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研究屈原，可以動用很多文化方位。今天我們不妨換一個角度，從地域上來討論他。地域文化，是文化課題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
大家應該還記得，我們在講墨子的時候曾經提到，墨子為了救宋，從泰山腳下步行到楚國的都城，走了十天十夜，黑衣服、黑臉，腳上受了傷，就從黑衣服上撕下一塊黑布條，包著黝黑的腳，繼續走。
在這條路上，曾經有一個人逆著墨子的方向走，起點和終點也正好對調：從楚國出發，走到泰山腳下。有趣的是，這個人的衣著、面貌、姿態也一定與墨子完全不同，他就是屈原。屈原是作為楚國的一個官員去拜訪稷下學官的，如果用一句現代散文化的語言來說，這是長江文明的最高代表去拜訪黃河文明。
中華文明是大河文明，在很長時間內主要是兩條大河，那就是黃河和長江。黃河流域是中華文明邁出一系列關鍵性步伐的地方，無論是黃帝、炎帝的主要活動區域，老子、孔子的行旅中心，包括更多政治行為的發生地，都離不開黃河。
但是，已經有越來越多的考古事實證明，長江流域的古代文明也很古老、很發達。只不過，在一次次考古發現之前，人們還很難提出長江文明不輸於黃河文明的證據。於是，屈原的出現，如孤柱獨立，如一帆高矗，使長江文明獲得慰藉。
長江文明與黃河文明有明顯的區別，但是，四周有著山海屏障的中華文明，自黃帝開始直到夏、商、周，都產生了追求整合和統一的意向。按照德國社會學家麥克斯·韋伯的說法，由於黃河、長江都橫貫萬里，又連年發生災難，僅僅出於治河的目的，幅員廣闊的中國也必須統一而不能割據。如果說出於治河需要的統一是東西統一，那麼，東西統一又必須帶動南北統一。儘管這種統一，常常是通過一次次內戰的方式來實現的。
於是，屈原就被嵌在一個兩難境地中了：一方面，他可以代表長江文明來拜訪黃河文明；另一方面，他又必須抵拒立足黃河文明的秦國來保衛立足長江文明的楚國。
在他的時代，一種由秦國為代表的謀求全國大統一的努力已經開始。從歷史的大視野來判斷，秦統一中國是必然趨勢，因此屈原試圖保衛楚國的訴求雖然感人卻可能是一種歷史障礙。請記住，很多歷史障礙都是感人至深的，很多歷史開拓都是讓人驚恐的。
在屈原身後，秦滅了楚並統一了中國。但是，秦的統治時間不長，當漢朝很快建立起來的時候，人們發現，那又是楚的一次勝利。
這裡就出現了一個尖銳的問題：現在有不少文化學術界人士還把屈原稱為「愛國詩人」，這個稱號放在他身上合適嗎？這裡的「國」，是楚國、秦國，還是中國？對於這個問題，我很想聽聽諸位的想法。
王牧笛：我覺得「愛國詩人」這稱謂還是挺好的。一是因為，既然大家都這麼叫了，將錯就錯，這個錯是有合理成分的。可以理解為愛土地、愛故鄉，如果屈原少了這一層的含義，他的精神內涵也少了很多魅力。我記得蕭伯納說過這樣一句話：「愛國主義是一種信仰，你相信你的國家優於其他一切國家的唯一理由就是因為你生在那裡。」前幾天看的話劇《哥本哈根》裡有一句台詞蠻震撼的，德國人海森伯說：「人們有時候會錯誤地以為一個正好處於戰爭不正義一方的人民，會比較不愛自己的祖國。」
屈原在感情上肯定是趨向於自己的國家勝利，而不希望別的國家把自己的國家打敗。這種感情是無可爭議的。
王安安：我不同意。「愛國」和「詩人」是沒有關係的兩個詞。倒不是說詩人就不應該愛國，而是說，詩人就是詩人，沒有什麼愛國不愛國的，這是兩個不同的判斷標準，同時拿來評判一個人，會產生沒有必要的障礙。作為一個有這麼高的文化素養的藝術創作者，對自己祖國的愛，就像他愛母親、愛父親一樣，是一種本能。如果因為他寫過很多的愛國詩篇，就把他叫做「愛國詩人」，那冰心寫過很多愛母親的散文，她是不是就應該叫「愛母作家」？
叢治辰：冰心也被稱為有母性的作家、有愛心的作家啊，為什麼不能把「愛國」跟「有母性」「有愛心」同樣單純地看作一個修飾定語，而一定要作為價值評判的定語來對待呢？你們可能正是政治敏感度太高，才把一種有可能創作出純文學來的說法套上了政治概念。
王安安：政治概念和純文學概念可以並存，但我心中的政治概念要比「愛國」大得多。我覺得屈原在汨羅江畔自沉的感覺，也許就跟孔子當時在魯國西狩獲麟，「鳳鳥不至，河不出圖」的感覺有共通性，都是感慨自己的理想不能在有生之年實現。可以說它是跟政治聯繫在一起的，但這不能用「愛國」這麼一個非常現代而概括力不足的概念去說它。他最終感歎的不是他的國家被吞併，而是一種高貴文化被虎豹豺狼的文化所吞併。
萬小龍：我覺得這個「愛」字需要考察：「愛」在古代也有「吝嗇」的意思。我們說的這個愛，究竟是偏私還是博愛？是只愛自己的祖國，把它所做的任何事情都認為是正義，別人所做的任何事都認為是不正義？還是在對祖國抱有溫暖感情之外，還能夠允許別的文化生態存在？
余秋雨：這樣的討論還會進行下去，說不定下一代還會延續。
我的態度很明確：站在少數派一邊，不贊成把屈原說成「愛國詩人」。理由有下面三條——
第一，屈原如果生活在中國已經統一的時代，一定非常愛國，這是沒有疑問的，但是，他當時所愛的，明明白白只是楚國。他的故事太有名，這一點早已人所共知，很難「泛化」得了。楚國是諸侯邦國，與秦漢之後的統一大國在概念上根本不同。如果認為這兩種「國」可以互相置換，那麼，諸子百家中會冒出來多少「愛國學者」？推衍到後代，《三國演義》裡邊的諸葛亮、曹操都成了「愛國將領」，連寫了「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李煜都成了「愛國皇帝」，這能讓人受得了嗎？
第二，即使能把「愛國」兩字泛化，讓人忘記具體的楚國，那也還是一個政治概念。屈原是一位大詩人，文化大於政治，沒有必要在文化命題之上再套一個政治帽子。這就像，沒有必要把老子、陶淵明說成是「不合作主義作家」，把杜甫說成是「民本主義詩人」，把陸游、辛棄疾說成是「反侵略文化精英」，把《紅樓夢》說成是「宮廷影射小說」。文化，不應該成為政治概念的附庸。政治概念容易讓某些低層文化產生一時的號召力，卻會把真心宏大的文化扭曲和閹割。
第三，更重要的是，中華民族對於屈原的千年祭祀早已不分地域，不管是當初被楚國侵略的地域還是侵略過楚國的地域，一到端午節都在划龍舟、包粽子，這就證明了文化無私、文化無界，證明了文化有可能消除以往的政治鴻溝、地域隔閡。我們如果用曖昧不清的「愛國」概念重新激活千年前的政治界定，那麼，客觀上是把一個大家庭裡的兄弟推向敵對營壘。於是，龍舟遇到了江上鐵索，粽子也只成了小地方的土產。這是大家願意看到的嗎？
記住，不管有多少漂亮的名號，我們都不能夠把文化做小。把文化做小，是一些滿腦子只有政治概念的文化評論者們的專業，他們只有通過層層切割才能構建自己的所謂「學問」。對此，我們在座的北大學子千萬不要上當。