷史，都是一部苦難的史詩。
中華民族和世界上許許多多的民族一樣，有著幾千年燦爛的文明，但同時，也有著幾千年為生存和發展抗爭和掙扎的歷史。苦難，如同一雙無法脫去的鞋子，千百年來，日日夜夜，都穿在這個民族歷史的腳上。遙遠的歷史，我所知不多，但中國的近代史，我略知一二。在中國的近代史中和英國人有關係的，在中國人的記憶中抹不去的就是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和鴉片戰爭，從那之後，中華民族就開始了上百年屈辱、苦難的歷史。隨之而來的是軍閥混戰、日軍侵華、國共內戰，直到1949年國民黨撤退到台灣，中國共產黨在大陸宣告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成立。
說到這裡，我想到一個問題，就是無論是新中國，還是舊中國，中華民族的近代史、當代史，都和歐洲、和英國有著根源的聯繫。這次到英國來，誰都想不到，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麼。那就是，我必須盡快到恩格斯的故居和馬克思的墓地看一看。馬克思和恩格斯，這兩位已經被英國淡忘的人物，無論他們是你的恩人，還是你的仇人，我想我都應該去朝拜一下。因為他們的存在，因為他們的思想的傳播，才有了今天的中國，才有了中華民族今天的歷史，哪怕是一部苦難的歷史。和上帝創造了人類，卻並沒有給人類送來和平與幸福一樣，馬克思列寧主義創造、建立了新的中國和新的中國思想，也沒有像奉贈一本《共產黨宣言》或《資本論》那樣，簡單地就奉贈我們以幸福和平的生活。自1949年之後，我們民族的歷史，其實也可以說是一部動盪不安的歷史。為了實現由馬克思為我們規劃的共產主義的宏偉目標，我們中國人，中國的人民，不斷地革命、革命、再革命，鬥爭、鬥爭、再鬥爭。比如，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三反五反」，1957年的反「右」鬥爭，1958年開始的「大煉鋼鐵」、「趕英超美」、「跑步實現共產主義」，與隨之而來的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災害」。緊接著，就是10年浩劫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如此等等。為了革命，為了政權，1957年的反「右」鬥爭，有成千上萬、不計其數的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趕進牛棚，勞動改造，悲慘死去。中國甘肅省酒泉縣的大沙漠中，有一個地方叫夾邊溝，是一個右派勞改農場，被趕到那兒勞動的右派有近3000名，幾年後，活下來的人數還不到一半，其餘一多半知識分子，都活活地餓死、累死在那裡。為了實現共產主義，全國、全民族都大煉鋼鐵，我的家鄉所有的樹木全都伐光了，所有家庭的鐵器，甚至包括鍋、勺、鏟子和大門與屋門上的鐵環、鐵扣、鐵釘，都被取下來大煉鋼鐵回爐燒掉了。直到幾年之前，我的家鄉所有的路邊上，都還殘存著鄉村炭窯、灰窯似的一人多高的「煉鋼爐」——那是一段歷史的記憶，也是一段災難的見證。由此導致的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餓死了不少人。這是人類巨大的災難，是一個民族為實踐一種主義交上的學費，為一種信仰而經歷的苦難。接下來，更為深重的災難，也已經向這個民族敞開了幽幽的大門——10年「文革」，10年浩劫，10年的苦難。外國人、中國人，沒有經歷過「文革」的，都將無法體會那場歷史的巨難，就像說到底，我們無法真正體會前蘇聯的斯大林集權時期的大清洗一樣。「文化大革命」對整個中國，對整個中華民族內心所造成的傷害，我想用一個比喻，可以或多或少地說清楚一些：那就是一隻猛虎讓一群綿羊都變成溫順圈養的兔子時，這群綿羊不僅都變成了溫順的兔子，還把自己的綿羊的靈魂，變成猛虎吃飽肚子後爪子下的玩具。
而今天，中國的改革開放，其任務之一，就是要讓兔子重新變回到綿羊的位置上。兔子變回到綿羊也許容易，可讓那些都已變形成為木製玩具的靈魂變回到活生生的精神和靈魂，卻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其難度之大，就像我們可以把一棵樹木變成我們面前的桌子和椅子，但我們很難讓桌子和椅子，重新變成一棵青枝綠葉的樹木一樣。
這就是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的事情，是一個世界上最大的民族的生理和心理的苦難、生命和靈魂的苦難。可是面對這樣的苦難，俄羅斯有《戰爭與和平》、《靜靜的頓河》，有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有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拉丁美洲面對他們苦難動盪的民族歷史，有《百年孤獨》；美國有《根》；歐洲除了有《悲慘世界》、《九三年》那樣的作品，還有另外一種面對民族、人類和人在苦難中新的描述，如《變形記》、《城堡》、《一九八四》、《鼠疫》等。後者從表面上看，似乎沒有前者寬廣和宏偉，但對人在歷史和現實的苦難中被扭曲的記憶，卻更為深刻和清晰。
可是，我們面對民族的苦難，既沒有前者的偉大之作，也沒有後者對歷史和人的扭曲更為深刻理解的新的描寫。在中國的當代文學中，關於中國民族苦難的作品，中國作家已經寫過一些東西。然而這些作品，只存活在當前中國文壇的記憶中，超出這個範圍，人們就所知甚少，甚至可以說「一片空白」。為什麼會這樣？原因甚多，諸如中國傳統書寫的被歷史割斷、當代寫作被意識形態的約束，還有作家內心的自我禁錮和束縛等。自20世紀90年代之後，中國的寫作已經漸趨成熟，產生了許多優秀的作家和作品，但是面對我們苦難的民族歷史，我們確實沒有充滿作家個人傷痛的深刻思考和更為疼痛的個人化的寫作，沒有寫出過與這些困難相匹配的作品來。這是我們中國作家的局限，也是中國作家和當代中國文學面對民族苦難的歷史的傷痛和內疚。
2008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