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韓國「亞洲文學」研討會上的發言
女士們、先生們：
文學與亞洲「新生存困境」，這是一個大而空的話題，也是一個具體實在的話題。我之所以選擇這個題目發言，是基於今年上半年的中國的兩次巨大的自然災害，給世界上約四分之一的人們帶來生命和財產的觸目驚心的災難。尤其是5月12日中國四川的大地震，骨肉同胞生命的消失，到了以萬和數萬來論計其數目時，我們就不能不感到一種刺心的疼痛，不能不總是去想像那令人愛莫能助又無可奈何的生死場景：那被砸在地震瓦礫下的老人的頭顱，那被壓在學校坍塌的樓房下的一片孩子們的屍體，那淋在雨水中、身子在樓板下卻面向天空、曾經呼救過而後死亡的抱著嬰兒的婦女……人類的生命，在那一瞬間，輕如飄逝的柳絮。活生生的身軀，父親、母親、爺爺、奶奶，還有那些可做我們兒孫的孩子們，他們在瞬間之前，還和我們共同呼吸在同一片天空之下，在瞬間之後，卻留給我們成千上萬、血肉模糊、殘肢斷臂，再也不能呼吸和言說的軀體。
他們在另一個世界，面對活著的我們，永遠保持著無奈的沉默；也永遠無法明白，他們這些成千上萬的生命，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究竟應該由誰來為他們負上這筆生命之責？是自然，還是人類？
還有，今年2月的春節期間，中國南方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雪，房倒屋塌、交通阻斷、電力癱瘓，滯留在公路、鐵路、機場上要回家過年的旅客，黑壓壓，以億論計，如同一個日本、兩個韓國、五個中國台灣地區的人口數，都在冰天雪地中飢寒交迫，日日夜夜，如此等等。還有中國大面積的艾滋病感染者、2003年讓全世界都為之擔憂的非典和隨後的禽流感、現在仍然讓中國人為之擔憂的手足口疫病等，這些都是天下大事，也是每個中國人所必須面對的日常生活。這是我們的文學不能承擔的思考，但又是不能不去面對的生存和日常、生命和存在。
文學不是科學，不是哲學，更不是醫學和生命學。文學沒有能力承擔一切可以被科學命名的命題，沒有能力阻止和改變當今世界上因為全球化和城市化進展所帶來的我們必須正視的人類——尤其是我們亞洲正面臨的「新生存困境」。
新生存困境，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它已經從早年我們說的因自然根源造成的人類的貧窮、飢餓和疾病，轉變成了今天因為發達和追求發達而造成的、因改變自然而出現的災難和人類新的生存境遇。如我們多年來一直說的溫室氣體和環境污染，如我們每個人都親眼目睹的資源掠奪和各種早先未曾有過的疾病的出現及難以控制的蔓延。
亞洲是世界的亞洲。中國既是世界的中國，也是我們亞洲的中國。中國今天經濟的高速發展、城市化進展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向前推進。改革開放的30年後，給中國自己的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和整個亞洲無可避免地帶來了始料不及的新生存困境。而亞洲文學作為世界文學的一環，中國文學作為亞洲文學的一環，我想，面對這個逐漸到來的亞洲新生存困境，文學不能解決任何問題，但文學不能不關注這些問題。就像寫作不是愛情，但寫作不可能不去表達各式各樣的愛情；寫作不是糧食，但寫作不會不去描寫飢餓和人們的衣食住行一樣。
無可否認，一切的文學，都源於寫作者的生存現實。
一切生存的現實，都必然會走人寫作者的精神世界及其作品之中。如果說，亞洲的新生存困境，距離我們個人的寫作還比較遙遠，我們沒有切身和內心的深刻體驗，無從切實地用文學之筆去描摹和寫作這些，如果說，每個作家的寫作，都是作家個人的心靈展現，而無法去表達他人的人生體驗和其見聞，那麼，我作為一個來自中國的作家，來自中國中原地區最為貧窮的鄉村的寫作者，卻是親眼目睹了那種在中國的現實中，因為中國和世界的巨大變化，給我的家鄉所在的那個自然村落，帶來了有形、無形的巨大變化，甚至是帶來了讓人無法承受的災難。在我兒時的記憶中，我的家鄉的那個村落，古樸、自然、充滿源自山水和土地的詩意。在我家門前那一片被樹木遮掩的草屋之下，原來是一條清澈的河流，日夜流淌，四季不斷；在我家房前200米外的山坡上，曾經是一片三月火紅的桃花園林；在我家房後的一片水塘，曾經不斷地有鴨鵝戲游和水鳥翻飛；在我17歲那年，我讀到中國的大詩人、大作家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時，我曾經誤以為陶淵明寫的《桃花源記》就是我的家鄉，曾經誤以為陶淵明寫的「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裡煙」和「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正是到我家房前屋後看了之後的有感而發。可是現在，中國經過了30年的改革開放和工業化、城市化的建設之後，我的家鄉的那條小河、房前的那片桃園、房後的那片水塘，卻都已不知去向。
桃園枯了，小河干了，水塘被夷為平地蓋成了工廠。
當然，在這種變化中，我的家鄉村落的房子，大都由原來的草屋變成了瓦屋，變成了樓房。那些原來被四季耕種的田地，也有許許多多變成了荒地——鄉村似乎變成了城鎮，而原來的小鎮小城，也都繁華成了有著高樓大廈的都市。可是，那些原來居住在鄉村中密集的農民，在最近十幾年裡，又都紛紛從鄉村轉移到了城裡；從小城轉移到了大都市——農民們都到城市打工去了，都去繁華文明的都市淘金去了。而留給鄉村的，只有荒蕪的土地和那些守著空空蕩蕩的村落、房屋的老人和孩子。
城市在擴大，鄉村在縮小。
社會在繁榮，傳統在丟失。
文明在進步，而鄉村的詩意，卻正在這進步中消失殆盡和發生著巨大的更替與墜落。
就在我要寫這篇發言稿的前幾天，我那已經70多歲的母親，從遙遠的家鄉打了一個電話對我說，我家鄉的那個村子，變得和墳墓一樣，每天都寂靜無人、空空蕩蕩，而且經常不知為什麼，天空總是飄著水泥廠的灰塵和造紙廠的臭味；稍微一天旱，就會井干水絕；稍微一落雨，就必然滿街污流。我希望把我的母親接到北京去生活，我母親卻說「北京這個城市太大，那不是我的家」；可把母親留在鄉村裡，她又說：「今天的鄉村，也不是我原來願意待著的鄉村。」
我的母親，一生不認識一個漢字，她在那塊土地上、在中國這個今天高速發展著的國家中，生活了75年，可在她到了老年之後，在她的生命一年一年、一天一天接近著人生的尾聲之時，忽然有了一種「失去家園」的感覺。忽然間，有了一種她說不出更寫不出的因為這個國家逐漸富有後——城市化無限膨脹給她帶來的內心恐慌。這讓我作為一個母親的兒子，作為從那塊鄉村和土地上走出來的寫作者，作為目睹了中國30年的發展變化，城市化進程一日千里地向前邁進了30年，並且還要繼續不停歇地向前發展和邁進的見證者，目睹了在中國和亞洲大地上日益頻繁發生著的自然災害和人禍災難，不能不去思考一個問題，那就是文學不能阻止和改變我的中國和我們的亞洲已經到來的新生存困境，但作家不能不為此有所思考和評判，不能不為此有所焦慮和不安。
說到底，寫作是一種情感焦慮的結果。
說到底，之所以我們要寫作，正是因為寫作可以表達我們內心情感的歡樂和不安。也許，亞洲的新生存困境離我們還太過遙遠；也許，中國的四川大地震、南方大雪災和艾滋病、非典、禽流感、手足口病等，都還沒有落到我自己的家庭頭上，但我母親在75歲高齡時感歎的北京太大，不是她的家，感歎的家鄉的那個村落，既不是那個她原來的村莊，也不是她的原來的家；在我不識一個漢字的母親古稀之時，她對我發的這一聲聲的感歎，卻是離我十二分的親近，深深地刺疼著我的內心。說到底，在這個世界上，只有我能夠體會我母親內心的落寞和不安；只有我，明白母親那說不出更寫不出的焦慮的原因是什麼。因此，為了我，為了母親，為了母親那「無家」的感歎，我想我個人，一定也應該在今後的寫作中，關注我們的生存新境遇，關注新境遇中我母親的生存和生活，關注新境遇中我自己的內心和靈魂，關注那些在亞洲生存新境遇中被掩埋在黃土之下永遠無語的亡靈向這個世界發出的最悠長和最揪心的疑問與感歎。
2008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