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流浪作家的所見所聞，只局限於一個村莊。其實放大了看，一個城市，一個地區，一個民族，也同樣如此。
我在托萊多（Toledo）的一所老屋裡讀到過一些檔案。陳舊的紙頁記錄了一座城市，在中世紀曾經有四十多萬人被宗教裁決所作為「異教徒」處決，定罪的全部根據，是告密、揭發、誣陷、造謠、起哄。
執行死刑那天，全城狂歡。揭發者和告密者戴著面套，作為英雄走在遊行隊伍最前面。批判者也就是起哄者不戴面套，道貌岸然地緊隨其後。再後面是即將處死的被害者，全城百姓笑鬧著向他們丟擲石塊和垃圾。實證意識、懷疑精神、同情心理，一絲無存。甚至，連下次會不會輪到自己的擔憂，也一點看不出來。大家都在「驅魔亢奮」中，表演著自己的純淨和高超。
因此，告密、揭發、誣陷、造謠、反咬、上綱、批判、起哄，成了多數人的主流職業。把一個疑點擴大成滔天大罪的程序，也操作得非常嫻熟。把鄰居親族告發成天生魔鬼的步驟，已演練得不動聲色。除了虐殺，就是狂歡，除了狂歡，就是虐殺，幾乎成了當時全民的共同心理法則。
虐殺和狂歡的高潮終於過去，共同的心理法則卻沉澱下來，滲透到每條街道、每個農舍之中。於是，城市和村莊以另一種方式走向毀滅。
因此，我一直認為，對城市和村莊帶來最大災禍的，未必是土匪、竊賊和災荒，而更有可能是告密、誣陷、造謠和起哄。
由於正反例子看得太多，我敢於說這樣一段話：寧肯容忍社會上存在一些流氓、貪官和竊賊，也絕不容忍全民性的告密、誣陷、造謠和起哄。
存滅之理，興亡之道，常被大家誤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