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每當我在世界各地一個個偉大的廢墟間看到文明隕滅的證據時，總是感到非常震撼。只要看到一次就能震撼一次，看到十次就能震撼十次，震撼的力度一點兒也不會減弱。看得多了，也就慢慢形成一個結論，那就是：每一種文明都有可能突然面臨滅亡，而這種滅亡是正常的，不滅亡才是偶然的。
滅亡有多種等級。土地的失去、廟宇的毀壞，還不是最高等級的滅亡。最高等級的滅亡是記憶的消失，而記憶消失的最直接原因，是文字的滅亡。
可以設想一下，當侵略者進入一個國家，廢除了這個國家的文字，類似祭司這樣能夠讀懂文字的人很快也被遣散，隨著他們的老去，關於這個民族的歷史記載就再也沒人能讀懂。於是，他們不知道自己從哪裡來，也不知道自己是誰。一種文明，就此失去了「身份證」，成了一種不知道自己父母親和子女在哪裡的文明，這個人群的文化記憶也就從此消失了。
世界上如此多的古文明都滅亡了。有的遺跡還在，傳承沒有了；有的連遺跡也不多了，只剩下傳說；有的連傳說也沒有了，失去了最終的記憶。這種情景既讓人感到蒼涼，又讓人產生達觀。天下匆匆，能留在歷史上的事情是不多的，而且它們也未必是最重要的。因此，就產生了佛家和老莊對於歷史的不在乎，甚至對於記憶的不在乎。
中華文明是特例中的特例。人類最早的四大古文明中只有它沒有中斷，不僅遺跡處處，而且傳承顯豁，甚至構成了一個龐大的記憶系統，連很多瑣碎的細節也在被後代長時間折騰。
大家知道，太瑣碎的記憶，很容易導致記憶的失去。而且，我們的很多記憶往往是宮廷化、征戰化的，與我們最看重的文化記憶有很大距離。因此，我們這次為時一年的討論型課程，一開頭就要設立一個問題：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們對於自己的文化記憶，最好從哪裡開始呢？
王牧笛：我認為應該從先秦的諸子百家開始。整個中華文化正是在諸子百家的背景下得以展開的，而且，諸子百家的記憶比神話傳說要真實可信；也有人認為中國的文化記憶應該起源於秦漢，因為中國真正延續到現在的一種文化體系，不論是正統還是道統都是以秦漢作為基本的規制。
萬小龍：我覺得應該從新石器時代開始。最初的文化記憶大多來自於物質，來自於生產生活，無論是半坡還是河姆渡，物質文明提供了記憶的可能，否則記憶怎麼可能流傳？
王安安：我倒覺得，「文化」記憶並不一定要以物質為依據。早在那之前，我們的遠古時代就流傳著許許多多美麗的神話傳說，誇父逐日、精衛填海、女媧補天……它們才應該是文化記憶的開端。
余秋雨：文化問題往往沒有簡單的是非。作為中華文明的子民有這樣一種奢侈感：從不同的記憶起點出發，都會延續到我們腳下。能夠講這句話的民族，在當今世界已經不多了。
把神話作為記憶的起點，我贊成王安安同學的這個想法。其實，神話在某種意義上就是為後世記憶而產生的。如果給「神話」這個詞更多的詩化定位，那麼，那些主幹性的神話故事就是西方的文化人類學家所說的「原型」，它們作為「集體無意識」的審美形態，已經成為我們記憶的基礎，已經融入我們的血液、滲入我們的文化DNA。
但是，這是現代文化人類學和藝術哲學才能闡釋的高度。我們國家的神話研究大多還沒有抵達這個境界，什麼時候，我們可以專門談論一下這個問題。話說回來，對於我國多數傳統型學者來說，神話只是一種浪漫的傳說，缺少歷史說服力。因此，大家都期待著切實的證據。他們希望，中華民族的記憶應該依憑著實實在在的生態資料和精神資料。剛才萬小龍所說的新石器時代，是指生態資料；而王牧笛所說的諸子百家，是指精神資料。
那麼我們也只能把安安設定的神話起點暫時擱置一下了，來看看多數文化學者心目中的文化記憶。
但是，文化記憶的獲得，並不像萬小龍和王牧笛設想的那麼按部就班。它往往由一種發現激活全盤，就像在歐洲，維納斯、拉奧孔雕像的發現，龐貝古城的出土，激活了人們的遙遠記憶。記憶不是一個嚴整的課本，而是一個地下室的豁口。記憶不是一種悠悠緬懷，而是一種突然刺激。
我想在這裡講一段往事，說明一種文化記憶的被喚醒是何等驚心動魄的事情。
中華文明也曾經面臨過差一點滅亡的時刻，最嚴重的一次距離現在並不遙遠——十九世紀晚期。也許有很多學者聽到這種說法會不同意，心想：當時還有那麼多懂文言文的人，還有那麼多熱血的知識分子，中華文明怎麼可能滅亡？但多少熱血也沒用，多少古文化也沒用，當裝水的盤子被敲碎了，水就會慢慢地漏光。當時的政局、當時的國土、當時的民心就像盤子一樣出現了很大的裂縫，盤子裡的文明之水眼看一點點地漏光。中國在與西方交手的過程中居然渾身散架，這幾乎使每一個國民都大吃一驚。我們怎麼會敗得這麼徹底，這麼狼狽？一次次炮火、一次次流血、一次次驚人的結局、一次次屈辱的條約，中國似乎變得處處不如人。雖然中間也有很多英雄故事，但無法挽救整體上的江河日下。一開始是撕肝裂膽的痛苦，後來很快因為不斷的失望而到了麻木的程度。
1900年，八國聯軍要攻進北京了。朝廷完全沒有辦法，這個國家只能靠鄉間的巫術和蠻力來與西方文明周旋。而這些巫術與蠻力並不能代表中華文明的真正力量，所以在寒冷、骯髒、混亂的北京、天津等地的街道胡同裡，發生了一場場我們現在難以想像的追逐、打鬥與圍攻。由於民族感情的原因，對於這場混亂的評價，到現在還存有分歧，但是這場混亂的後果卻可以想像：民族將不可收拾，文化將支離破碎。當時世界上很多人都得出了結論：中國沒救了，中華文化沒救了，它很可能像過去已經消亡的那些文化一樣，夾帶著高貴的怨氣飄蕩在雲中，再也沒有未來。
十九世紀末，在中華文明快要滅亡的時候，突然出現一個信號：1899年的秋天，在北京有一個人，他發現了甲骨文。這次發現，重新喚起了中國人關於自己民族的文化記憶。
這個人叫王懿榮，山東福山人，時任國子監祭酒，是當時國家最高學府的掌門人。他生病了，於是家人到北京菜市口的一個藥店裡買藥，在送來的藥包裡，他發現了一種叫做「龍骨」的藥料上面有字。所謂「龍骨」，其實也就是古代的烏龜殼和動物的骨頭。王懿榮是一位研究中國古代鐘鼎文的金石學家，對這些文字非常敏感，於是他把：北京中藥店裡的這種甲骨都收集了起來，有一千多塊。他覺得這應該是非常遙遠的古人占卜用的一種記錄，這裡有祖先的聲音。
遙遠的古人在行事之前，往往要卜問冥冥上天。卜問的方法是在烏龜殼或者動物的骨頭上打洞，背面用火烤，然後根據裂紋的形狀看事情的凶吉。在用火烤之前，已經有字刻在這些動物的甲骨上面，記錄的內容大多類似於能不能和哪一個部落打仗、什麼時候發兵為好等這樣的問題。古人幾乎天天占卜，大事小事都卜。這樣通過甲骨的卜文，我們可以瞭解當時社會的許多情況，於是，這種甲骨就成為了打開遙遠記憶的一扇最真實的門戶。
王懿榮發現了這扇門戶後還沒有來得及研究，他的命運就發生了巨大的轉折。王懿榮當時還擔任著另一個很緊迫的職位，叫做京師團練大臣。朝廷派他和義和團聯繫，同時處理關於防衛北京和抵抗八國聯軍的事務。中國歷史上每一次面臨國破家亡的時候，那些防衛性的最後職務，往往會交給一個文官。
這與中國的科舉制度有關，與傳統中國文化人的氣節有關。此時的王懿榮被迫要用大量的精力去處理當時已經瀕臨淪陷的北京城的防務，並處理朝廷和義和團的關係。而那一千多塊甲骨就只能安安靜靜地躺在他家的書房裡，他沒辦法去梳理這個記憶，只能擱在那裡。
1900年8月15日，也就是農曆七月二十一日早晨，他得到消息，慈禧太后、光緒皇帝已經逃離了北京。作為一個負責防衛事務的長官，他不願意成為八國聯軍的俘虜，成為象徵一個文明古國首都淪陷的道具，於是他選擇了許多中國知識分子都會選擇的道路——自殺殉國。
他先是吞金，但這個山東大漢居然沒死。然後他又服毒，但是他依然沒有死去。於是他選擇了最後一個方法——投井，他的妻子和兒媳婦也跟著他一起投井了。
我相信他去世前肯定有很多不合，最放不下的也許就是他書房裡邊的那一堆甲骨。他剛剛聽到了祖先有關這個民族凶吉占卜的啟示，還沒有完全聽懂，就沒有時間了，決絕地走向了死亡。
從宏觀的角度來看，甲骨文的突然發現，在這風雨飄搖、血跡斑斑的時刻，似乎有一個神秘的聲音在啟示這塊土地：你們不該這樣滅亡，你們應該去聽一聽童年的聲音！此時的情景，中華民族就像一個遍體鱗傷的武士，在奄奄一息的時候，突然聽到了自己童年的歌聲。他會精神一振，想起有關自己生命的本原問題，重新思考自己生命的價值。他一定會撐著長矛慢慢地站起來，這就是我們民族當時的形象。而那童年的歌聲，就來自甲骨文。
世界上所有其他古文明滅亡的時候都沒有聽到這個聲音，而當後世的考古學家發現他們遠古的聲音時，這種文明早已不存在了。也就是說，當童年的歌聲傳來時，武士們已斷氣多時。1839年瑪雅文明被發現時，它已經滅亡幾百年了；1871年特洛伊古城被發現時，特洛伊文明早已消失了3000多年；1899年古代巴比倫文明被發現時，古代巴比倫文明也已經滅絕了3000多年，這個時間和甲骨文被發現是同一年。甲骨文連接的中華文明沒有中斷，但是古巴比倫文明已經滅亡很久了。1900年，也就是王懿榮自殺的那一年，古希臘的克里特文明被發現，而這個文明在3600多年前就沒能繼續；再晚一點的1902年，當古埃及文明重新出現在考古學家面前時，這個文明也消失幾千年了。
幸運的是，當中華民族童年的歌聲傳來的時候，這個文明還存在。
上天似乎擔心我們聽不懂甲骨文的聲音，就在王懿榮自殺前不久，敦煌的藏經洞又被發現了。接二連三地讓我們聽到自己童年的聲音、青年的聲音，告訴我們這種文明命不該絕。正是這種歌聲，重新喚起我們對文明最初的記憶。
王安安：剛才聽到秋雨老師講王懿榮的故事，我感到更多的是一種遺憾。王懿榮面對文化遺產和政治困局的時候，他選擇了政治的責任，而沒有選擇文化的使命。我想到了一個小故事，數學家阿基米德在臨死前，當古羅馬士兵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時，他只平靜地說了一句：「請讓我演算完最後一道題再殺死我。」如果是王懿榮，他會做出這種選擇嗎？
余秋雨：中國歷史上有很多文人確實太政治化，但是對於王懿榮這樣的情況，我不贊成安安的意見。如果身處其間，我的選擇一定會和王懿榮差不多。作為父母之邦的首都已經淪陷了，自己又擔任著這座城市的防衛大臣，其間已經很難把文化單獨析濾出來。因此，王懿榮的選擇無法像阿基米德那麼瀟灑。如果王懿榮帶著甲骨文遠走高飛了，可能他會做出很好的研究成果，但我們就會對他的整體人格有另外一種看法，而人格也是文化。如果說得開脫一點，王懿榮之死也可以看成是一個文化儀式。學術很重要，但是一種關係民族榮辱存亡的學術一定要在某種整體氣氛當中才能顯現出它真正的價值。王懿榮在國破家亡的關鍵時刻，用生命投入了卜問，只是這次的卜問，他像一片甲骨一樣折斷了。
局勢暫時平靜下來以後，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回來了。人們都忙著處理和列強的關係，忙著給朝廷找台階下。王懿榮之死對於朝廷而言似乎很沒面子，八國聯軍也不會說什麼，老百姓更不瞭解內情，以為他只是朝廷的一個殉職官員而已，所以他很快就被埋沒了。大家都忘記了他，但是我們要記住他，不僅僅是記住這個人，更要記住那個極其關鍵的時刻，有一個結束中國學者生命的井台，以及井台附近窗子裡邊的那堆甲骨，就證明這個民族、這種文化，還沒有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