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以孔子、孟子、莊子為代表的諸子百家之後，還有哪位值得敬重的人物應該進入今天普通中國人的文化記憶？
我們注意到，在諸子百家匯聚的稷下學宮中，曾經來過一個風度翩翩的楚國官員，他就是屈原。
屈原是一個世界奇跡：
第一，他的死距今已有近兩千三百年，在這麼漫長的時間裡，卻被那麼多中國人年年祭祀，這在世界歷史上找不到第二個例子；
第二，這個被祭祀的人不是皇帝，不是將軍，也不是一個哲學家，而是一個詩人；
第三，對孔子的祭祀，主要集中在曲阜和各地的一些文廟裡，而對屈原的祭祀卻遍佈全國任何角落，只要有江河，有村落，到了端午節，包粽子、賽龍舟，到處都在祭祀；
第四個奇跡是，雖然有那麼多人在祭祀他，但是能夠讀懂他作品的人卻少而又少，大家其實是在祭祀一個自己並不瞭解的人。
這四個奇跡加在一起，就構成了中國文化一種非理性的驚人動員力和普及力。這種情景已經遠遠大於祭祀對像本人，而是一種大眾的精神需求。我們平常研究中國文化，大多就一個人論一個人，忘卻了數千年來一個龐大人群不約而同的集體行為。我覺得在文化上沒有別的事情比這件事情更宏大的了，直到今天我們只能驚歎，不能讀解。
正因為不能讀解，我們仍然只能回到屈原本身。但一說到屈原，我們不要一下子陷入書獃子的泥坑。首先應該花一點時間想一想自己的祖父、曾祖父年輕時划龍舟的姿態；祖母、曾祖母年年包粽子的辛勞，想想那些充溢在中國大地、甚至世界很多華人社區的划船聲、粽子香……
屈原活了六十二歲，這個時間不算太長，也不算太短。我們可以把他的一生做一個簡單的劃分。
第一階段：年少得志，二十二歲就做到了楚國的高官；
第二階段：受到小人的挑撥，失去君主的信任，離開統治核心，鬱鬱寡歡；
第三階段：楚國遇到外交災難，由於耿直的諫言，他第一次被流放；
第四階段：第二次被流放，這次流放長達二十年，直到自沉汨羅江。
為了更多地瞭解他，我想聽聽諸位對他人生起點的看法。
王牧笛：屈原出生於公元前339年，一個非常特殊的日子：庚寅日。據說庚寅日出生的男人很特殊，當時被認為是一個巫神。傳說，屈原出生當天他家屋頂上有道彩虹貫頂，這成了屈原此後追溯自己生平時引以為榮的資歷一《離騷》開篇就說「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他多次提到自己這一脈與黃帝的淵源，從小就樹立了一種「家族榮譽觀」；他接受的教育不光是楚國當地的，還包括中原的詩書、禮儀、經書的浸淫。屈原在楚國當外交官的時候，在齊國的稷下學宮跟學者名流們泡在一起，充分浸染了那裡的學風。
王安安：屈原年少得志的時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18年——這一年的春天，屈原出使齊國訂下「齊楚之盟」，受到齊宣王的賞識，在政壇嶄露頭角。屈原逐漸被楚懷王委以重任，「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就是幫助楚懷王制定內政外交的重大政策方針。
余秋雨：屈原出身的王族世家已經有點敗落，所以貴族的「貴」是貴在他所受的教育上。司馬遷說他「博聞強識」，說明他接受教育的效果很好。估計他的形象不錯，否則《離騷》裡不會有那麼一些句子，描述自己喜歡在服裝上下工夫，愛打扮，並且總在自我欣賞。
於是，根據自己家庭的歷史以及自己出生的時間，他突然覺得自己有某種「天命」。《離騷》也就由此開篇。屈原的高貴，包括血統的高貴、地位的高貴、知識的高貴、形體的高貴、姿態的高貴，成了他文學陳述的進入方式。其實，也是他政治生涯的進入方式。
不過這也帶來一個麻煩：就像歷史上的許多貴族子弟一樣，他們總是自信滿滿，覺得自己擁有理想和使命，卻不善於在前後左右周旋。他們不太懂得政治生態，比如看不得小人臉色，聽不得言不由衷，更不願意由自己來說一些俯仰上下、左右逢源的話。其實一旦躋身政壇就不能全然拒絕政治慣性，這是連孔子、孟子都不能拒絕的。但是，屈原的理想化潔癖使他成了一個缺少彈性的人。因此，當我們看到屈原在作品中不斷強調自己的高貴、潔淨時，我們就知道，等待這位男子的一定是悲劇。
何琳：他那些理想高遠的話，包括那種自豪感，可能別人不好理解，如果不能沉浸到那個世界中去，就會認為他是自大。其實那不完全是自大，而是一種理想，把自己跟天命放在一起的理想。因此，他的悲劇不是自大者的悲劇，而是理想者的悲劇。
余秋雨：說得很對，理想者的悲劇更能說明屈原，也更能打動人心。但是，請注意「理想」和「自大」並不是對立的概念，理想者的內心必然會有自大的成分，這是和沒有理想的人的一種天然區分，結果使沒有理想的人難於接受。「不自大」的理想者，只是把「不自大」當做一個實現理想的親民策略。但是，屈原沒有這種策略。
沒有策略而躋身政治，就會遇到一個天然的困境：即使是潛在的盟友，也都沒有那麼高貴和純淨。當你沒有爭取盟友的能力，只是企盼著人們理解你的理想而成為你的盟友，但這種企盼一定落空。一切潛在的盟友都會因你的驕傲而產生心理隔膜，自然地投向一些笑臉，而那些笑臉很可能出自於小人。請注意，不是投向有強權的壞人，而是投向小人，因為小人沒有明確的政治主張，讓一切投向他們的人感到一種處於中間狀態的安全。於是，小人的隊伍大大擴充，而原先潛在的盟友，也必然在小人的王國裡激發出更多的小人心理，形成一種遼闊的政治氣候。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屈原很快就置身於覬覦、嫉妒、冷眼、誤會的包圍中，而他的主要對手，其實就是小人，而且是和權力連接在一起的小人。
好，那就讓我們說說這方面的事情Ⅱ巴。哪一位來說？
叢治辰：那就我來說吧。屈原年少得志，受到楚懷王的信任和重用，因此招來很多嫉妒者，其中的上官大夫靳尚就策劃了一件事情：屈原正在替楚懷王擬定一個憲令（國家法令），他來了，說：「你能不能把憲令的草稿給我看一下？」屈原想：「我把草稿給你看了，被你私自篡改豈不麻煩？」於是拒絕了，那人就灰溜溜地走了。
這個人為什麼會跑過來看草稿呢？因為屈原老說自己是「受天命」的，政治主張上很「改革」。而靳尚，包括後來參與到陷害屈原事件中的公子子蘭、鄭袖都是保守派，這個草稿很可能傾向於改革，屈原擔心讓他們看了，他們會篡改。於是，就把靳尚給得罪了。加上以前的一些積怨，他就到楚王那裡，演了一出小人戲。他一見楚王就說：「大王啊，您要改革，為此要做個憲令，大家都知道這是您的英明，屈原只是給您打個草稿罷了，誰知他每寫完一條就出去吹噓，說：『你看看我多牛！這些都是我寫的！』」小人不僅會對當權者諂媚，而且很會抓住人的弱點：屈原確實有點自戀！這麼一挑撥，楚王果然很不高興。屈原就這樣遭到了楚王的疏遠，以致流放。流放是屈原的不幸，卻是中國文化的大幸——正是因為流放的鬱悶，屈原才寫下了千古不朽的《離騷》。
王安安：屈原的流放是靳尚、鄭袖和楚王三人合力造成的。一個成功的統治者、英明的領導人，對小人的讒言理應有一套自己的判斷標準和處理方法。所以，楚懷王對此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余秋雨：但是，同時你應該看到，造就屈原深切詩情的，恰恰也有這個楚懷王的一份。屈原不管受到多大委屈，對楚懷王的情感一直無邊無沿。他走得再遠，也把楚懷王作為一個傾訴對象。因此，不管我們多麼責怪楚懷王，他也是屈原詩歌中的一個主角。我這麼說，又是文學思維與政治思維的一個重大區別了。
即使從政治思維來說，楚懷王也讓屈原割合不下。楚懷王能夠在屈原那麼年輕的時候對他加以重用，可見眼光獨到。他交給屈原的任務，也是當時楚國政治、外交上的敏感點，因此他不能不對屈原的所作所為高度敏感。屈原不可能傲視楚懷王，但純淨如他，又必然把楚懷王對他的任用看做是一種全方位的信任，因此不會曲意奉承，只會岸然自得，這種神情也會讓楚懷王覺得不舒服。而這種不舒服哪怕只有一點點，也是小人挑撥的起點。屈原始終不敢承認，他對楚懷王一廂情願的知心判斷只是一種幻覺。由幻覺所產生的期待又切斷了他與楚懷王進行政治對話的正常方式，這就造成了無可挽救的分裂。
正是這種分裂，產生了一種正面效果：使中國的文學和詩歌，從政治語境中分裂出來，漸漸自立自為。屈原，在流放地讓詩歌流放，並因流放而獨立，而偉大。屈原的生平記載是從遭受誣陷開始的，諸子百家中只有韓非子與他相似。但韓非子主張殘酷的刑罰，所以很少得到後人的同情。因此，由屈原，人們開始用集體情感救贖一個個遭受誣陷的文人。
諸子百家的流浪是一種主動選擇，而屈原的流浪卻是一種被迫無奈，這又構成了另一個起點：自屈原以後，中國知識分子主動流浪的人越來越少，被迫流浪的人卻越來越多，最終組成數量龐大的貶官文化。屈原就是貶官文化的起點。
現在我建議談談屈原流放的事情。
王牧笛：屈原的第一次被放逐與一次外交災難有關，他生於「天下一統」的前期，一個縱橫捭闔的外交時代。當時幾乎所有的政治家都要回答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們要聯合誰？反對誰？」作為政治家的屈原，對這個問題的判斷是比較準確的，那就是「聯齊共抗虎豹之秦」。可是，在某種程度上說，他的實踐是失敗的，尤其是他出使齊國，而秦國的張儀出使楚國，在這場PK中，屈原輸給了張儀。原因很簡單，屈原的高貴人格中容不下欺騙。張儀用「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的謊言欺騙了楚國，取得了外交聯合中的勝利。張儀也好，蘇秦也好，韓非子也罷，作為政治家，他們雖說失去了祖國，但贏得了天下，是成功的。但屈原失去了天下，也失去了祖國。他的被放逐、流浪是一種宿命。
劉璇：屈原第二次被流放，是在「六百里事件」之後的又一騙局之後：懷王被騙去秦國談判，被埋伏的重兵抓起來當人質。楚國沒有受秦國要挾，而是扶頃襄王上了台。按道理來說，頃襄王應該討厭上官大夫靳尚，因為當初楚懷王被劫去當人質，就是這些投降派鬧的。但這種討厭持續了沒多久，頃襄王就又開始親近他們，為什麼？他這個心態跟南宋第一個皇帝趙構很像，因為懷王還沒死，如果懷王回來了就會威脅他的王位。所以，他不希望抗秦派占主導地位，於是就越來越傾向這些投降派。這些人又製造了一個陷阱，就是誣陷屈原，把他流放。流放的時間有不同版本，最長的說法是二十年，總之是屈原到死也沒有再到過長江以北，再沒有回到楚國的政治中心。
余秋雨：屈原的第一次被流放是在三十五歲左右，時間是四年，流放地是現在湖北的北面，大致在現在襄樊的西北；第二次被流放是四十三歲左右，一直到他六十二歲時投江，流放地是湖南的湘水、沅水一帶。這兩次流放，某種意義上說使屈原遠離了首都的各種政治災難，不再日日夜夜有那麼多切膚之痛了。痛苦當然還存在，但有了層層疊疊的阻隔，昇華為一種整體憂傷的精神格調，與山水相融，得以從政治鬱悶蒸騰為文化詩情。這就是流放有可能產生的文化意義。
難過歸難過，但他卻由此走向偉大。他的《離騷》到底寫於什麼時期，直到現在還有爭論。一般認為是在他第一次流放之後，也就是三十五歲之後寫的；也有的人認為是寫於第二次流放之後。這個爭論很有趣，因為這與文學創作的某種規律有關。
一派認為，《離騷》這部大結構的詩歌作品，能夠一氣呵成，不見斷續痕跡，寫作時的年紀應該不會太老；另一派認為，《離騷》所表達的悲憤和對生活的看法，好像得有兩次流放才寫得出來。
我比較贊成第一派的觀點。因為《離騷》裡反覆講到：趁現在年紀還輕，要做很多事情。這顯然是年輕人的口氣。屈原後來的作品中經常出現感歎自己上了年紀的話。而且，《離騷》所透露出來的一股氣，確實是以香草、美人作為象徵的一股盛年之氣。
我歷來非常注意文學作品中隱藏的那股氣，似乎不可捉摸，卻又撲面而來。文章是生命的直接外化，這股生命氣息是文學作品的靈魂，時時刻刻在誘導著我們自己的生命氣息。就像我們見一個人，直接感受的並不是他的檔案資料和他的學術觀點，而是從眉眼姿態中洋溢出來的那種氣場。《離騷》的氣場，比較年輕。
萬小龍：從秋雨老師的講述可以明白，不幸的人生遭遇能夠成就文學上的偉大，連流放也能強化生命意識。但是，這個生命過早地結束了，我認為屈原最大的悲劇莫過於投江自盡。在這之前有個非常有趣的故事：他走到江邊問一位漁夫，汨羅江怎麼走？漁夫說：「你去那兒幹嗎？」屈原說：「我要投江自盡。」漁夫說：「你為什麼這麼幹？」屈原就說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話：「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還打了個比方，說：「我這個剛洗完澡的人，肯定要抖抖衣服上的灰塵，彈彈帽子上的塵土，來顯示我的純潔和高貴。」漁夫就說：「傻帽，你書讀得太多了吧！」不久，屈原就投江了。這個日子就在農曆五月初五左右，本來是民間的一個節日，因為屈原的故事，後來逐漸演變為包粽子紀念屈原的端午節。
余秋雨：屈原投江是一個悲劇，但是我不贊成對其作一般意義上的哀痛理解。
這裡有一個前提：屈原生活在一個巫風很盛的地區。人們經常舉行的對各種神靈的祭祀，是一種淒美的儀式。龍舟和粽子，都是這個儀式的一部分。屈原的投江，是自古以來由人人神的巫儺儀式的延續，也是對此後一個新的祭祀命題的開啟。
屈原在流放期間，非常充分地瞭解了當地的原生風習、民間崇拜。我們應該明白，這一切對於一個頂級詩人的吸引力，實在太大了。他的生命，必然會融入神話和大地之間，甚至已經成為山水精靈、天地詩魂，不再僅僅是一個失意謫官。在這個意義上來理解他的投水，以及民眾的千里祭儀，就是另一番境界了。
許多年以後，西方一些詩人和哲學家也都選擇了和屈原一樣的歸宿。海德格爾在解釋這種現象時說，人對自己的出身、處境、病衰都沒有控制力，唯一能控制的就是如何結束自己的生命，這是最重要的哲學問題。我們對屈原之死的理解也應該提升到更高層面，而不能過多地以官場邏輯來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