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中國人對於孔子的記憶，大多是他的一些話而不是他這個人。他這個人，由於被歷朝歷代供奉了一千多年，也就失去了一個活生生的他。我們的記憶，就是要穿過千年迷霧，去尋找真實的他，哪怕一個背影也好。錢錘書先生講過，你吃雞蛋，不必去瞭解生這個雞蛋的母雞。這是一個作家的玩笑說法，不能當作真理。實際上，我們即使在選擇一種比較重要的生活用品時，也會考慮它的生產者，更何況是精神產品，而且是長期運用的精神產品。對於一個注定會影響我們人生的思想家，我們必須有所瞭解，否則，對他和對我們，都不公平。
這個道理，可以借孔子的親身經歷來說明。孔子曾經跟魯國著名樂師師襄學琴，他很聰明，才學了十天，一個曲子就學會了。師襄說，你可以進一步學習其他的技巧了。孔子說：「我雖然學會了這個曲子，但還沒有掌握它的規律。」過了幾天，師襄說：「你已經掌握了它的規律，可以學習其他的曲子了。」孔子又說：「雖然我把握了它的規律，但我還沒有領悟曲子表達的志向，我還要繼續練習。」過了一段時間，他已領會了作曲者的志向，但他想知道作曲的這個人是誰。他就跟著樂師不斷地彈啊彈，忽而莊嚴肅穆地凝神深思，忽而怡然自得地舉頭眺望，突然他高興地說：「我抓住他了，這個人身材修長，皮膚黝黑，目光深邃，有如君臨天下的聖王。就是這個人，我抓住他了，除了周文王沒有其他人了！」
師襄恭敬地讚歎道：「這個曲子正是《文王操》。」這個故事說起來有點神秘，孔子學琴學到最後，竟抓住了一個活生生的作曲家。這裡邊的道理，有深刻的象徵意義。所以，我們也有理由在學習孔子的很多學問之後，去把握他這個人。
王安安：我讀《論語》的時候就覺得，孔子的所有大道理都跟他講話的情景有關係。有時候我甚至不看他說了什麼，就看他在什麼情況下說的，想像他說那些話的時候的表情和心態，就會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玩的老頭子，很可愛。
余秋雨：這就是哲學態度和詩學態度的區別。哲學態度追求嚴謹的詞語理性，而詩學態度則關注生動的人格狀態。
用哲學態度對待古人，古人也就變成了理念；用美學態度對待古人，古人便從理念中釋放出來重新成為活人。美學態度是一種親切態度、俏皮態度、平視態度，可能會引起學究們的不悅，不管他們。因為好的人生就是詩，隔了兩千多年還在被人惦記的人生，更是詩。
好吧，那就讓我們向孔子走近。
孔子的先人是殷商王朝的王室成員微子，他的墓就在山東微山湖上。他在殷王朝向周王朝轉化的過程中起過重要作用，受到周王朝的重用，被周成王封為宋國的國君，在現在的河南商丘一帶。孔子說自己是殷人之後，是和微子這個祖先有關的。孔子前五代的時候，為了避禍，來到曲阜地區。曲阜曾一度做過商的都城，商湯建立商朝的時候，建都在毫（今河南商丘），此後三百年中，遷都五次，最後盤庚遷都於殷（今河南安陽）。由此可見，孔子是有貴族血統的，只是在他前面這幾代祖先，已經在兵荒馬亂當中敗落了。這個過程也與周代的宗法制度有關，所謂「五世親盡，列為公族」，孔子的家世也就從諸侯而降為公卿，又由公卿而降為士民。整個過程，十分自然又十分典型。這在孔子的文化記憶中，埋下了貴族意識和平民意識的雙重結構。
到孔子的父親——叔梁紇，情況發生了變化。孔子的父親是身材高大、力氣驚人的一位將軍，在一次戰爭中，他居然靠自己的力氣把城門頂起來，立下了大功。我們的大思想家有一個身體健壯的父親，這事聽起來比「家學淵源」更讓人開心。我一直認為，一個人對父輩的繼承，繼承財產是最低等級，繼承學識是中間等級，繼承健康才是最高等級。這裡所說的健康，包括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孔子一生歷盡磨難卻一直身心健壯，我想與他這位扛起了城門的父親很有關係。他也憑一人之力，扛起了一座大門。這門，比城門還要大，還要重。
司晨：古人講究「禮、樂、射、御、書、數」六藝，其實是全面發展，後來讀書人就忘記這個教訓了，很孱弱，這個影響一直到現在。其實身體好對腦力勞動也有很大幫助，大家還是應該學學孔子的。
余秋雨：我聽說，司晨是足球踢得很好的北大博士，有資格說這個話。從司晨回到孔子，我們繼續，孔子的父親和母親年齡相差很大，最常見的說法是他母親在十七歲生下孔子時，他父親已經七十一歲了。中國民間一直有「老夫少妻出神童」的說法，不知有沒有科學根據，但至少孔子是一個例證。在現代，做過我們北大校長的胡適之先生也是一個例子，他的父親和母親的年齡相差也很大。孔子的母親姓顏，與孔子後來的學生顏回是一個家族的。
顏氏懷了孔子之後，當時有一個規矩，必須到夫家去生育，她在回夫家的半路上生了孔子。現在山東還有一個夫子洞，據說是孔子的出生地。
孔子出生之後三年，他父親由於年紀太大就去世了。他還年輕的時候，母親也去世了，所以孔子早年的生活相當孤單，也有點艱難。這是他終於成為一個重要人物的人生起點。他多次講過這樣的話：因為出生貧賤，所以對於各種鄙視，我都能忍受，所有人家不願意做的事，我都會做。
裘小玉：「吾生也賤，故多能鄙事。」
余秋雨：對。孔子有些卑賤的童年顯然開拓了他的命運。他的童年雖然談不上大悲大苦，卻使他對於人世的苦難有了一種切身的感受，這是他能夠立足大地的起點。
孔子說他「十有五而志於學」。十五歲是他的一個轉折點，他在那個時候立志於學習，廢寢忘食地學習，並且在學習中體會到了很大的樂趣。他當時所在的魯國，保存著最為完整的周代的禮樂文明，當時有「周禮盡在魯國」的說法。這給孔子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學習氣氛和比較完善的學習內容。
費晟：我從一些材料中獲得一種印象，孔子還喜歡到轟轟烈烈的社會實踐中學習知識。
余秋雨：確實，孔子一方面認真讀書，另一方面又向社會實踐學習。到三十歲的時候，他產生了一種明確的生命意識，對人生有了一個比較明確的判斷，這就是他說的「三十而立」。
孔子對每個年齡階段都有界定，三十歲是他「立」的年份。這個「立」，根據我的分析，大概有三個內容：第一是他有了比較明確的政治主張，就是重建的禮樂；第二是他已經取得了一定的社會聲望，大家對他產生了信任；第三是他具備了一定的專業特長，能夠做很多事情。這三個加在一起，使他覺得自己成為了一個獨立的社會人。
對於這個問題，我希望在座各位稍加注意。你們很可能以為自己早已「立」了，考上北大就「立」了，被同學們叫幾次好就「立」了。孔子到三十歲才「立」，你們都不到三十，都「立」了，好像有點早。按照上面說的標準，所謂「立」，必須具備三點，即明確的主張，社會的信任，專業的特長。如果具備了，即可以說，你「立」住了，「立」在社會上了，一生可以真正開始了。
三十而立之後，他為自己制訂了三個任務。一是開辦私學，他收學生了。用我們現在的話說，這個知識分子，在年紀不大的時候，就有了一個學術團隊。這一點非常重要，後來他不管到哪兒問政，到哪兒周遊，都有學生追隨，而那些學生也需要他這個導師。在這個過程中，由於學生們的記錄，不斷產生著我們今天奉為經典的語錄。
王安安：有時候覺得孔子像一個黑社會老大一樣，帶著一票人到處跑。這票人裡面什麼人才都有，又有能打架的，又有能說會道的。孔子被這樣一些厲害的門徒跟著，也不顯得像喪家犬，倒是挺拉風的。
余秋雨：這是你很現代、很有趣的想像了。在古代，知識分子的人格衛護和學術傳遞確實需要一定數量的「人體中介」。而且，這些「人體中介」的功能不能過於單一，因此什麼樣的人都有。好，讓我接著說下去。孔子為自己制訂的第二個任務是進行比較完整的考察。例如：他到各個地方學習周代的禮儀，對於太廟裡祭祀程序的每一個細節，都弄得清清楚楚。他在路上會遇到各種各樣的事情，隨時都在如饑似渴地學習，這使他的人生閱歷和知識結構大大地擴充了。大家聽到過，有一次，他帶著學生經過泰山的時候，有一個婦人在哭，因為老虎吃掉了她的公公和丈夫，現在又吃掉了她的孩子。孔子問她：那你為什麼不搬走呢？她說：我們這兒沒有惡政。孔子馬上對學生說道：「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他讓學生記住，殘暴的統治比老虎吃人還要厲害。由此，他進一步確立了以仁為中心的政治觀念。
他為自己制訂的第三個任務是開始問政。他給各種各樣的政治人物和軍事人物提出建議，或者給他們講課，希望他們聽了以後能夠實踐他的仁政主張。
他從三十歲到五十歲這二十年時間裡，基本上就做了這麼三件事情。
在這二十年中，孔子逐步地走向偉大。像一切偉大的人一樣，他有很通暢的輸入渠道和輸出渠道。輸入渠道就是一路問學，「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輸出渠道是一路提供政治咨詢。但是，那些政治家發現，他的政治主張聽起來很好，做起來卻要從根本上改變自己，這太難了。因此，誰也不聽他的。
周雙雙：剛剛安安說孔子像黑社會老大，很拉風，那是跟他的弟子們在一起的時候。孔子在向那些君主推銷自己政治主張的時候，倒真是讓我覺得很辛酸。一個很善良的學者，苦口婆心地一直說，那些君主根本就沒有在聽。孔子那一套人家全不感興趣，他們全都轉過臉去，覺得還不如看看宮女跳舞呢。
余秋雨：確實是這樣。我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解剖一下他與各國君主之間的尷尬關係，說明他為何一次次從「被崇拜」走向「被驅逐」。他三十歲的這一年，齊景公和晏子來到魯國，齊景公問孔子：「秦國地方小而偏僻，秦穆公為什麼能稱霸呢？」孔子說：「秦國地域雖然處在邊緣，但是行為中正。國家雖小，但志向很大。秦穆公能用五張黑羊皮把賢人百里奚從牢裡贖出來，與他交談三天，就把政務交給他，完全地相信他。秦就是憑著這樣的仁義，成就了王業。一個君主如果想僅靠武力稱霸諸侯，那是生硬的，無法把自己的潛力發揮出來。」齊景公和晏子聽了很是佩服。
幾年之後，孔子到齊國，齊景公再次問政，孔子說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各謀其事，國家就能得到治理；如果上下錯位，國家就會混亂。這個觀點也引起了齊景公的共鳴。
齊景公本想起用孔子，晏子阻撓說：儒家知識分子能言善辯，滔滔不絕，但不受法令的制約；自我感覺良好，不甘居人之下，難以合作；為了講究禮儀，喜歡破財厚葬，不能作為風俗；喜歡遊說乞貸，不能立國；周室衰微，禮崩樂壞，孔子想恢復周禮，「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幾代人都難以窮盡他的學說，哪怕到了壯年也不能學通他的禮儀，這怎麼能用來指導人民的行動？不久，景公對孔子說：「吾老矣，弗能用也。」等於下了逐客令。
這是個很典型的例子。晏子所說的理由，也就是當時所有的諸侯邦國拒絕孔子的原因。孔子從三十到五十歲的基本狀態就是這樣，他得到了人們的尊重，但得不到重用。
孔子就這樣從而立之年走過不惑之年，終於到達了知天命的時候。所謂知天命，就是知道了上天讓他來做什麼，他自己一生能夠做什麼。一個人要明白自己的人生使命是很難的，因為這裡交錯著「應該做什麼」和「能夠做什麼」這兩個互相制約的命題。「應該」的事很多，但有很大一部分自己不「能夠」；「能夠」的事也很多，但有很大一部分則自知不「應該」。兩者交合處，便是「天命」。為此他走了二十年，終於成了一個獨立人格的自由人。
費晟：一個人在知道「應該」和「能夠」之後就會採取一些果斷的行為。孔子其實也做了一段時間的官，在任上也很有魄力。比如殺少正卯那件事，到現在還會引起爭議。《荀子》裡對這個事的記載說，少正卯「心達而險，行辟而堅，言偽而辯，記丑而博，順非而澤」，就是說他心地聰明但是很險僻，行為怪癖卻很果敢，言語虛偽但是能說得天花亂墜，對那些不該瞭解的怪事卻記得很廣博，做大逆不道的事卻有很多人響應，所以不能留下，孔子非殺他不可了。《莊子》裡的記載卻說少正卯在魯國與孔子齊名，很有信眾，導致孔門三盈三虛，也就是說孔子的弟子多次滿員，又多次傾巢而出，去少正卯那邊從學去了。把孔子說成是因爭學生爭不過，產生嫉妒而公報私仇。《莊子》這個說法很有意思，不過我不是很相信。
余秋雨：那是在他五十歲以後的事了，當時魯國的政治結構發生了一些變化，孔子開始做官，做了四五年。
他在魯國做過司法方面的官員大司寇，也代理過國相。看得出來他做官很有能力，也有決斷，比如你所說的誅殺少正卯。我贊成你的想法，孔子做這件事不像是挾私報復，因為他一生真誠地嫌棄小人伎倆，倡導君子政治，不可能在大庭廣眾之下做一件明顯違背自己理念的事。如果那樣做，他就不是孔子了。我覺得，孔子為官最出色的表現，是在外交領域。他在當時諸侯邦國的外交事務中有突出的地位，因為各國在名義上還都是周王朝的諸侯國，如果正式場合的行為不符合禮儀，就意味著跟野蠻人一樣，是非常丟人的事情。於是在外交場合，大家都需要一個通曉禮儀的人來擔任指揮，而這個指揮往往就是孔子。作為一國的代表，卻能成為整個外交場合的指揮者，孔子很為魯國爭光。特別是在魯國和齊國國君的一次聚會上，他多次指出齊國不合禮儀的地方，使齊景公大為恐懼又極為慚愧，於是歸還了原先侵佔魯國的一些土地，並且向魯國道歉。外交方面的成績，應該是孔子能夠在魯國做到「代理國相」的一個重要理由吧。
我想與大家討論的是，孔子的直接問政、做官，這對於他的思想完成，起了什麼樣的作用？他這麼一個知識分子，直接地參與政治，正面意義何在，負面意義又何在呢？
裘小玉：我覺得所謂「知識分子」，就是以非官員身份探究國事的一批人。可能中國知識分子入世，就是從孔子開始的一個傳統。知識分子直接出來當官，積極的作用在於可以實踐自己的政治主張、政治理想，重新審視自己的學說。負面的意義就是可能會讓他們喪失獨立性，失去立場。如果知識分子太過清高，不能理解現實，深入政治實踐之中，還可能導致文人誤國。
余秋雨：我們在運用很多概念的時候，稍稍一碰，就會遇到一般用法和學術用法、西方用法和東方用法、傳說用法和當代用法的差別。「知識分子」這個概念就是這樣，越鬧越複雜，讓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算不算知識分子，能不能談論知識分子了。我覺得按西方概念，主要是兩條脈絡，一是德國康德的說法，認為知識分子是「敢於在一切公共場合運用理性」的人；二是一百年前從法國產生的一個概念，認為知識分子是能夠對主流意識形態進行批判的人。這兩條脈絡都有道理，但我更偏向康德，因為他主張知識分子是可以靠自己的理性和勇氣進入公共空間，改變公共空間，並創造主流意識形態的人。
因此，我們沒有資格批評孔子熱心從政是對知識分子獨立性的自我取消。他行使過獨立批評的權利和義務，但沒有用，因此他要用局部示範方式來體現他的批評。在中國古代，有些「清流」和「隱士」看似獨立卻總是在精神觀念和治國方略上隔靴搔癢，於事無補，而一旦被統治者重用則大多清談誤國，一敗塗地。這些人與孔子相比，差得遠了。孔子的政治實踐，並沒有磨損他的政治理想。而且，他還會為了理想不沉溺於一地，不斷行走，使人生充滿動感。
劉璇：有人概括這樣的知識分子用了兩個有點詩意的概念：廟堂上的理想和驢背上的詩情。也許這就是知識分子與專業官員的不同。換句話說，這樣的知識分子在實施他的政治主張的時候，是帶著一種整體關懷的。這個整體關懷寄托著他們厚重的理想。
余秋雨：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官一直做下去，孔子會怎樣？按照能力，孔子應該能當上宰相，從而成為管仲、晏嬰這樣的人。但是這麼一來，他就不再是孔子，也就沒有這個偉大的「士」了。所以，我贊成知識分子為了自己的理想投入一定程度的實踐體驗，卻又不主張被權力吸引，把官一直做下去。幸好，由於一些主觀和客觀的原因，孔子不得不離官而去。離開得好，從此他又回歸了自己的文化本位。
孔子遇到的問題直到今天還存在。中國知識分子把理想付諸實踐，有不少人也會做官。但是，官場權力又最容易銷蝕知識分子在精神層面上的使命，因此仍然要退回到自身思考的獨立性。究竟有多少人出而實踐、退而思考？又在什麼契口上完成這種轉化？轉化的結果是不是一定回到文化本位……這些問題，永遠存在。中國知識分子的利鈍高下，也都與此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