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式的遺憾
有一個問題我百思不得其解：人人都在苦惱人生，但是誰也不願意多談人生。為什麼？
想來想去，我覺得有兩個原因：
一、人生的課題與每個人有關，卻不是一個專業，因此也沒有專家。隨口一談就像是專家了，有冒充之嫌。
二、有能力談的人一定還活著，而人生課題的焦點卻在最後的時刻。未及焦點，談之淺矣。
我曾設想過，有資格談論人生的人，一定是一個臨終者，而他的思維等級和表述等級又足以讓人信任。
這樣的人當然不少，但在中國，他們失去了談論的權利。
原因是，按照中國民間的習慣，不允許臨終者平靜地說很多話。只有忙碌搶救，一片呼喊，一片哭聲。
模式化的臨終、模式化的送別，剝奪了太多的珍貴。按照不少人的說法，這是中國親情倫理的最終暴發方式。但在我看來，也可能是最終遺憾之處。
在病房雜亂的腳步聲中，老人渾濁的雙眼是否突然一亮，想講一些超越實際事務的話語？一定有過的，但身邊的子女和護理人員完全不會在意。
老人的衰弱給了子女一種假象，以為一切肢體的衰弱必然伴隨著思維的衰弱。其實，老人在與死亡近距離對峙的時候很可能會有超常的思維迸發，這種迸發集中了他一生的熱量又提純為青藍色的煙霞，飄忽如縷、斷斷續續，卻極其珍貴。
人們只是在挽救著他們衰弱的肢體，而不知道還有更重要的挽救。多少父母臨終前對子女的最大抱怨，也許正是在一片哭聲、喊聲中沒有留出一點安靜讓他們把那些最後感悟說完。
也有少數臨終老人，因身份重要而會面對一群寧靜的聆聽者和記錄者。他們的遺言留於世間，大家都能讀到，但多數屬於對功過的總結、對事業的安排，卻不以人生為焦點。死亡對他們來說，只是一項事業的中斷。生命樂章在尾聲處，並沒有以生命本身來演奏。
凡此種種，都難以彌補。
於是，冥冥中，大家都在期待著另一個老人。
他不太重要，不必在臨終之時承擔太多的外界使命；
他應該很智慧，有能力在生命的絕壁上居高臨下地來俯視眾生；
他應該很瞭解世俗社會，可以使自己的最終評判產生廣泛的針對性；
他，我硬著心腸說，臨終前最好不要有太多子女圍繞，使他有可能系統有序地說完自己想說的話，就像一個教師在課堂裡一樣……
那麼對了，這位老人最好是教師，即使在彌留之際也保留著表述能力。聽講者，最好是他過去的學生。
這種期待，來自多重邏輯推衍，似乎很難實現。但他果然出現了，不是出現在中國，而是出現在美國，出現後又立即消失。一切與我們的期待契合。
對我來說，他的出現，可以一補多年來一直掛懷於心的中國式的遺憾。
他叫莫裡·施瓦茨，社會學教授，職業和專業與我們的期待簡直天衣無縫。他已年邁，患了絕症，受一家電視台的「夜線」節目採訪，被他十六年前的一位學生，當今的作家、記者米奇·阿爾博姆偶爾看到。學生匆匆趕來看望即將離世的老師，而老師則宣佈要給這位學生上最後一門課，每星期一次，時間是星期二。這樣的課程沒有一位學生會拒絕，於是，每星期二，這位學生坐飛機飛行七百英里，趕到病床前去上課。
這門課講授了十四個星期，最後一課則是葬禮。老師謝世後，這位學生把聽課筆記整理了一下交付出版，題目就叫「相約星期二」。這本書引起了全美國的轟動，連續四十四周名列美國圖書暢銷排行榜。
看來，像我一樣期待著的人實在不少，而且不分國籍。因此，我要把它推薦給中國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